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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水面皆文章:叶圣陶谈写作》写作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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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是怎么一回事

习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教学国文的双方似乎都不大问,其实是应该问的。

如果回答:课程标准规定有习作一项,所以要习作。这不能算回答,因为没有说明白习作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回答:一个人需要写文章,习作就是学习写文章。这是回答了,因为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是,一个人为什么定要写文章呢?照普通见解说,写文章是文人的事儿。一个人工人、农人、商人,什么都可以做,哪有注定做文人的?既然不注定做文人,为什么定要写文章?

话似乎应该这么说:我们且把文人和文章撇开。人人做文人,决无此理。习作的目的不在学习写文章,预备做文人。——这是一层,属于消极方面的。

一个人固然什么都可以做,可是无论什么人都有意思情感,而且,无论什么人都生活在人群中间,随时有把意思情感发表出来的需要。发表可以用口,可以用笔,比较起来,用笔的效果更大。因此,人人都要学习用笔发表,人人都要习作。

用口发表,凭借的是语言;用笔发表,凭借的是文字。语言与文字其实是二而一的东西,在通行了口语文的今日尤其如此。语言说“今天早上”,文字也写“今天早上”,语言说“物价涨得太厉害了”,文字也写“物价涨得太厉害了”。只要说得不错,写出来一定不错,除了写别字以及写不出那个字以外,写的方面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工夫还得用在说的方面:写得好就因为说得好。

至于说,当然不只是运动发音机关,发出一串语音来。说些什么,怎么个说法,都得凭各人的经验作底子。换一句说,都得凭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语言习惯作底子。底子不好,无论如何说不好。说好话写好文字的人,其实不是他们的话好文字好:是他们的底子好。

到这儿,习作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可以回答了。习作是凭各人的底子,努力说好话,把它写出来。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又是一层,属于积极方面的。

凭各人的底子,努力说好话,其实就是一串思想过程。

有一派心理学者说,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凭经验,我们可以承认这个话。我们不能空无依傍地思想,我们思想依傍语言。想这个,想那个,就是不出声地说这个,说那个。先怎么想,后怎么想,就是不出声地先怎么说,后怎么说;朦朦胧胧的思想就是七零八落的语言,如果说出来,不成其为话;清清楚楚的思想就是有条有理的语言,如果说出来,就是一番好的话;思想与语言也是二而一的,把前面说的调过来说,语言是出声的思想。

这样看来,又可以说习作就是练习思想。

总括以上的意思:因为要发表,所以要习作。习作就是练习说话,也就是练习思想,把那结果写出。

关于练习,还有些话可说。譬如学数学的人翻开一本数学教本,那上面有若干题目,布多少钱一尺,五尺该多少,一块地东西多宽,南北多长,面积该多少,他就一一计算,这叫作练习。实际上他并不买布,并不量地,只是假定有那么一回事而已。因此,似乎所谓练习是应付假设的事,不是实际生活中的事;是准备阶段的事,不是当前受用的事。其实不然,虽不买布,但买米买柴同样可以用买布的计算方法;虽不量地,但量房间量桌子同样可以用量地的计算方法。所以练习也是实际生活中的事,也是当前受用的事。

至于习作尤其如此。你必须有一些材料,一番意境,才可以习作。材料是实际生活中得来的,意境是此时此地想起的,你凭这些个来练习说话,练习思想,绝非应付假设,绝非为他日的说话思想作准备。你练习得好,就是当前说好了一番话,想好了一段思想。所以习作也是一种实际生活,不是假设的游戏。

根据以上的见解来看在春先生的《集体习作实践记》,那就是一部讨论怎样说好话的书,也就是一部讨论怎样想好思想的书。书中虽然分出“材料商讨过程”和“文字商讨过程”,好像把内容和形式划为两事,其实这只是为的讨论的方便。材料既已选定,前后排比既已停当,那时候,一个词儿一种语气的运用也就安排好了。换句话说,内容既已确定,形式也同时完成了,只待写下来就是。如果有一个词儿尚待推敲,一句语气尚待揣摩,那就是话没有说好,思想没有想好,还是内容方面的事。

次说“集体习作”,这个办法非常好,就是许多人共同练习说话,练习思想。一个人难免有欠周妥处,大家讨论,讨论到大家满意,那一定是比较最好的说法和想头了。我曾经写过些关于写作教学的文字,都说到共同讨论,正合在春先生的意思。

希望这本书能得到教师和学生的深切注意。

写作是极平常的事

这一回谈写作。写作就是说话,为了生活上的种种需要,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不过不是口头说话,而是笔头说话。各人有他要说的话,我写作是我说我的话,你写作是你说你的话。并没有话而勉强要说话,或者把别人的话拿来当作自己的话,都是和写作的本意相违反的。写成的文字平凡一点,浅近一点,都不妨事;胸中只有这么些平凡的经验和浅近的情思,如果硬要求其奇特深远,便是勉强了。最要问清楚的是:这经验和情思是不是自己胸中的?把它写出来是不是适应生活上的需要?如果是的,那就做到了一个“诚”字了。写作和说话一样,“立诚”是最要紧的。

