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文博 著
弗洛伊德（1885年单人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的鼻祖，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主义的缔造者。
一、家庭教养
（一）家庭生态
一个人的思想、理念、学说总是与他个人的生态息息相关。弗洛伊德在其《自传》的《补记》（1935）中曾写道：“我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这两件事密切相关。《自传》说明了精神分析学是怎样成为我生活中的全部内容的，并且正确地表明，同我这一科学的关系比较起来，我没有什么其他更有意义的个人经历。”10事实上，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许多论点和论证正是以他特殊的个人生活经历，尤其是他自己的童年经验、梦的解析及其同他的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为素材而提出来的。弗洛伊德的个人生态、家庭教养及其影响，是我们分析和理解弗洛伊德的人格及其学说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把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发展历程同他的个人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直接有助于我们了解弗洛伊德所处的微观环境（家庭及其人际关系）、文化氛围及其个人心理特征（如性格、气质、爱好和才能）在这一学说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在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Moravia）的一个小镇弗莱堡（Freiberg）。11该镇在摩拉维亚的东南部靠近加里西亚（Galicia），距离维也纳大约150英里，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管辖（现为捷克的普莱波，Pribor）。摩拉维亚经济比较发达，较早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仅五千人的弗莱堡，就有几十家各种各样手工工场，它比附近的斯洛伐克先进得多。摩拉维亚民族矛盾尖锐，自从17世纪20年代丧失独立而沦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以后，捷克这个民族的一切独特的东西被扼杀了。特别是犹太人就处在这种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最底层。
1856年5月6日，弗洛伊德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之施洛色加西街117号
弗洛伊德的家族是犹太人。他的曾祖父埃弗莱姆和祖父斯洛莫都是犹太教的拉比。12当弗洛伊德出生时，作为对他去世的祖父的纪念，他的犹太名字也叫斯洛莫。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自传》中写道：“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而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在莱茵河（科隆一带）定居已经相当长了，但是由于14、15世纪中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才向东逃走，而在19世纪中，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迁回德属奥地利。”13应当说，犹太人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特别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歧视、侮辱和压迫，不仅成为弗洛伊德一生成长的精神动力，而且始终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科学研究的道路。
弗洛伊德的父母都是传统的犹太人。父亲雅可布·弗洛伊德（Jacob Freud，1815～1896）是一个经营平平的毛织品商，母亲阿玛莉·纳丹森（Amalia Nathansohn，1838～1930）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弗洛伊德出生时，他父亲已40岁，并且已经做了祖父，而他的母亲却只有20岁。全家人口很多，除了父母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他们均已成家，又有儿女，侄儿、侄女一直成为小叔弗洛伊德童年时玩耍的伙伴。弗洛伊德母亲又生了八个孩子，他是长子，还有两个弟弟，五个妹妹（安娜、保琳、玛丽、罗萨、多尔菲）。
弗洛伊德全家摄于1876年，他中立正位，右面背对着他的是其同父异母兄弟伊曼努尔。后排左起：他的妹妹保琳、安娜；后排右起：表舅西蒙·纳森，妹妹玛丽和罗萨。中排坐者为弗洛伊德父母与妹妹多尔菲，座位上的小孩可能是弗洛伊德的小弟亚历山大，另外两个小孩不知是谁。（选自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2004，第2卷）
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可布曾是布拉格和维也纳在加里西亚的代理商。仅一年就销售过1300包生羊毛，经手的资本和获得的利润都很可观。刚搬到弗莱堡时，还到摩拉维亚、加里西亚和奥地利等地去买卖牛羊、牛肉、牛皮、牛脂、黄麻和蜂蜜等，生意亦不错。但19世纪50年代出现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加之弗莱堡交通又不方便，他父亲不但自己的生意很不好，难以应付所签合同的大量债务，而且还要拿出不少资金救济弗洛伊德两个哥哥经商的失败。可能这些原因，加上逃避征兵，他两个哥哥带家眷移居于英国曼彻斯特，仍然经营毛织品生意。
1859年雅可布将全家迁往莱比锡，1860年又搬到维也纳，当时弗洛伊德才4岁。因维也纳资力雄厚的商行地位牢固，他父亲缺少资金无法与之竞争，只好在羊毛和纺织行业里当个雇员，也干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当雅可布找到一个好工作时，为安娜买了一架钢琴，添置了一盏可调节的汽油灯挂在饭厅的餐桌上方，还给家人买了新衣服，照了全家合影，多给西格蒙德一些买书钱。但当父亲工作收入不多或被辞退时，弗洛伊德一家就只好生活在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里。到弗洛伊德懂事的时候，父亲已没什么钱了。常常听到母亲阿玛莉发愁地说：“没什么可花的了。”当全家困窘时，他两个哥哥不时予以接济。全家人口多、负担重，这个家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艰辛中度过的。这也是弗洛伊德终生都对金钱存在着一种焦虑感的原因。总的来说，父亲想方设法保持住了中等生活水平，月收入300～500盾，相当于120～200美金，虽然不多，也算够用。14
（二）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深受社会影响，同时也影响社会。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在人的一生中起着奠基作用。父母及其他成员的思想、品行、性格、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弗洛伊德在回忆他的童年生活时经常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对他的思想形成和人格塑造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1.母亲的重要影响
16岁的弗洛伊德与母亲合影
弗洛伊德的母亲聪明伶俐，阅历较广，是慈善而虔诚的犹太教徒。她在家中只讲犹太人所讲的“依他语”（一种为犹太人所使用的国际语），而不是她的老家加里西亚的“高地德语”（Hochdeutsch，原为德国南部和中部使用的德语，现为标准德语）。这一点给弗洛伊德从小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母亲对弗洛伊德特别宠爱和关怀。他对母亲也非常依恋和尊敬。他是阿玛莉·弗洛伊德八个孩子中的老大，生来就有一头“幸运的黑发”，母亲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黑鬼”，父母均很喜爱，并予格外照顾。他智力超常，这在其早期就有所表现。家庭尽量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妹妹的房间都用烛光照明，唯独他的卧室点的是盏汽灯。他的母亲喜好音乐，并让他8岁的妹妹去练习钢琴，虽然钢琴离卧室有一定距离，但琴声仍然打扰了他，在他的坚决要求下，终于把钢琴搬走了。因此，家里没有人受过任何音乐教育……15可见，一个10岁的孩子在母亲眼里占何等地位，他的学习又在家庭里多么受到尊重。
