几周之后，泰勒女士确定哈罗德已准备好继续前进到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终阶段。最优秀的学习者在开始撰写论文前，首先要花时间进行信息编码。而哈罗德现在已经花费了数月时间对信息进行编码和再次编码，是时候提出讨论并归纳观点了。
哈罗德在他的一篇日志里绘制了一幅图画，命名为“毕业舞会上的伯里克利”。画中一个穿着希腊式长袍的男子，被一群穿着燕尾服和礼服的孩子围在中间。泰勒女士建议他用这幅画的标题给论文命名。她注意到哈罗德在日志中交替着记录他对古希腊的研究和高中生活，但是创造力来自两种彼此不一致的知识网络的混合。她希望他把对古希腊的想法和对自己的看法整合到一起。
哈罗德坐在家里，面前的地板和床上铺满了书和日志。如何将所有这些内容转化为一篇12页的论文？他读着自己的旧日志，其中有些内容让他有点尴尬。他翻了翻几本书，同样没什么想法。他给朋友们发短信，玩了几个单机游戏，浏览脸谱网（Facebook），又回头翻书。他不停地打断自己的思路，再重新开始。人们在执行任务时如果被打断，就需要多耗费50%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而且会多犯50%的错误。大脑不能很好地同时执行多项任务，它需要连贯的思路，在不同的激发网络之间连贯地转换。
问题在于哈罗德并没有掌握他的资料，而是被资料控制了。他从一项事实跳到另一项，并没有找到把它们组织起来的整体方案。他现在有点儿像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ii），这位生于1886年的记者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向舍雷舍夫斯基展示了一个由30个字母和数字组成的复杂方程式，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他们把这张纸放在一个盒子里，封存了15年。当他们拿出这张纸时，舍雷舍夫斯基能准确地回忆出方程式的内容。
舍雷舍夫斯基能够回忆，但却不能提取记忆。他的生活中有大量的随机事件，但他无法将它们组织为可重复的模式。最终他甚至无法搞清隐喻、明喻、诗歌乃至复杂句子的意思。
哈罗德也有点儿处于这样的僵局，尽管程度没有这么严重。当他考虑与高中相关的知识时，运用的是某种特定范式。当他考虑与古希腊相关的知识时，运用的是另一种范式。这两种范式无法契合在一起。他没有任何可用于论文的核心论点。作为一个正常的17岁的孩子，他决定抛开论文去睡觉。
第二天晚上，他关掉了手机和电脑，下定决心集中注意力，让自己远离网络生活的数据迷雾，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进展。
他没有直接开始动笔，而是回顾了《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里记载的伯里克利在葬礼上的演讲。阅读经典作品的好处在于，更容易让思维进入活跃状态，而在哈罗德读过的所有书中，这篇演讲最能激发他的想象力。例如，伯里克利歌颂了雅典人的文化：“我们崇尚美丽的事物，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奢侈；我们崇尚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变得柔弱。我们把财富当做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做可以夸耀自己的本钱。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为避免贫穷而不择手段。”
哈罗德被感动了，精神层次得到了提升。感动他的与其说是演讲的内容，不如说是崇高的语调和英雄气度。随着演讲的精神进入他的思维，他的情绪改变了。他开始思考英雄主义，思考那些通过英勇斗争获得不朽荣誉、贡献生命为国家服务的男男女女。伯里克利对这些杰出人物的歌颂，为他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模式。
哈罗德开始考虑他知道的不同类型的古希腊英雄：战争狂人阿喀琉斯；寻求回到家庭和妻子身边的聪明领袖奥德修斯；在温泉关舍生取义的莱昂尼达斯；通过欺诈和操纵拯救了国家的提米斯托克利；将生命奉献给真理的苏格拉底；绅士与政治家伯里克利。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哈罗德考虑了伟大人物的这些不同表现。他凭直觉知道，论文的关键就在于比较这些伟大人物的不同风格，找到其中相同的线索。他的潜意识告诉他，他已经踏上了正确的道路。他感觉答案似乎就在舌尖，随时都可能喷涌而出。
自他开始撰写论文以来，他的注意力第一次真正地集中在手边的任务上。他重新翻开手边的书和日志，寻找不同类型英雄主义的例子。他被史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所谓的“迟钝的直觉”主导了。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他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会遇到阻碍，绕许多个圈子，直到解决方法闯入他的脑海。
我们总是被各种各样分散注意力的信息所困扰。然而在激发状态下，哈罗德把跟古希腊英雄主义无关的一切想法排除在外。原本会干扰他的音乐仿佛被调成了静音。声音和色彩都消失了。科学家们称此为“准备阶段”。当大脑专注于一件事时，其他区域（例如视觉皮层和感知区域）会变得迟钝。
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里，哈罗德对自己施加压力，试图撰写出一篇同时关于古希腊和当代英雄主义的论文。他关注的范围已经缩小，但仍没有形成单一的论点。所以他再次浏览他的书和日志，看看是否会突然形成某个观点或论点。