咱们小时候不会说话,学习又学习,渐渐地会说话了,其经过自己往往记不清楚。但是只要看小孩们学习说话的经过,就知道这是一串很自然,可是很辛苦的工作。小孩要想吃东西的时候,就学着大人说“饭”或“吃”;要得到大人的爱抚的时候,就学着大人说“抱”或“欢喜”:这岂不是很自然的?但是,若把语音发错了,或者该说“吃”的却说了“抱”了,就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为要满足他的欲望,必须随时努力矫正,使说出来的刚好表白他的意念:这岂不是很辛苦的?从简单的一词一语起,直到能够说连续的一串话,能够讲一个故事,情形都如此。再进一步,他就要用笔说话了。想把教师的话记下来,就有写笔记的需要;想把自己的情意告诉许多同学,就有写一篇文字的需要;离开了家庭或朋友,就有写信的需要:因有需要,才拿起笔来说话,这正同他孩子时代说“吃”和“抱”一样的自然。但是,笔记记得不成样子,查看时候就弄不明白;情意说得不畅达,同学看了就莫名其妙;信写得糊里糊涂,接信的对方就摸不着头脑。在初动笔的时候,写不好几乎是必然的。从写不好到写得像个样子,这其间也要经过一段辛苦的学习过程。学习无非依傍人家,但消化的工夫还在自己。人家的笔记怎样记的?人家的情意怎样达的?人家的信是怎样写的?把人家的“怎样”看出来是一层,把自己的不“怎样”看出来是一层,把人家的“怎样”矫正自己的不“怎样”,使它成为自己的习惯,又是一层。到习惯养成了的时候,他才算学习及格,能够用笔说话了,用来应付生活上的种种需要,可得许多便利,和能够用嘴说话一个样。

我说以上的话,意在表明写作是极平常的可是极需要认真的一件事情。这个观念很关重要,非在学习写作的时候认清不可。从前科举时代,学生在书塾里学习写作,那是有一个特殊的目标的,就是写成投合考官眼光的文章,希望在仕宦的阶梯上一步步爬上去。现在虽然仍旧有考试,但考试的性质和科举时代不同了;你若认为学习写作的目标只在应付几回升学考试、毕业考试或其他考试,你就根本没有弄明白写作对于你有什么意义;从前书塾里也有一些高明的先生,不仅要学生去应考试,他们对学生期望得更高,要学生成为著作家或文章家,写作的教学就以此为目标。这样的目标显然也是特殊的;现在的国文教师不自觉地承袭着这个传统的,似乎还有,如在“批语”中发挥“立言”或“著作”的大道理的,以及迫着学生揣摩“神气”“阴阳”等抽象理法的,就是了。试想自古到今,成功的著作家或文章家有多少?即不说成功,想做著作家或文章家的又有多少?如果写作的目标只在做著作家或文章家,那么,让想做的人去学习好了,何必人人都学习?现在人人要学习写作,就因为把从前那种特殊目标丢开了,看出了它的平常,虽说平常,却又是人生所必需的缘故。说得具体一点,现在学习写作,并不为应考试,也不为要做著作家或文章家:只因为要记笔记,要把情意告诉别人,要写信给家庭或朋友,诸如此类。这些事都是极平常的,但做不来便是人生的缺陷。咱们不愿意有这种缺陷,所以非学习写作不可。

从前科举时代,作经义题目,是“代圣贤立言”,作策论题目,是“代帝王划策”。一个人对于经籍,如果确有所得,而所得又正与圣贤的见解相合,诚实地发挥出来,就迹象说,便是“代圣贤立言”,这并没有什么可议之处;一个人对于政治,如果确有真知灼见,或可以救一时之弊,或可以开万世之利,详尽地表示出来,就迹象说,便是“代帝王划策”,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儿;然而读经籍而能有所得,研究政治而能有真知灼见,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办得到。科举制度却把文章的作用规定了,一般士子既要去应考试,学习写作就得顺着那方向走;你即使对于经籍毫无所得,也须代圣贤立言,你即使对于政治一窍不通,也须代帝王划策;只有极少数人办得到的事情,硬要多数人也勉强去做。试想其结果怎样?必然是言不由衷,语不切实,把人家的现成话抄袭一番,搬弄一番而已。这样的工夫做得到家,对于应付考试是有益的,可以蒙考官录取;然而对于整个生活却是有害的,因为无论说话作文,最要不得的是言不由衷,语不切实,而那些人偏偏落在这个陷阱里。做不到家的更不必说了,一辈子学习写作,既不能取得功名,又没有在生活上得到什么便利,真是被笔砚误了一辈子。

现在并不是科举时代了,我为什么要说那时代写作教学的弊病呢?因为现在的教师、家长乃至青年自己,对于写作这回事,还有抱着科举时代的精神的。这种精神必须根本革除,否则写作便是生话上的赘瘤,说得过火一点,竟可以不必学习,学习比不学习更坏。抱着科举时代的精神,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教师出一些超过学生能力的题目给学生作,迫着学生写一些自己也不甚了了的话在本子上,这和从前硬要代圣贤立言、代帝王划策没有两样,是科举时代的精神。认学习写作专为应付考试;升学考试毕业考试要出什么样的题目,平时便作什么样的题目,教师对学生说“作文要用功,考试才可以及格”;家长对子弟说“你的文字这么坏,考试怎么能及格”:

这是科举时代的精神。把写作看作与生活无关的事儿;不写自己的经验和情思,临到动笔,便勉强找一些不相干的话来说;或是以青年人的身份学说老年人的话,或是以现代人的身份学说古代人的话:这是科举时代的精神。请读者诸君想想,这些现象是不是有的?如果有的,咱们非改变观念,消灭这些现象不可。观念改变了,这些现象消灭了,咱们才可以认真的学习写作。

认真的学习写作也不是什么艰难的事情。简单的说,自己有什么就写什么,就是认真。一件事物,你知道得清楚的,一个道理,你明白得透彻的,一个意思,你思索得周到的,一种情感,你感受得真切的,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为了需要须动手写作,你就以这些为范围。反过来说,自己没有什么而勉强要写什么,就是不认真。所以,没有弄清楚孔子的学术思想而论孔子之道,没有某种经验和想象而作某种小说,自己一毛钱也不捐而作劝人献金的传单,平时从不想到国家民族而作爱国家爱民族的诗歌,都是不认真。其次,写什么定要竭尽自己的能力把它写出来,就是认真。你心里知道得清楚,明白得透彻,是一回事。把它写出来,大半是为了给人家看,人家看了你的文字,能不能知道得清楚,明白得透彻,又是一回事。两回事必须合而为一,你的写作才不是白费心力。理想的目标当然是写出来的刚好和你心里所有的一模一样,不多不少。但是把意念化为文字,要做到这般地步,事实上几乎不大可能;唯有竭尽你当时所有的能力,使写出来的差不多贴合你心里所有的,使人家看了你写出来的差不多看见了你的心。我说“所有的能力”,为什么在前边加一个“当时”?因为能力是逐渐长进的,在甲阶段不会有乙阶段的能力,要求躐等,实际上固然办不到,但本阶段的能力不可不尽;各阶段都有它的“当时”,每一阶段的“当时”都竭尽能力,你的写作就一辈子认真了。反过来说,写什么而马马虎虎,草率了事,就是不认真。所以,用一个词儿,不审察它的意义和用例,造一句句子,不体会它的句式和情调,以及提笔就写,不先把通体想一想,写完就算,不再把全文念几遍,以及不肯就自己的观点问一声“这写出来的是不是差不多贴合我心里所有的”,又不肯就读者的观点问一声“读者读了这文字是不是差不多看见了我的心”,都是不认真。认真的项目不过如上面所说的两个,普通人能如此,写作对于他是生活上非常有益的技能,终身受用不尽;就是著作家或文章家,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不如此而能成为著作家或文章家,那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以上都是理论,现在要谈到方法了。学习写作的方法,大家知道,该从阅读和习作两项入手。就学习写作的观点说,阅读不仅在明白书中说些什么,更须明白它对于那些“什么”是怎么说的。譬如读一篇记述东西的文字,假定是韩愈的《画记》,要看出它是把画面的许多人和物分类记述的;更要看出像他这样记述,人和物的类别和姿态是说明白了,但人和物在画面的位置并没有顾到;更要明白分类记述和记明位置是不能兼顾的,这便是文字效力的限制,一篇文字不比一张照片。又如读一篇抒写情绪的文字,假定是朱自清的《背影》,要看出它叙述车站上的离别全在引到父亲的背影,父亲的背影是感动作者最深的一个印象,所以凡与此无关的都不叙述;更要看出篇中所记父亲的话都与父亲的爱子之心有关,也就是与背影有关,事实上离别时候父亲决不止说这些话,而文中仅记这些,这便是选择的工夫;更要看出这一篇抒写爱慕父亲的情绪全从叙事着手,若不叙事,而仅说父亲怎么怎么可以爱慕,虽然说上一大堆,其效果决不及这一篇,因为太空泛太不着边际了,抒情须寄托在叙事中间,这是个重要的原则。阅读时候看出了这些,对于写作是有用的。不是说凡作记述东西的文字都可以用《画记》的方法,凡作抒写情绪的文字都可以用《背影》的方法;但如果你所要写的正与《画记》或《背影》情形相类,你就可以采用它的方法;或者有一部分相类,你就可以酌取它的方法;或者完全不相类,你就可以断言决不该仿效它的方法。