弗洛伊德对妹妹有时随便训斥，任意发号施令。和同父异母的哥哥菲力浦（Phillip）的关系很不好。菲力浦比弗洛伊德大20岁，比他母亲小1岁，很早离开家，不赡养父母，弗洛伊德非常讨厌他。据说，在弗洛伊德一次关键性的自我分析中，他发现自己一直相信菲力浦可能是他的生父。因此，他妒嫉他所爱的母亲和菲力浦的关系，进而由妒生恨。这个分析支持了他从许多病人身上所发现的即使小孩子，也有性生活的结论。
由于母亲对弗洛伊德深切关怀，加上母子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比父子长达34年之久，因而弗洛伊德和母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一生始终热爱和尊敬他的母亲。除了塔洛克（Tarok）的搭档和同事之外，弗洛伊德几乎不把空余时间给任何人，甚至包括妻子在内。但是，他每星期日早晨都去看他母亲，并请母亲去那儿用晚餐，一直到他老为止。16弗洛伊德说：“母亲只有在与儿子的关系中才获得无限的满足；总而言之，这是最完美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所有人类关系中的矛盾心理。”17可能正是这一点，对母亲的热爱使弗洛伊德一生中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妇女背弃或欺骗了他。有的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在他的回忆中把他的母亲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正是他以后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基本发现的基础，也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形成的动力。18母亲特别宠爱、赞赏、期望弗洛伊德，对他的自信、乐观性格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经常说，弗洛伊德将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弗洛伊德对事业的强烈自信心和乐观精神，正是以他母亲的爱为保障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确地说过：“一个无可置疑地深受母亲宠爱的人会终身保持胜利者的感觉，保持经常导致真正成功的信念。”19
2.父亲的特殊影响
8岁的弗洛伊德与父亲合影
与慈祥的母亲相比，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位十分严厉的人。据钢琴教师莫利兹·罗森塔尔说，有一次弗洛伊德与他父亲在街上争论。他父亲对他说：“怎么？你跟父亲对立？我的西格蒙德的小蹄子虽然比我的脑袋更机智，但你休想有胆量同我对立。”当弗洛伊德七八岁的时候，他在房里撒尿（后来荣格说，弗洛伊德一直到成年还患有遗尿症），为此他的父亲斥责和叹息道：“这孩子一点也没出息！”这对弗洛伊德精神上是一次打击。他后来说：“这肯定是对我的抱负的极大打击；所以关于当时的情景的幻影，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而且在梦中，它们始终都同我的累累的成果联系在一起，好像我想说：‘你看，我已经做出了成果！’”
诚然，温暖、热情的母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更为久远。但是，严厉的父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也相当深刻。
弗洛伊德深受父亲自信、乐观、坚强性格的影响。雅可布·弗洛伊德总是好心地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物。他虽然是商人，但为人诚实、单纯、心地善良、助人为乐。据说，弗洛伊德有一次讲到他父亲的为人时说，父亲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米考伯（Micawber）那样，是一个乐天派，他“始终充满着希望地期待着未来”。
特别是父亲那种突出的单纯的性格特征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极大。弗洛伊德讨厌那些使生活变得复杂化的因素，他本人在日常生活细节上极为简单，比方说，他一共只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就是外出度假的时候，他的行李也往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不仅如此，父亲那种突出的单纯的性格，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和思维方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大千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是由最简单的元素组成的，而且即使是它们的那些在表面看来极其复杂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也必然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规律，弗洛伊德把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分析成最单纯的“潜意识”和“性本能”，就是他把复杂的现象还原为简单的因素，确定一个简明的基本结构的明证。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在他漫长的人生中，由一种单纯的生活习惯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弗洛伊德的朋友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也多次说：“弗洛伊德之喜欢单纯和厌恶烦琐，同他性格中的其他两个特质有极密切的关系：他厌恶形式化和对限制的不耐烦。他对形式化的厌恶，有一部分可归因于生长的贫贱环境，使他少有进行社交来往的机会。……弗洛伊德对于复杂的保障性措施最为讨厌。他认为，假如两个人真的互相信赖，这些保障性措施就是多余的，但是假如他们不能彼此信赖，就是有这些繁文缛节的保障，也无济于事……”20
3.父母的共同影响
父母对弗洛伊德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从小注意培养他形成犹太人那种自强不息、反抗到底的民族性格。
弗洛伊德家族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犹太人和日耳曼人杂居的社会里，其中罗马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新教徒和犹太人则占极少数。这样，在弗洛伊德的身上，既反映了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在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所积累的那些复杂的历史经验，又凸显了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10岁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在这个阶段，除了婴儿期由他母亲承担养育外，整个童年期主要由他父亲负责。他的祖辈没有受过什么专门教育，他的父亲也没有受过什么高深教育，但雅可布却用了不少时间研究过犹太教法典《塔尔姆特》。因此，他父亲传授给弗洛伊德的知识主要来自犹太教法典和日常生活经验。
有一次，弗洛伊德回忆了他少年时代对排犹分子的仇恨和反抗精神。他说，大约是在我10岁或12岁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散步，并在闲谈中对我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现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多了。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眼前，并打了我一顿，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我听后，问道：“你当时怎么办？”他静静地回答说：“我走到马路上，并捡起我的帽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没想到这位高大而健壮的、领着小孩子的男人，竟做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行为。我把这种状况同很合我口味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Hannibal）的父亲在祭坛前让他的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自那以后，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名将）……在我的幻想中占领了一个应有的位置。21