这是艰难且令人沮丧的工作，就像接连去推一连串门，等着打开其中一扇。然而，那些闯进哈罗德大脑的模式没有一种能概括他的思维。他开始记笔记。当他产生一种想法时，会看到零散的一页纸，意识到几个小时前他就有过相同的想法，而他已经忘记了。为了突破短期记忆的限制，他开始分类整理笔记和日志，在地板上堆成几堆。他希望整理过程能给他带来一些灵感。他将关于勇气的笔记放在一堆，关于智慧的放在另一堆，但随着时间过去，这些分类方式开始显得有点太过主观了。他让自己放松，有时候答案似乎就在几毫米以外，触手可及。他会跟随某种直觉，某种来自潜意识的细微信号，但他仍没有任何整体概念。哈罗德已经“到达”但还没有“重复”。陷入僵局让他感到疲倦。
他再次收工，上床睡觉，这是他能做的最明智的事。科学家们对于睡眠的作用争执颇多，但许多研究者都坚信，大脑在人睡眠时会巩固记忆，整合白天学到的知识，强化由前一天的活动导致的大脑变化。德国科学家简·博恩（Jan Born）向一组人出了一系列数学问题，要求他们发现解决问题的规则。在解题期间睡了8小时的人，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比一直不停努力解题的人要高一倍。罗伯特·斯提克戈尔德和其他人的研究表明，睡眠至少能提高15%的记忆力。
哈罗德睡醒后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阳光穿过树梢投射进来。他漫无目的地想着，想着他所处的时代、他的论文、他的朋友以及一连串杂乱无章的事情。在这样的清晨时分，人们的大脑右半球通常很活跃。这意味着他的思维处于漫游状态，而非牢牢地聚焦于一件事，他的思维状态是漫不经心的。接着一件事情发生了。
如果此刻科学家将他的大脑接通电极，会注意到他的右脑发出的α波激增。伦敦大学的乔伊·巴特查里亚（Joy Bhattacharya）发现，这样的激增通常出现在人们顿悟解决谜题的方法之前8秒左右。按照马克·强比曼（Mark Jung-Beeman）和约翰·考尼尔斯（John Kounios）的说法，在顿悟发生前1秒内，加工视觉信息的区域会变得迟钝，将分散注意力的事物排除在外。在顿悟前300毫秒，γ波会达到峰值，这是最高频率的脑电波。右耳上方的右侧颞叶会变得非常活跃。强比曼和考尼尔斯认为，正是这一区域将来自不同大脑区域的信息片段整合到一起的。
哈罗德体验到了他的顿悟时刻。他的眼睛睁大了。他瞬间感受到强烈的喜悦。是的，就是它！他的思维已经跃过了虚无的空间，用新的方式整合了他的想法。他瞬间知道自己已经解决了问题，他已经有了论文的主题，尽管他暂时还不能真正说出解决办法是什么。原本没法整合的模式仿佛突然整合到一起了。这是一种感觉而不是念头，一种近乎宗教联系的感觉。正如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人类思维中最致命的错误》（On Being Certain）中所写的：“了解、正确、确信和确定的感觉并不是故意做出的结论与有意识的选择，它们是我们的一种心理感觉。”
他的顿悟是关于动机的。为什么阿喀琉斯要用他的生命冒险？为什么温泉关的人们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伯里克利为自己和雅典寻找什么？哈罗德在学校里为自己寻找什么？为什么他想要他的团队赢得全州锦标赛？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他偶然读到的一个希腊语单词：thumos。哈罗德周围的人们都有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动机：赚钱、取得好成绩、进入一所好大学。然而，这些动机不能解释为什么哈罗德要做他所做的事，为什么古希腊英雄要做他们所做的事。
古希腊人拥有另一种动机结构。Thumos是对于认可的欲望：渴望你的存在为人们所认可，不仅现在被认可，而且永远被认可。这个词意味着对永久声望的追求——赢得他人的钦佩，也值得人们钦佩，这比单纯的“出名”更加深刻。哈罗德的文化背景中并没有一个词能描述这种欲望，但thumos很好地解释了他的这种感觉。
在一生之中，他一直玩着想象的游戏。他想象自己作为一个男孩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掷出了完美的传球，从险境中拯救了他最喜欢的老师。在每一次的幻想里，他的胜利都会为家人、朋友和周围的世界所见证。这种孩子气的想象是thumos的产物，对于认可与联合的渴望，让关于金钱和成功的其他动机黯然失色。
Thumos的世界更像是一个英雄的世界，而非哈罗德看到的这个资产阶级和野心家的世界。在他所生活的现代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最原始、最低级的：所有人类发源于共同的祖先，共同拥有某些原始的特征。但古希腊人倾向于相反的假设：人类在最高层次上是统一的，一个人的本质距离理想程度越近，就越接近统一的人性。Thumos就是人提升到这种高度的驱动力，是关于成功的梦想：一个人自身最优秀的一切与宇宙间永恒的一切完美地融为一体。
哈罗德的顿悟在于把古希腊的词汇——thumos、arete（勇气）、eros（爱）——应用到他的生活之中。他把两个不同的观念空间整合到一起，让古希腊世界更容易理解，也让他自己的世界充满英雄气概。
他开始奋笔疾书，写下关于论文的摘要，描述thumos的驱动力，以及希望得到认可的驱动力在高中生的各种行为中发挥的作用。他用新的方式将原有的信息整合到一起。有时他感觉好像是论文自己在撰写自己，文字自动奔涌而出。当他深深地沉浸在撰写中时，几乎感觉自己并不存在，只有任务存在。它发生在他身上，而非因为他才发生。
编辑和修订论文仍旧不是容易的事，但文章毕竟有了。泰勒女士为这一成果而高兴。尽管文中有些地方稍显偏激，有些部分过于直白，但在每一段中都可看出哈罗德的狂喜。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教会了他如何思考。他的洞察力让他可以用新的方式理解自己和他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