《画记》和《背影》都是合式的成品的文字。阅读时候假如用心的话,即使遇到不合式不成品的文字,也可以在写作方面得到益处。那益处在看出它的毛病,自己看得出人家的毛病,当然可以随时检查自己,不犯同样的毛病。譬如,我近来收到一本杂志。中间有一篇小说,开头一节只有一句话:“是零星点点的晨曦。”“曦”是“日色”“日光”,“晨曦”是朝晨的阳光,朝晨的阳光怎么能用“零星点点的”来形容它呢?我想了一想,明白了,作者把“晨曦”误认作“朝晨”了;他的意思是那时间是清早,天上的星还没有完全隐没,所以说“是零星点点的晨曦”。他的毛病是用错词儿。我得了这个经验,写作时候便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看文字中有没有用错词儿,把甲义的词儿误认作乙义的。那篇小说的第二节是以下的话:“在某战区某司令部的会议室中,集合着一群雄赳赳气昂昂的男女青年,他们都是不怕牺牲,忠勇爱国的英雄。”看了这一节,我就想:一篇表白欢情的文字,也许找不到一个“欢喜”或“快乐”,一篇表白悲感的文字,不一定把“悲伤”“哀痛”等词儿写上一大堆;只要用了叙述和描写,把引起欢情或悲感的经过曲曲达出,在作者便是抒写了他的情绪;读者读了,便起了共鸣,也感到可喜或可悲。同样的情形,一群男女青年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是“不怕牺牲,忠勇爱国的英雄”,只要用叙述和描写,把他们的思想、言语、姿态、行动曲曲达出,让人家读了,自己感到他们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是“不怕牺牲,忠勇爱国的英雄”,就是了。何必预先来一个说明呢?倘若后文的叙述和描写没有达出这些,虽经预先说明,人家还是感觉不到。倘若后文的叙述和描写果能达出这些,这预先说明也是多事,不但不增加什么效果,反而是全篇的一个小小斑点。作者的毛病是误认说明可以代替表现,我得了这个经验,写作时候便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看文字中有没有该用表现的地方而用了说明的,有没有写了一大堆却不能使人家感觉到什么的。阅读若能这样随时留一心,不但不合式不成品的文字对于咱们写作方面有益处,就是一张广告(如某种肥皂的广告上写道:“完全国产,冠于洋货”),一个牌示(如某浮桥旁边县政府的牌示道:“通过时不得互相拥挤以免发生危险”),也是咱们研摩的好资料。

至于习作,最好在实用方面下工夫。说清楚一点,就是为适应生活上的需要而写作,所以要认真的学习写作。如有信要写,有笔记要记,有可叙的事情要叙出来,有可说的情意要达出来,那时候千万不要放过,必须准备动笔。动笔以前,又必须仔细料量,这信该怎么写,这笔记该怎么记,这事情该怎么叙,这情意该怎么达;料量停当,然后下笔。完篇以后,又必须自己考核,这信是不是正是你所要写的,这笔记是不是正是你所要记的,这文字是不是正叙出了你所要叙的事情,这文字是不是正达出了你所要达的情意:考核下来,若是正是的,就实用说,你便写成了适应需要的文字;就学习说,你便增多了一回认真的历练。咱们当需要说话的时候,就能开口说话,因为咱们从小养成了这个习惯。若是从小受到禁遏,习惯没有养成,说话就没有这么便当了,甚而至于要不会说话。咱们学习写作,也要像说话一样养成习惯,凡遇到需要写作的时候,就提笔写作。错过需要写作的机会,便是自己对自己的禁遏。一回错过,两回错过,禁遏终于成功;于是你觉得一支笔有千斤般重,搜尽肚肠好像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写的,你不会写作了。提笔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吗?你胸中真个没有一点东西可以写的吗?并不。你所以不会写作,只因为你没有养成写作的习惯。养成习惯的方法并不难,不过是要写就写,不要错过机会而已。你如果抱定宗旨,要写就写,那你的写作机会一定不少,几乎每天可以遇到。读一本书,得到了一点意思,经历一件事情,悟出了一个道理,与朋友谈话,自己或朋友说了有意义的话,参加一个集会,那景况给予自己一种深刻的印象,参观一处地方,那地方的种种对自己都是新鲜的有兴味的,这些时候,不都是你的写作机会吗?若把这些并在一起,通通写下来,便是日记。有些人常常劝人写日记,其一部分的理由,就在写日记便不致错过写作的机会;并不是叫人写那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睡觉的刻板账。若把这些分开来,或单写读书得到的意思,或单写从事情中悟出的道理,便是或长或短的单篇文字。那时候你提起笔来,一定觉得你所要写的就在意念之中,而不在遥远不可知的地方;所以你不必沉入虚浮的幻想,也不致陷入惶惑的迷阵,只须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去就是。这样成了习惯,别的成就且不说,至少你的文字不会有空洞、浮夸、糊涂、诞妄等等毛病了。

现在再说由教师命题,咱们按题习作。咱们如果能不错过写作的机会,就得每天动笔写作;这样,练习已经很够了,教师命题可以说是多余的。教师所以要命题,就恐怕咱们错过机会,不肯要写就写,或是一星期不动一回笔,或是一个月不动一回笔;出了题,便逼得咱们非动笔不可。咱们对于命题习作,应该作这样看法。贤明的国文教师当然作这样看法。所以他们所命的题,往往是指定一个范围,那范围包含在咱们的经验和意念的大范围之内,叫咱们就那范围写些出来。这样,虽然是教师命的题,实际上与咱们自己要写就写并无两样。举例来说,咱们各人有个家庭,对于家庭各人有种种的知识、情绪和感想:教师出一个《我的家庭》的题叫咱们作,岂不是和咱们自己要就“我的家庭”写篇文字一个样子?又如咱们去参加“月会”,各人具有一种奋发的严肃的心情,听了演讲人的话,各人有所触发,有所警惕,或有所评判;教师出一个《月会》的题叫咱们作,岂不是和咱们自己要就“月会”写篇文字一个样子?遇到这样的题,咱们自然如自己本来要写似的,径把胸中所有的写出来。不幸的是咱们有时遇见不甚贤明的教师,他们所命的题越出了咱们的经验和意念的范围,使咱们无从下手。如出了《师严而后道尊说》的题。咱们平时既没有想到“师”该怎样“严”的问题,又没有思索过什么叫作“道”,实在想胡说也无从说起。胡说是不应该的,何况胡说也办不到;那只有请求教师换过一个题了(因此交白卷闹风潮是不必的,教师虽不甚贤明,总该有一点贤明之处,可以帮助咱们的)。万一第二回出的题与《师严而后道尊说》不相上下,乃至第三回第四回还是如此,那咱们须特别警觉了:教师对于命题习作的看法和咱们全不一样,咱们要在写作方面求长进,更非随时要写就写,不错过机会不可了。