由此，滋长了弗洛伊德奋发图强的决心和他父亲所没有的反抗斗争的精神。作为一个犹太人，弗洛伊德经常这样提醒自己：“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藐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甘心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22弗洛伊德从小就敬仰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和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因为正是这两位英雄率领着强大的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歧视和压迫犹太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可见，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宗教、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尤其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长期所遭受的歧视和侮辱，在弗洛伊德的幼小的心灵中早已埋下了不甘屈服、奋发图强的种子，激励着他立志进取和百折不挠地从事关于人类精神分析活动的事业。当然，弗洛伊德成为著名人物的重要因素，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血统，不如说是犹太人从所遭受的压迫中塑造出来的坚强的民族性格。
在弗洛伊德童年期的家庭教育中，宗教知识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弗洛伊德的父母均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父亲给弗洛伊德的教育也多半是与犹太教有关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知识，要求弗洛伊德从小就忠实于本民族的宗教教规，并以《圣经》的精神鼓舞着他不断上进。
1891年弗洛伊德的父亲送给他一本《圣经》，在上面有一段用希伯来文写的赠言：
亲爱的儿子：
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7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万书之本；这是有识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从这里，立法者们引出了他们的知识之流。
你已经在这本书中看出全能者的先见之明，你已经甘心情愿地聆听了它，你已经照此去做，并已经在圣灵的鼓舞下努力高飞。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一本《圣经》。如今，当你35岁寿辰的时候，我把它从它的储藏处中取出，并把它赠送给你，作为你的老父对你的爱的标志。
诚然，弗洛伊德从小就对《圣经》很熟悉，但他却有自己的理解。他从《圣经》上所获得的东西，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有关伦理的知识和古典历史的知识。事实上，在弗洛伊德后来的成长中，他始终对宗教持否定的态度，具有明显的无神论倾向。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现象也是人体神经系统极其复杂的功能，决不能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解释，只能通过决定论的观点来说明。由于弗洛伊德“在整个一生中曾不断地申述自己对古犹太教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亲近感；但同时又强调和肯定自己的无神论观点”，“这种对宗教意识形态的两重态度，既给予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探索，也给予精神分析运动的演化以深刻的影响。”23因此，这种矛盾的态度，我们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即他一方面表现出无神论思想，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弗洛伊德主观臆测的神秘主义倾向。
二、学习生活
（一）中学学习生活
学校是专门传授知识和培养人的教育场所，它对人的发展和职业定向具有主导作用。
弗洛伊德的中学和大学学习生活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当时，正处于维也纳的“文艺复兴”时期，无论在音乐、文学、哲学、数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维也纳都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就。具有光荣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维也纳，不仅为弗洛伊德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且还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构建的天然摇篮。
1865年，弗洛伊德9岁时，由于他智力超常和努力自修，比一般人早一年并以优秀成绩考入了文理中学（亦译完全中学，Gymnasium）。这种学校和一般中学不同，它是8年一贯制（后增至10年），除了学习中学的全部课程外，还学习大学预科的基本知识，毕业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进大学，故此类中学成为学生升大学的唯一阶梯。
弗洛伊德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正像他在《自传》中写道，“我连续七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许多特权，得以保送到大学里就读。”24
在中学时期，弗洛伊德就勤奋好学，求知欲强，兴趣广泛。他不仅努力学好各门功课，而且还喜欢看课外读物，包括历史、文学、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书籍。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语言的学习，并且也有学习语言的天分。他除了很熟悉自己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外，还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并能够十分流利地朗读英文和法文，又自学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特别喜欢英语，他对他的朋友琼斯说，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他所读的书几乎全是英文的。熟悉和掌握七种语言，为弗洛伊德扩大视野和吸收知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弗洛伊德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喜爱希腊神话故事，阅读过许多作家的作品，特别推崇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作品。他从8岁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晚年终于看完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每当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他总要摘录一些最精彩的部分，并能熟练地背诵。他非常敬仰莎士比亚对人生的理解，认为他表达的极为精确和深刻。弗洛伊德还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非常喜欢和熟悉歌德的诗、小说和戏剧。歌德的作品对弗洛伊德的治学、为人和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经常大声朗诵歌德的这首诗：