写作虽说就是说话,究竟与寻常口头说话有所不同。咱们寻常口头说话,想到一事说一句,看到一事又说一句;和人家谈话,问询这个是一句,回答那个又是一句。不要说一天工夫,就是把一点钟内的说话集拢来,便是噜噜苏苏不相连续的一大堆。写作决不是写下这么噜噜苏苏不相连续的一大堆。咱们要写作,必然有个主旨;前面所说读书得到的意思,从事情中悟出的道理,这些都是主旨。写作的时候,有关主旨的话才说,而且要说得正确,说得妥帖,说得没有遗漏;无关主旨的话却一句也不容多说,多说一句就是累赘,就是废话,就是全篇文字的一个疵点。这情形和当众讲话或演说倒有些相像;咱们站起来当众讲话或演说,也不能像平时一样杂七杂八的说,必须抓住一个主旨,让一切的话都集中在那主旨上头才行。有些人写作,写了一大堆,自己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拿给别人看,别人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这就是忘记了写作必然有个主旨的毛病。主旨是很容易认定的,只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这篇文字,那答案便是主旨。认定了主旨,还得自始至终不放松它;写一段,要说得出这一段与主旨有什么关系;写一句,要说得出这一句对主旨有什么作用。要做到这地步,最好先开列一个纲要,第一段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然后动手写第一段的第一句。这个办法,现在有许多国文教师教学生照做了。其实无论哪一个写作,都得如此;即使不把纲要写在纸面上,也必须预先想定纲要,写在自己的心上。有些人提笔就写,写来很像个样子,好像是不假思索的天才;实则也不是什么天才,他们只因太纯熟了,预先想定纲要的阶段仅需一会儿工夫,而且准不会有错儿,从外表看,便好像是不假思索了。

一段文字由许多句子合成,句有句式;一句句子由许多词儿合成,词有词义。句式要用得妥帖,词儿要用得得当,全在平时说话和阅读仔细留心。留心的结果,熟悉了某种句式某个词儿用在什么场合才合适,写作的时候就拿来应用,那准不会有错儿。消极的办法,凡是不熟悉的句式和词儿,绝对不要乱用。一些所谓不通的文字,就是从不懂得这个消极办法而来的。不熟悉,用错了,那就不通了。如果在写下去的时候,先问问自己:这个句式这个词儿该是怎么用法?用在这里合式不合式?待解答清楚了再写,不通的地方即使还有,也不会太多了。一篇文字不能必须求其有特别长处,但必须求其没有不通之处;因为特别长处往往由于咱们的经验和意念有长处,这是平时的积聚,不能临时强求;而不通之处却是写作当时可以避免的,可以避免而不避免,就应用上说,便是不得其用,就态度上说,便是太不认真。

关于写作的话还有很多,这一次说得太长了,余下的留到以后再谈。

写作漫谈

预备写作的青年常常欢喜打听人家的写作经验。“你写作的动机是什么?你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旨是什么?你怎样采集你的材料?你怎样处理你的材料?你在文章的技术上怎样用工夫?”

一些作家为着回答这种恳切的请教,就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或长或短或详或略的文章。另外一些作家并不曾被请教,可是回想自己在写作上所尝到的甘苦,觉得很有可以谈谈的,也就写下写作经验之类的文章。

这样的文章,对于了解作品和作家,很有点用处。我们所接触到的是作品,作品是从作家的心情的泉源里流出来的,所以了解作家越多,了解作品越深。写作经验之类把作家从心情活动起,直到写成固定形式(作品)为止,这一段过程告诉我们,自然可以使我们得到更多更深的了解。

但是,看了这种文章,对于着手写作未必有多大的帮助:第一,许多作家说来的经验很不一致,依从了谁说的好呢?第二,即使在很不一致的说法中间“择善而从”,可是“从”还只是呆板的效学,能不能渐渐熟练起来,把人家的经验化作自己的经验,也是问题。第三,经验是实践的结果,人家实践了,得到独有的经验,我们来实践,也可以得到独有的经验。与其被动地接受人家的经验,不如自动地从实践中收得经验。接受得来的经验也许会“食而不化”,从实践中收得的经验却没有不能供自己受用的。