“我在遥远的地方，
我在凝视近旁，
上看月和天星，
下见林木糜羊。
万象在我四周，
美饰庄严悠久，
我心爱此庄严，
我心爱我身手。
福哉我呼我眼，
凡汝之所曾见，
毕竟无物不美，
不问上天人间。”
歌德的动人诗句激励着弗洛伊德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
“怯懦的思想，
顾虑重重的动摇，
女人气的踌躇，
忧心忡忡的抱怨，
都不能扭转苦难，
不能使你自由。
对一切的强力，
自己要坚持反抗；
永远不屈服，
表示出坚强，
呼唤过来，
群神的臂膀！”
这是弗洛伊德经常朗诵的励志诗歌。
弗洛伊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他11岁时，因学习成绩优异，学校曾奖给他一本名为《动物生命史》的书，该书诱发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非常喜欢鉴赏风景，擅长寻幽探胜，爱与大自然接触，郊游散步，采集标本，当他读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后，对了解生命发生的科学兴趣又有了增强。
弗洛伊德的志趣是多方面的。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有立志做一个伟大人物的抱负。他喜欢军事，曾经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将军，并给比他小10岁的弟弟取名亚历山大（Alexandre），希望他也成为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对这场战争兴趣很浓，时刻注视着战争的进展，甚至在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张关于战争情况的地图，并激动地向别人介绍战争的发展，说明各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的意义。
弗洛伊德学习成绩优异的归因，除了天资聪颖、勤奋进取、志趣广博之外，还同他刻苦钻研的精神密切相关。弗洛伊德从小就喜欢孜孜不倦地读书，把读书看作是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负担，并对书中的内容能够独立思考。比如，他从来不满足于课文的简单内容，总是愿意以课文作线索，更深入和更全面地研究与此有关的问题。他从不满足于教师所留的作业，经常喜欢做更多的练习，特别愿意解析难题，善于从那些好像没有解决希望的难题中发现突破口，并能按着问题本身固有的逻辑使难题迎刃而解。同时，他还很愿意和同学们讨论问题，探索书中的真理，有时还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显然，这种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弗洛伊德学习优异的内在动力。
（二）大学学习生活
1872年9月，弗洛伊德又经历了一年的苦读后，准备考大学。在职业的选择上，弗洛伊德的父亲坚持要根据他儿子的个人志愿来决定。起初，弗洛伊德因为在学校里和一位有志成为著名政治家的高年级同学有交往，于是选择了法律系。他认为，法学能开辟通往政界的大门，有可能成为犹太人发挥影响的少数领域之一。但是，由于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激起了弗洛伊德进一步探索人类自身的兴趣和志向，加上，在中学毕业前夕，他聆听了卡尔·布鲁尔（Carl Brühl）教授朗诵大自然的优美散文之后，又改变初衷，转向自然科学，决定学医，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1873年秋，弗洛伊德17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正处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汇集了欧洲学术界的名流，古老的维也纳大学也成了闻名欧洲的高等学府。父亲为了奖励他，答应他去英国旅游一次。两年后，19岁时弗洛伊德终于踏上自幼就甚为向往的自由之邦。
入学不久，弗洛伊德就遭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挫折。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他亲自感受到因自己出身于犹太人而遭到的歧视。他在《弗洛伊德自传》中写道：“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而感到耻辱。”25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觉得除了愤怒之外，只有不断奋斗才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里寻得一块立身之地。这样，就使弗洛伊德“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26这为他以后的独立判断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其二，他发现自己的天资和才能都很有限，必须改变原先求知心切，同时涉足多门学科的情况。弗洛伊德开始理解了《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告诫之真谛：“你枉然四下漫游求学，每人只学得到他学会的一点点……”27
弗洛伊德对于学医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受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的是对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他自然事物。”28正是因为他并非真愿行医，上大学后不久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生物学、解剖学等方面。他热心地学习动物学家克劳斯（Karl Krauss）讲授的动物学、生物学与达尔文主义等课程，认真地聆听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Ernst Wihelm von Brücke，1891～1892）讲授的生理学（包括语态和语言生理学）。此外，还连续三年听了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的哲学课。
在大学期间，弗洛伊德进一步发扬了中学时良好的学风，坚持决不盲从、勇于独创的治学精神，甚至对于有名的学者也始终保持既尊敬又敢于独立思考的态度。弗洛伊德对书上和老师的观点总是首先加以理解，然后深入地进行具有创新性的思考，当他没有弄懂某个观点之前，他从来不轻易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弗洛伊德在大学时就积极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可喜的科研成果。当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活动。根据克劳斯教授的提议，每年要从维也纳大学选派一些优秀生到里雅斯特（Trieste）实验站。弗洛伊德在那里做了实验研究后，第一次发表了关于鳗鱼的雄性器官根本无法辨认，但在交配之前它们就出海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见过一条成熟的公鳗，也没有一个人见过鳗鱼的睾丸。弗洛伊德解剖了四百多条鳗鱼，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小叶状的性腺结构。他认为这就是鳗鱼未成熟的睾丸。虽然这一发现尚待进一步确证，但它毕竟在解决鳗鱼性腺结构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因此，克劳斯在科学院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弗洛伊德的论文，后来又在该院学报上予以发表。弗洛伊德对自己第一次进行科学研究所获的成果，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布吕克是弗洛伊德在大学学习和科学研究方面一位影响最大的导师。须知，布吕克和他的一些朋友，如德国著名生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杜·博瓦-雷蒙（Du Bois-Reymond，1818～1896）的弟子，他们反对生机论29，共同奠定了生理学中的唯物—实证运动。30从1874年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弗洛伊德就连续几年跟布吕克学习生理学。到1876年时，弗洛伊德开始进入布吕克教授领导的生理研究室，先做研究生，后任演示实验员。他埋头从事实验研究工作，人们一般都认为他已被确定将替补空缺的助手职位。这在弗洛伊德科学生涯中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他在维也纳大学将近八年的学习生活中（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有六年左右时间（1876～1882）是在布吕克教授直接指导下致力于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可见，弗洛伊德的科学事业是从研究一般动物的生理机能和神经系统开始的。所以，他对人的精神活动的深刻分析是有其牢固的科学研究基础的。应强调指出，这位比弗洛伊德年长近40岁的布吕克教授，对“绝对聪明的学生——弗洛伊德的指导、关照和帮助是多方面的、极为重要的。”可以说，布吕克是“弗洛伊德在科学上的师长和生活中的慈父”。弗洛伊德后来讲，布吕克“在我一生中的重要程度胜过任何人”。31