我不是说写作经验之类绝对看不得。我只是说对于这种东西,希望不要太深切,一味想依靠这种东西,尤其不行。古往今来成功的作家中间,哪几个是看了写作经验之类而成功的,似乎很难指说出来。

预备写作的青年又常常欢喜懂得一点文章的理法。剪裁和布局有什么关系?叙述和描写有什么不同?同样一句话语有几个说法,哪一个说法效果最大?同样一个情境有几个写法,哪一个写法力量最强?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他们所关心的。

关心这些问题决不是坏事情,所以解答这些问题也决不是无聊的勾当。关于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了许多的文篇和书本,甚至连文艺描写辞典之类也编出来了。

这种文篇和书本,对于训练阅读的能力,很有点用处;所谓阅读,除了随便看看的以外,原来应该咀嚼作品的内容,领会作品的技术。现在有了这些东西,把许多作品的技术归纳起来,作为我们的参考,自然可以使我们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增进阅读的能力。但是,在着手写作的时候,最好把这些东西忘掉。写作的时候应该信奉“文无定法”这句老话,同时自己来规定当前这篇作品所需要的理法。一个作家在斟酌一篇作品的布局,推敲一段文章的辞句,他决不这样想:“依照文章作法应该怎样?”他只是这样想:“要把当前这篇作品写得最妥帖应该怎样?”一边写东西,一边顾虑着文章作法中所说的各种项目,务必和它合拍:这不是写东西,简直是填表格了。填表格似的写成功的作品很难像个样儿,是可想而知的。何况你要这样做,必然感到缚手缚脚,大半连不大像个样儿的作品也难以写成功。

所以,对于文章作法之类和对于写作经验之类一样,希望太深切必然失望,一味想依靠,结果是靠不住。

预备写作,大概要训练一副明澈的眼光。种种的事物在我们周围排列着、发生着,对它们怎样看法,要眼光,怎样把它们支配运用,要眼光。说得学术气点儿,眼光就是所谓人生观和世界观。一个人尽可以不理会人生观和世界观那些名词,但是决不能没有一副应付事物的眼光,如果没有,他就生活不下去。眼光又须求其明澈。假定看法是错误的,支配运用是失当的,这就由于眼光不明澈的缘故,这样的生活就是糊涂无聊的生活。根据了这个着手写作,写成的就是糊涂无聊的作品,从认真的严肃的态度着想,这种作品很可以不用写。

进一步说,训练一副明澈的眼光是人人应该做的事情,一个工人、一个农夫、一个政府委员、一个商店伙计,如果不愿意过糊涂无聊的生活,都得随时在这上边努力。现在说预备写作需要训练眼光,好像这只是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实在有点儿本末倒置,认识欠广,这种指责是应该接受的。我们不妨修正地说:一个作家本来应该训练一副明澈的眼光,因为他是一个人,必须好好地生活,同时为着写作,尤其应该训练一副明澈的眼光,因为唯有这样,写成功的东西才不至于糊涂无聊。

试看一些对于不好的作品的批评,如含义空虚,认识错误,取材不精当,描写不真切,这种种毛病,推求到根源,无非作者眼光上的缺点。眼光没有训练好,写作时候不会忽然变好。平时把眼光训练好,写作时候还是这一副眼光,当然错不到哪里去。而训练眼光是整个生活里的事情,不是写作时候的事情,更不是看看人家的写作经验之类所能了事的事情。

预备写作,又要训练一副熟练的手腕。什么事情都一样,要求熟练,唯有常常去做,规规矩矩去做。要把写作的手腕训练到熟练,必须常常去写,规规矩矩去写。练习绘画先画木炭画,练习雕像先雕一手一足,称为基本练习,基本弄好了,推广开去才有把握。写作也需要基本练习,写信、写日记、写随笔,此外凡遇见可以写作的材料都不放过,随时把它写下来,这些都是基本练习。“出门不认货”的态度是要不得的,必须尽可能的力量,制造一件货色让它像一件货色。莫说全段、全篇都得斟酌,就是一个句子、一个字眼,也要经过推敲。写成功的虽然不一定是杰作,可是写作时候要像大作家制作他的杰作那样认真。这种习惯养成了是终身受用的,这样训练过来的手腕才是最能干最坚强的手腕。

练习和成功,实际上是划不清界限的。某年某月以前是练习的时期,某年某月以后是成功的时期,在任何作家的生活史里都难这样地指说。不断地写作就是不断地练习,其间写作得到了家的一篇或是几篇就是成功的作品。所以在写作的当儿,成功与否尽可以不问,所要问的是,是否尽了可能的力量,是否运用了最能干最坚强的手腕。

总之,写作是‘行”的事情,不是“知”的事情。要动脚,才会走;要举手,才会摘取;要执笔,才会写作。看看文章作法之类只是“知”的事情,虽然不一定有什么害处,但是无益于写作的‘行”是显然的。

写文章跟说话

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儿。用嘴说话叫作说话,用笔说话叫作写文章。嘴里说的是一串包含着种种意思的声音,笔下写的是一串包含种种意思的文字,那些文字就代表说话时候的那些声音。只要说的写的没有错儿,人家听了声音看了文字同样能够了解我的意思,效果是一样的。