在此期间，弗洛伊德除认识了奥地利生理学家、内科医生布洛伊尔（Josef Breuer，1842～1925）以外，还结识了该室中的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1846～1926）、弗莱施尔·马克索（Ernst von Fleishl-Marxow，1840～1891）。虽然都只比他大十来岁，但这两位青年学者既是布吕克的得力助手，也是弗洛伊德最好的同事和亲密的朋友。弗洛伊德曾写道：“在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同时也找到了我所尊敬而奉为楷模的人。”32
在布吕克的指导下，弗洛伊德几年就完成了四项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并发表了关于这些研究的论文。1878年，弗洛伊德22岁时，发表了八目鳗（亦译“七鳃鳗”）（lampetra japonica）脊髓神经节细胞发生的论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鱼类的脊髓神经节是双极的（具有两个突起部），而高等动物的脊髓神经节是单极的。现在，弗洛伊德通过科学观察，成功地推翻了这个错误的结论。他认为，八目鳗的神经细胞表明从单极到双极（包括T型鳃动物的双击细胞在内）细胞的整个过渡过程。
继而，弗洛伊德又发表了关于蝲蛄（cambaroides）的神经细胞的论文。当时，他采用显微镜直接观察活组织的先进技术，得出结论说“神经纤维轴柱体的结构也是无例外地由原纤维构成的”。33这样，弗洛伊德就成了现代神经元学说的开拓者之一。
接着，1882年他又发表了《蝲蛄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结构》、《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等学术论文。后者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它首次论证了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也是神经纤维的基本结构。
因应征入伍一年，参加工作和对医学课程学习的放松等缘故，1881年弗洛伊德25岁时，比其他同学迟三年参加医学院的毕业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三、波折爱情
（一）恋爱
爱情是男女之间以性爱为自然基础、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指导所萌发的一种极其复杂和丰富的情感。爱情不仅是一个人身心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人格和品质考验的尺度。积极的爱情，可以使人充满创造力和富于牺牲的精神，去战胜命运带来的灾难，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消极的爱情，则可以使人的精力衰退，情绪低沉，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造成人间的悲剧。因此，爱情对人的命运往往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
通常，有些人把弗洛伊德误认为是个“一心要败坏公众道德的淫棍”，并力图寻找他乱搞男女关系的罗曼蒂克史。
诚然，弗洛伊德爱情萌发在1872年。在他16岁时，父母送他回访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那时，他见到了从小在一起玩耍的古夏拉（Gisela）。古夏拉的父亲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一样，都是毛织品商人，两家又是世交。古夏拉比弗洛伊德小1岁，当时是15岁。当弗洛伊德见到古夏拉时，他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即或两人在树林中散步，他也未说出一句表示爱的话。而在古夏拉离开弗洛伊德以后，他却陷入爱情的遐想之中。他幻想着自己的家如不离开弗莱堡的话，就会同她结婚而共享美妙的生活。这些想法虽持续一段时间，但弗洛伊德并没有告诉古夏拉。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了。显然，这种幻想与其说是弗洛伊德初恋的表现，倒不如说是他性思慕的反映。
近来，有的西方学者猜测弗洛伊德同妇女的关系也存在一些秘密，尤其是弗洛伊德同玛莎未婚的妹妹明娜（Minna）的关系似乎疑点更大。34原因是，明娜未婚夫病故后，从1896年至1941年她去世，一直住在弗洛伊德的家里。明娜是一个机灵、风趣而又开朗的女性，还有一张利嘴，常常惹得全家大笑。明娜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密切，他出外旅游时，常常带着明娜和孩子，而玛莎却留在家里。荣格对这一点也有过暗示，但至今仍无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同弗洛伊德对待科学的态度一样，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他是严肃而认真的。当然，这不是说他是无情的。
从表面上看，弗洛伊德是一位“冷血天才”，其实他比艺术家更加浪漫。他的爱情炽烈而曲折，家庭美满而幸福。
绰号“书蛀虫”的弗洛伊德，平常对妹妹的女伴连看都不看一眼，每天回家就钻进书房了。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回到家里，突然看见一位身材苗条、举止文雅的姑娘和家人聊天。弗洛伊德一见钟情，一反常态，居然也加入了他们谈话的行列，似乎是上天特意为这个天才安排了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据说，他当时被她削苹果的手吸引住了，使他情不自禁地坐在旁边。这位姑娘就是玛莎·伯奈斯（Martha Bernays，1861～1950），当时只有21岁，比弗洛伊德小5岁。玛莎出身于显赫的犹太世家，祖父伊萨克·伯奈斯（Isaac Bernays）是驻汉堡的犹太正教领袖，诗人海涅称他是“富有高度智慧的人”。她的大伯父迈克尔（Michael）是慕尼黑大学德文教授；二伯父雅可布（Jacob）在海德堡大学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但却拒绝获取教授职位；她父亲伯曼（Berman）则一生从商，但对犹太教非常虔诚，而且很有学问，曾做过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斯泰因（Lorenz von Stein）的秘书。1879年12月9日因心脏病猝死于街上。玛莎的哥哥艾力（Eli）又继任其秘书职位好几年。
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恋爱期间，他们整整分离了三年。弗洛伊德的狂热、固执和深厚的浪漫色彩，实在难以与他冷静的外表相吻合。他们几乎每天都相互写信，甚至一天写上两三封信，每封信短至四页长至二十二页，弗洛伊德总共给玛莎写了九百多封情书，他把玛莎比喻成“一位嘴唇能降下玫瑰和珍珠的公主”。
1884年的玛莎
诚然，玛莎的美貌和身段所表现出来的甜蜜、温柔和智慧，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但是弗洛伊德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实际上，与外在的美相比较，弗洛伊德更珍重玛莎内在的美。他在给玛莎的信中写道：“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艳彩成为过去，则唯一美的东西，就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上。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35弗洛伊德同玛莎的爱情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弗洛伊德是一位头发浓黑、眼睛黑亮、神情自信、富于思想的美男子。尽管两个家庭无法相比，但玛莎却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在这方面，玛莎有着一般女人所具有的那种渴望被爱的天性，同时又能深信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想要的一切。