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儿。要有意思才有话说。没有意思硬要说,就是瞎说。意思没有想清楚随便说,就是乱说。瞎说乱说都算不得好好的说话。用笔说话,情形也一个样。嘴里该怎么说的,笔下就该怎么写。嘴里不那么说,笔下就不该那么写。写文章决不是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话来写在纸上,只不过把要说的话用文字写出来罢了。

小朋友不要听见了“作文”“写文章”,以为是陌生的事儿,困难的事儿。只要这么想一想:这就是用笔说话呀。谁不会说话?想过之后,自然就觉得“作文”“写文章”是稀松平常的事儿了。而且,从小学一年级起,小朋友就写“爸爸做工”,“妈妈洗衣服”这类的句子,这就是用笔说话的开头。如果开了头一直不断地写,三年、四年、五年,用笔说话的习惯必然养成了。这时候,谁叫不要写就觉得被剥夺了自由,能够随意地写正是极度的自由,哪会有嫌陌生怕困难的?

认定了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儿,就不必另外花什么工夫,只要把话说好就是了。话是本该要说好的,不写文章也得说好。咱们天天说话,时时说话,说不好怎么行?说好了的时候,文章也能写好了。咱们平常说谁的文章好,谁的不好,意思也是指的说好说不好。

现在要问,怎么才算把话说好?花言巧语,言不由衷,好不好?认是为非,将虚作实,好不好?含含糊糊,不明不白,好不好?颠三倒四,噜里噜苏,好不好?

问下去可以问得很多,不要再问吧。就把上面问的几点来想一想,那样的话决不会有人说好。在前的两点是不老实,在后的两点是不明确。说不老实的话,谁都知道无非想欺人骗人,怎么要得?说不明确的话,在自己是说了等于没有说,在人家是听了一阵莫名其妙,怎么能算说好?

咱们不妨简单的这么说:说话又老实又明确才算说好。以外当然还有可以说的,可是老实跟明确是最根本的两点。做到这两点,才可以谈旁的。这两点也做不到,旁的就不用谈了。

“作文”“写文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回答也简单,就是用笔说又老实又明确的话。

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都重要,我看更要着重训练。什么叫训练呢?就是要使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譬如学一个字,要他们认得,不忘记,用得适当,就要训练。语文方面许多项目都要经过不断练习,锲而不舍,养成习惯,才能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现在语文教学虽说注意练习,其实练的不太多,这就影响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老师对学生要求要严格。严格不是指老师整天逼着学生练这个练那个,使学生气都透不过来,而是说凡是要学生练习的,不要练过一下就算,总要经常引导督促,直到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才罢手。

有些人把阅读和写作看作不甚相干的两回事,而且特别着重写作,总是说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行,好像语文程度就只看写作程度似的。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写作能力是不会提高的。常常有人要求出版社出版“怎样作文”之类的书,好像有了这类书,依据这类书指导作文,写作教学就好办了。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这样,老师临时指导和批改作文既可以少辛苦些,学生又可以多得到些实益。

阅读课要讲得透。要讲得透,无非是把词句讲清楚,把全篇讲清楚,作者的思路是怎样发展的,感情是怎样表达的,诸如此类。有的老师热情有余,可是本钱不够,办法不多,对课文不能透彻理解,总希望求助于人,或是请一位高明的老师给讲讲,或是靠集体备课。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功夫还在自己。只靠从别人那里拿来,自己不下功夫或者少下功夫,是不行的。譬如文与道的问题,人家说文与道该是统一的,你也相信文与道该是统一的,但是讲课文,该怎样讲才能体现文道统一,还得自辟蹊径。如果词句不甚了解,课文内容不大清楚,那就谈不到什么文和道了。原则可以共研究商量,怎样适当地应用原则还是靠自己。根本之点还是透彻理解课文。所以靠拿来不行,要自己下功夫钻研。

我去年到外地,曾经在一些学校听语文课,有些老师话说得很多,把四十五分钟独占了。其实许多话是大可不讲的。譬如课文涉及农村人民公社,就把课文放在一旁,大讲农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个办法比较容易,也见得热情,但是不能说完成了语文课的任务。

在课堂里教语文,最终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养成这样一种能力,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学生将来经常要阅读,老师能经常跟在他们背后吗?因此,一边教,一边要逐渐为“不需要教”打基础。打基础的办法,也就是不要让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而要想方设法引导他们在听讲的时候自觉地动脑筋。老师独占四十五分钟固然不适应这个要求,讲说和发问的时候启发性不多,也不容易使学生自觉地动脑筋。怎样启发学生,使他们自觉地动脑筋,是老师备课极重要的项目。这个项目做到了,老师才真起了主导作用。

听见有些老师和家长说,现在学生了不起,一部《创业史》两天就看完了,颇有点儿沾沾自喜。我想,且慢鼓励,最要紧的是查一查读得怎么样,如果只是眼睛在书页上跑过,只知道故事的极简略的梗概,那不能不认为只是马马虎虎地读。马马虎虎地读是不值得鼓励的。一部《创业史》没读好,问题不算大。养成了马马虎虎的读书习惯,可要吃一辈子的亏。阅读必须认真,先求认真,次求迅速,这是极重要的基本训练。要在阅读课中训练好。