与此相反，弗洛伊德不但和一般男人不一样，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更深的爱，而且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所要的东西，常常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工作方面，弗洛伊德显得十分自信，而在自己的爱情方面却表现出缺乏自信。
特别是玛莎的爱慕者和朋友很多，其中有商人雨果·卡地希（Hugo Kadisch），画家弗瑞兹·华尔，作曲家马克斯·梅尔（Max Mayer），弗洛伊德的密友、艺术家弗利斯等。面对这种情况，弗洛伊德和玛莎的爱情在炽热中也是充满曲折的。由于弗洛伊德心胸过于狭窄、强烈的占有欲和性爱的排他性等，他总是担心心爱的人被别人夺走，为玛莎常常妒火中烧，品味了热恋中的酸甜苦辣。这样，就使弗洛伊德不时陷入自寻烦恼、自我折磨的痛苦之中。他曾说过：“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们之间，普遍地都存有一种敌意。大家知道，艺术家们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无助地面对那把设计出奇的锁，只好先折磨自己，以发现一把适当的钥匙。”36弗洛伊德热切地渴望玛莎能经常向自己提出“保证”，甚至采取一些不近人情的“考验”方式来对待玛莎。在给玛莎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从现在开始，你仅仅是你的家庭中的一个客人。我不会把你留给任何人……如果你不能给我以足够的喜欢，为我放弃你的家庭，那么你就会失去我，并毁掉你的生活……我的确具有一种专横的癖性。”37
弗洛伊德与玛莎摄于结婚前夕
由于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深厚感情，加上他的猜疑、嫉妒完全缺乏事实根据，这样其结果总是以弗洛伊德的让步、玛莎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以后，理智上更清醒了一些，他不但改变那种书呆子气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反而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了解和感情。
（二）结婚
1882年6月17日，弗洛伊德和玛莎相识两个月后，两人就私下秘密订了婚。玛莎送给西格（第一次用的爱称）一只嵌着珍珠的金戒指（这是她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妈妈又把它送给了玛莎），而弗洛伊德直到1883年12月才送给玛蒂（玛莎的爱称）一个平常的、镶着石榴石的戒指，作为订婚的礼物。
在订婚后三年时，弗洛伊德告诉玛莎，他现在远比三年前更加爱她。弗洛伊德承认，三年前他所爱的只是玛莎的形象，而今天所爱的则是她的人格。弗洛伊德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掺杂了许多痛苦，后来我对你的忠诚情谊有了极愉快的信心，现在，我则以一种销魂的热情爱着你，这种激情是唯一留下来的感受，而且是远超过我所期望的。”38
同玛莎订婚到结婚之间，弗洛伊德还面临着玛莎的母亲和哥哥艾力的反对、阻拦，对此，弗洛伊德既苦恼又烦躁，他经常火冒三丈，甚至指责玛莎的软弱，给她下“哀的美敦书”。尽管玛莎感到十分委屈，但由于她的机智、圆巧和坚定，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弗洛伊德和玛莎的婚姻总体是幸福的，但和常人一样，也有矛盾和波折，他曾这样描述婚姻中的情境：
最智慧的疯狂，
吵吵闹闹的相爱，
亲亲热热的怨恨。
整齐的混乱，
光明的烟雾，
寒冷的火焰，
永远觉醒的睡眠。
沁舌的甜蜜，
有相辅相成的苦乐交融。
有从极乐巅峰降到丧失的深渊，
也有从冰点的山谷飘荡到虚幻的太空，
各种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怎样，他们的爱情始终贯穿着一个主调，这就是双方之间的真挚感情。
由于没有钱，四处也借不到足够的钱，婚礼被迫延期了好几次。直到1886年9月10日，弗洛伊德30岁，玛莎25岁时，他们才结婚。当天，弗洛伊德颇有风趣地说：“这样揭开我们之间30年的战争。”然而，在婚后53年的生活岁月中，他们“战争的唯一痕迹”则是如蘑菇应不应该连柄一起烹饪之类而已，甚至在婚前开玩笑一星期要吵一次的诺言，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婚后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态度还是有明显的不同。
结婚时，家庭主要是靠玛莎的舅舅、姨妈、叔叔、姑姑们馈赠的2000美元建立的。婚后头几个月，弗洛伊德月收入只能得到约45美元，而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却要120美元。当时经常借债，玛莎的妹妹明娜给予帮助，甚至还典当过哥哥伊曼努尔送给弗洛伊德的金表。
弗洛伊德夫妇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
大儿子琼·马丁（Joan Martin），1889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在法国深造时的导师让·马丁·沙可（Jean Martin Charcot，1825～1893）而取的。他后来成为银行家，家里后来经济情况好转时专为父亲理财，弗洛伊德也把全责交给他。1931年秋任精神分析出版社经理。
二儿子奥里弗（Oliver），1891年生，其名是为纪念英国近代革命家奥里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而取的。他有过人的天分和渊博的学识；个性很好，但患神经症（neurosis）。弗洛伊德的疼爱溢于言表，心理负担亦很重。纳粹上台后，他移居法国。
小儿子厄恩斯特（Ernst），1892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弗洛伊德的恩师厄恩斯特·布吕克教授而取的。1916年10月曾到意大利前线服兵役。1919年随同父亲参加了第5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后因纳粹统治移居英国。
大女儿玛蒂尔德（Mathilde），1887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弗洛伊德的好友玛蒂尔德·布洛伊尔而取的，作为长女，她的诞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二女儿苏菲（Sophie），1893年生，1920年去世。弗洛伊德认为“残酷的命运夺走了我们热爱的苏菲”。
小女儿安娜（Anna，1895～1982），她是弗洛伊德最宠爱的女儿，同时兼父亲的秘书、知己、代表、同事与护士长多重角色。她照顾晚年生病的父亲达16年之久，直到去世。安娜后来在伦敦继承了父业，成为国际知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获美国克拉克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多所院校名誉博士学位，并授予大英帝国骑士爵位。
弗洛伊德一家不仅夫妻之间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甚好。尽管弗洛伊德一生内忧外患、十分坎坷，但玛莎竭尽全力为其排忧解难，让他生活得舒适愉快。玛莎既是一个贤妻良母，又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管家。“她永远把丈夫的舒适和方便列为第一要义”。弗洛伊德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父，又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爸爸。弗洛伊德经常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打经济算盘，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39教育孩子自立、自重、自爱、自由，家庭充满友善、和谐、欢笑的气氛。弗洛伊德经常在星期日带孩子们去野游、采集和钓鱼。每当孩子们患病的时候，他总是心焦如焚。他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差一点死于白喉。在情势危机的时候，心乱如麻的弗洛伊德问她最喜欢什么东西，他得到的回答是“草莓”。那时草莓已过了季节，但在一家有名的商店里，还可以买到。弗洛伊德不顾一切地去采购到手。就在她要吞第一个草莓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咳嗽，把梗在喉头的那些白喉假膜吐了出来。第二天起，她的病就日渐好转。人家都说，一个草莓和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救了她的小生命。不管他的儿子还是女儿，他们后来的发展，都很令人满意。
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很快就生活在日益安详自在的环境之中。每当我们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们就认为那是我们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40
随着弗洛伊德事业日益取得成就，六个孩子的成长，不仅整个家庭更加美满幸福，而且事业前景也更加广阔美好。
四、医师生涯
（一）从事临床实践
1881年，25岁时，弗洛伊德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布吕克生理学研究室工作。从1881年5月到1882年7月，在这15个月期间，弗洛伊德已不再兼顾听课，而是全副精力地投入到神经生理学与神经解剖学的研究工作，他顺利地完成了研究项目和大学助教的职务。
尽管弗洛伊德有了工资，但他的收入仍然很微薄，每月只能得到40美元的收入，父亲已67岁，家里又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订婚已多年，还借债近580美元，故弗洛伊德难以承担赡养父母弟妹的重担，也难以为结婚准备必要的资金。由于这种日渐困窘的经济状况，婚姻与家庭负担的压力，以及布吕克教授的劝导，使弗洛伊德在人生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临床医疗工作。
正像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所写道的：“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的想法虽高尚但却毫无远见，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综合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助理医师。”41
这一职业上的转变，使弗洛伊德失去了三次成名的机会42：一是创立神经元学说，正如前述，他在布吕克教授的指导下，对神经元的研究已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二是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他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如不改变职业的选择，肯定会成为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三是可卡因麻醉剂的发现者，他参考许多文献，以自己为被试，发现可卡因（旧称古柯碱，cocaine）具有增强耐力、提高心理素质等作用。经过数十次试验后，他把结果告诉了挚友布洛伊尔，除在自己心情烦闷时服用少量可卡因外，还给他的妹妹、玛莎及一些朋友寄过可卡因。但因看望分别已有两年的未婚妻而匆忙中断了对可卡因的研究。他的同事柯勒（Carl Kohler）无意中听到了弗洛伊德有关这种药物的谈话以后，在动物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在海德堡眼科学学会上做了演示。由此，柯勒当然地被认为是可卡因局部麻醉的发现者。不过，1884年弗洛伊德曾发表一篇16页长的《论可卡因》的论文，论述可卡因的效用。“这篇文章被认为应该部分地为可卡因在欧洲和美洲的流行负责。”43
但是，历史表明，弗洛伊德的这一转业，其后果远远未被其本人及其老师所料到。除了经济收入上有了明显的改善之外，主要是走上了一条把所学得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的正确道路，为他后来创建精神分析学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维也纳综合医院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医院和研究中心之一。这里的教授也跻身于奥匈帝国最受尊敬的名人之列，各实验成果也给医院带来显赫的名声。综合医院位于十几座四边形大楼，共有20个科、14个研究室和门诊部，医生们有一个阅览室，病人有一个图书馆，全院共有2000张病床，每年接纳25000名病人。
从1882年至1885年，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期间，弗洛伊德先后担任外科、内科、精神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神经科、眼科和小儿科等8个科的医师。
1882年7月31日，弗洛伊德正式到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首先任外科临床助手（Aspirant）。每天在病房工作时间是早上8至10时，下午4至6时，晚上22时至半夜自己看书。病人临床报告必须记得十分详细。他没有资格主刀，只是做些助手工作，如清洗伤口、上钳子、缠缠绷带等等。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参加了外科主任比罗特（Billroth）教授关于十二指肠、胃、唇裂、乳房瘤等方面的手术，并聆听了多次比罗特教授的讲课。比罗特认为，“失败应当承认，要立即公开承认，决不能掩饰我们的错误。了解一个失败的病例比了解十几个手术的成功还要重要。”对这一点，弗洛伊德的感受颇深，作为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良好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他还发现，比罗特爱好音乐，德国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是他的亲密朋友，并且勃拉姆斯的许多作品首先是他在比罗特家里亲自弹奏的。可以说，“比罗特与布吕克教授很相似：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艺术家”。44
1882年10月至1883年5月，在西奥多·梅纳特（Theodor Meynert，1833～1892）的推荐下，任著名内科医生诺斯纳格（Hermann Nothnagel，1841～1905）诊疗所的内科住院医生。该所系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分院，诺斯纳格聘为大学的医科临床主任，不像布吕克教授那样只当研究所所长，他可以同时行医。在六个多月的临床实习工作中，他经常随同教授、资深医生、助手、实习医生（预备生）、大学生一起查房，经历了对萎黄病、贫血症、伤寒病、慢性肾炎、甲状腺肿大、肝炎、心绞痛、急腹症、胸膜炎等多种疾病的治疗。弗洛伊德的主要收获有：一是“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当好医生”。这是诺斯纳格谆谆告诫学生的一句名言，弗洛伊德牢记在心。二是医生要有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医疗作风。记得教授提醒大家，一个认真的内科医生，决不能只听病人说哪儿不舒服就检查哪儿，应当对病人进行全面的检查。须知，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每个细小的部分，都可能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比如，头部疼痛，原因也可能是尾脊骨出了毛病。因此，在内科诊疗中，唯一不可饶恕的就是缺乏责任心。务必运用自己所有观察力，对病人进行无微不至的检查。三是有些疾病和可能性的问题有关。弗洛伊德对诺斯纳格教授说，“我们相信萎黄病与性器官系统的进化有关，但还不可能肯定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一点恐怕与弗洛伊德重视性致病因素不无启发。四是医生既要重视诊断，更要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诺斯纳格主张药物治疗与精神治疗并重，特别要关注自然疗法的运用。他说：“最伟大的药方就是大自然。自然界里蕴藏着治疗一切疾病的秘诀。……一旦我们揭开了这些秘密，我们就能够用它们来治病救人。”45五是医生不仅要把治疗当作第一要务，而且也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当弗洛伊德拿着梅纳特的推荐信访诺斯纳格教授时，知道他对动物学、病理学和组织学做过一点研究，并对综合医院竭力迎合每一个专业教授的现状，诺斯纳格表示“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弗洛伊德博士，我劝您继续从事科学领域的研究”。46此时弗洛伊德不能直接参加研究工作，但是每次临床示范他都不放过，而且每天晚上钻研到一两点钟，看书看得眼冒金星才肯睡觉。