阅读习惯不良,一定会影响到表达,就是说,写作能力不容易提高。因此,必须好好教阅读课。譬如讲文章须有中心思想。学生听了,知道文章须有中心思想,但是他说:“我作文就是抓不住中心思想。”如果教好阅读课,引导学生逐课逐课地体会,作者怎样用心思,怎样有条有理地表达出中心思想,他们就仿佛跟作者一块儿想过考虑过,到他们自己作文的时候,所谓熟门熟路,也比较容易抓住中心思想了。

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作文出题是个问题。最近有一个学校拿来两篇作文让我看看,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写的,题目是《伟大鲁迅的革命精神》。两篇里病句很多,问我该怎样教学生避免这些病句。我看,病句这么多,毛病主要出在题目上。初中学生读了鲁迅的几篇文章,就要他们写鲁迅的革命精神。他们写不出什么却要勉强写,病句就不一而足了。

有些老师说《难忘的一件事》《我的母亲》之类的题目都出过了,要找几个新鲜题目,搜索枯肠,难乎其难。我想,现在老师都是和学生经常在一起的,对学生了解得多,出题目该不会很困难。

有些老师喜欢大家挂在口头的那些好听的话,学生作文写上那些话,就给圈上红圈。学生摸准老师喜欢这一套,就几次三番地来这一套,常常得五分。分数是多了,可是实际上写作能力并没提高多少。特别严重的是习惯于这一套,往深处想和写出自己真情实意的途径就给挡住了。

老师改作文是够辛苦的。几十本,一本一本改,可是劳而少功。是不是可以改变方法呢?我看值得研究。要求本本精批细改,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与其事后辛劳,不如事前多作准备。平时不放松口头表达的训练,多注意指导阅读,钻到学生心里出题目,出了题目作一些必要的启发,诸如此类,都是事前准备。作了这些准备,改作文大概不会太费事了,而学生得到的实益可能多些。

动笔之前和完篇之后

我想,写东西总是准备给人家看的,除了日记和写在小本子上的各式各样的摘记。写东西登在报刊上,不用说,那一定是准备给人家看的了。

我想,既是准备给人家看,就得在动笔之前问问自己,想想人家。怎么问问自己呢?——我这要写的东西值得给人家看吗?我把这要写的东西想清楚了吗?我把先怎么写后怎么写安排好了吗?我这样安排能叫人家充分领会我的意思、不至于引起误会吗?就说这几点,不多说了。怎么想想人家呢?——看我的东西的是什么样的人?年纪多大?生活环境怎样?教育程度怎样?工作情况怎样?什么是他们需要知道的又是我能够给他们写的?就说这几点,不多说了。

我想,凡是跟别人相关的事,能够知己知彼总有好处,要不然难免做不好。而写东西给人家看正是跟别人相关的事。

我想,写儿童文学也是写东西给人家看,因而前边说的问问自己,想想人家,对于写儿童文学全都适用。问得清楚了,想得具体了,写成的东西总不至于差到哪儿,也许竟是成功之作。

前边说的是动笔之前,现在说完篇之后。完了篇就交出去吗?就寄到报社或是杂志社去吗?如果十拿九稳,确实知道我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当然就交出去,让它早点儿跟读者见面。这就要仔细想一想,什么叫写得不错?我跟读者不碰头不见面。我写这篇东西,读者看这篇东西,光凭登在报刊上的这篇东西,我的心跟读者的心才碰头,才见面。这就可以回答什么叫写得不错的问题了。总得做到我写的正是我要告诉读者的,读者得到的正是我要写的,这才够得上说写得不错吧。假如这样,借用工业建设方面的话来说,叫作“一次成功”。但是,据多数人的经验,写东西一次成功的例子并不多。除非完了篇硬是不再看,你再看它一两遍,总会看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对于向读者“交心”有些妨碍。这就不能马上交出去了,还得重新想想,仔细改改,或者请朋友看看,商量商量,直到自己或者朋友再找不出什么毛病了,然后交出去。认真的作者都是这样做的。

写成了东西自己改,或是别人给我提修改意见,是怎么一回事呢?无非以下这些事:没写正确的,把它改得正确。没写明白的,把它改得明白。多写的,把它去掉。少写的,把它补上。这样写见得语气不顺,就换一种语气。写上这个词儿见得不够贴切,就换一个词儿。诸如此类。这好像有点儿麻烦,但是只要想到我跟读者心连心就只靠写下来的这篇东西,自然不会嫌它麻烦了。何况什么事情只要养成了习惯,随它多麻烦也会变得稀松平常,并不麻烦。而完篇之后多看看,再改改,正是写东西准备给人家看的人非养成不可的习惯。那么,写儿童文学的人也要养成这种习惯。

我只就一般写东西说了些话,动笔之前怎样,完篇之后怎样,也来参加儿童文学笔谈会,感到很抱歉。我虽然曾经写过一些儿童文学,实在说不出什么经验之谈。没有经验就不勉强说,请同志们鉴谅我的老实。

我祝愿写稿的编辑的诸位同志思想解放,精神奋发,为繁荣儿童文学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