1883年5月，弗洛伊德转到梅纳特精神病治疗所，升任副医师（或译“助理医师”，Sekundararzt）。梅纳特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脑解剖学家，他既任综合医院精神科主任，又兼任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临床系主任。这样，梅纳特既可在大学从事大脑研究，又可在医院从事临床治疗。弗洛伊德在医学院学习时，就非常喜欢听梅纳特教授的课，他对梅纳特极为崇拜。梅纳特也一直很喜欢弗洛伊德这个既好学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精神科五个月的临床工作中，他研究男性精神病患者两个月，研究女性精神病患者三个月，弗洛伊德第一次获得了治疗精神病的知识和方法（如电疗、冷热水浴、溴化物镇静剂等），显露出从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在此期间，弗洛伊德深受梅纳特高尚品质的感染和精湛造诣的熏陶。看来，对弗洛伊德的重要影响有两项：其一，重视精神疾病的生理机制和生理解剖的科学研究。梅纳特一再指出：“所有情绪紊乱和精神失常都是由生理性疾病造成的，没有别的任何原因。”他呼吁同行关注大脑皮质，认为这是“大脑中发挥个性形成功能的部分”。他从鼹鼠和蝙蝠开始，做了一百多种动物大脑功能定位的研究，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大力促进了解剖定位的发展”。47当然，忽视精神致病作用、把一切疾病均归结为器质性疾病（organic disease）的器质派的医学观并非科学，但重视一切疾病生理基础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点，对弗洛伊德早期曾有所影响。当同一个实验室的美国同事伯纳德·萨克斯（Bernard Sachs）常常喜欢用“精神疾病”（mental disease）一词，弗洛伊德对他说：“伯纳德，你在显微镜下面看到的不是人类精神的切片，而是大脑的切片。”弗洛伊德成为大脑解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工作者，并进一步取得脑解剖学的研究成果，恐怕和这种思想不无关系。其二，关注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研究。梅纳特对大脑神经错乱症颇有研究，在医学上把这种病例命名为“梅纳特精神错乱症”（Meynert’s amentia）。该病患者有严重的幻觉出现，以致精神错乱、意识颠倒，由此他对“愿望满足”（wish fulfilment）有了一个自己的概念。这是弗洛伊德研究潜意识及各种变态心理现象的开端。
1883年10月1日，弗洛伊德转到皮肤科。他当天去上班时，收到年轻的马克西米连·冯·蔡塞尔（Maximilian von Zeisel）的迎接，他的父亲冯·蔡塞尔教授直到一年前一直是皮肤科的主任。该科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专治普通皮肤病的；另一个是专治梅毒和传染性皮肤病的。弗洛伊德选择了后者，因为梅毒病症同其他各种神经系统的疾病有密切的关系。不过，他只能为男性患者治疗，而不能接触到女患者。在此期间，弗洛伊德学会了治疗梅毒的一些方法：（1）往洗澡水里倒一定比例的水银。（2）皮肤病肺脏疗法，亦称呼吸疗法，即让病人站进一个密封的小房间内，关上门，让一硫化汞或升汞等制成的药片在里面燃烧，可消灭患者肺脏里的病毒。（3）消化道疗法，即给病人服用金属汞、蓝色的二氯化汞片剂或橘子皮糖浆调制的碘化钾等。（4）适当的时候给病人服泻药。（5）冯·蔡塞尔配制金、银或铜等金属溶液。弗洛伊德在皮肤科的工作不太重，但他仍然埋头苦干，白天在医院查病房，到入院处值班，每周参加两次会诊，剩下的时间他去梅纳特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晚上就在宿舍里阅读各种书刊。
在三个月皮肤科工作中，弗洛伊德还同时担任了耳鼻咽喉科的诊疗工作。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笨手笨脚，实际操作医疗设备的能力较差。
1884年1月起到1885年2月止，弗洛伊德在神经科工作了14个月。这个科为第4科，是疑难病症集中的地方，特别是综合医院中心难以处理的各种精神病患者的场所。因经费是由奥地利区和维也纳市政府共同维持的，故必须接受全市和郊区各村任何一个想要入院治疗的人。弗兰茨·舒尔兹（Scholz）博士是科主任。该科有5个病区，113张病床。患者多，病种杂，经费少，比弗洛伊德大6岁的一等助理医师约瑟夫·波拉克（Joseph Pollock）说：“只要你的治疗方法不费钱，主任舒尔兹就会放手让你干。”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进了神经科，他十分高兴。他的朋友布洛伊尔认为，只有在这个科里他会有最大的机会。但这毕竟是一个急转弯，这个科条件比较差，不但没有教学、讲座、示范，甚至连实验室都没有。但弗洛伊德却认认真真地工作。每天早晨起得很早，9时半之前查完房，10时去梅纳特实验室从事研究。午饭后，他再一次查房，到5时结束。然后边吃饭边看书学习。晚饭后又去梅纳特实验室，一直工作至深夜。7月，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神经科的医长，他要负责一百多名病人，管理十个护士、两位副医师和一位助理医师（或称实习医师）。在此期间，参与或单独治疗过面部麻痹、败血症、脑出血、肢端巨大症、中风、癔症等病症，特别是用蒸馏水、糖丸等暗示疗法治好过癔症性截瘫患者，这一切使弗洛伊德学会了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为他后来独立开设私人诊所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885年3月，弗洛伊德满怀怨恨地转到眼科。本来弗洛伊德很愿意在神经科工作，但因主任舒尔兹是一位心地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生怕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迟早取代自己主任的职位，故迫使弗洛伊德被调走。在神经科时，通过实验和观察他就已知道可卡因具有提神、振奋、止痛、麻醉、上瘾等功能。到了眼科以后，弗洛伊德又建议可卡因可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剂。1885年4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与他的朋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是青光眼（glaucoma）。第二天，弗洛伊德请眼科专家、他毕生的朋友克尼斯坦（Leopold K?nigstein，1850～1924）教授给他父亲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时，弗洛伊德协助柯勒上可卡因麻醉药，克尼斯坦主刀做了手术。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父亲做了成功的眼科手术，非常高兴。弗洛伊德在给玛莎的信中说：“只要再来一次这样的好运气，我们就可以考虑成家了。”48弗洛伊德在眼科工作了三个月，又转到皮肤科。在此之前，奥柏尔斯泰纳（Obersteiner）请弗洛伊德到维也纳郊外的奥柏尔道柏林（Oberd?bling）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临时代理医师，这样，他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其负责人是莱德斯道尔夫（Leidesdorf）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里的工作，其实这是一个处于优美山区和森林自然环境中的疗养院。院内有60个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玛丽·路易斯（Mary Louise）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躁狂症（maenas）。49当弗洛伊德征求玛莎的意见把未来的家庭安排在这里时，突然接到赴法国留学的通知。这样，1885年秋就成为弗洛伊德从事医学生涯后又一个新的转折点，即走向专门研究神经症和精神分析学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