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多岁的时候从未想到自己将来会从事文学，所以相较同龄人，我读文学名著读得少，接触《罪与罚》是在成为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的IB老师之后，需要在翻译文学部分教这部作品，就是在那个暑假我第一次阅读《罪与罚》。
这是一本注定需要在回味和重读中理解的作品，我想说的是，和很多人一样，我初读的体验很糟糕。冗长、厚重、深奥，加上俄罗斯人本就难记且还不断变换的名字，这一切让我直觉性地质疑：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这部作品是不是被高估了？
随着年纪和阅历的增长，我现在的答案很明确：没有被高估。有些书，比如《罪与罚》，年轻的时候读了，哪怕不喜欢，多半以后回想起来会感激的，当然，我并不想以此来说服大家接受我的观点。
《罪与罚》的思想性似乎在文学界有颇高的共识，但是文学性却遭到很多质疑。这一讲我们就一同检审《罪与罚》的结构——在质疑之前，我们会不会漏了一些东西？
一、复调艺术：对真理的再思考
俄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巴赫金著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很详细地分析了老陀作品里的“复调”。这听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当然也很复杂，但我们简单来说，复调原是音乐术语，一首曲子含有两条以上的独立旋律，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就是复调。学校里唱大合唱，分高声部、低声部，高声部和低声部一同合作才能完成这首歌曲的演唱，其实也是复调音乐。
那复调音乐和《罪与罚》有什么关系呢？在巴赫金看来，老陀笔下这么多人物，这么频繁的人物与人物之间思想上的交锋，但每次辩论都不会得出一个答案，即甲方获胜还是乙方获胜，要么是不了了之，要么是被琐事打断，这或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为之：他想保持每一个人所代表的不同观点的独立性。
和很多人一样，我小时候也一直笃信真理越辩越明。但是后来卡耐基的一本畅销书《人性的弱点》第一次让我读到不同的观点，生活中的争辩多数不会通向“真理”。或许大家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争论的缘起可能真的是为了某个理性的问题，譬如说，科学是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然后一个人觉得是，另一个人觉得不是。两个人一开始或许是围绕科学展开对话的，但后来争着争着，因为人是要面子的，所以两人都不想输，常见的情形是议题可能会从这个点转移到无关的话题，弄不好还会上升到人身攻击。很多夫妻吵架，本来是一件小事，最后把陈年往事都翻出来火上浇油；也有很多网络上的论战，争执双方甚至都不站在同一个层面上吵架，只是为了比谁大声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回看《罪与罚》，里面的对话很真实，人很难真正说服别人，人也很难真正被改变。
然而，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仅仅是这些人物自说自话，或者没有结果的论争，这本书岂不是毫无意义？不就沦为了彼得堡酒馆的录音整理汇总？
这就是老陀的聪明之处，他还用了另一个技巧来平衡复调的声音，既维护了这些声音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又给出了他身为一位作家、思想家对那个时代的回应。这个技巧，我们姑且称呼它为“狂欢化结构”。
二、广场空间：狂欢化场景
要说“狂欢化结构”，首先要了解西方的狂欢节。大家多少都听说过这个节日，但是狂欢节到底是干吗的呢？
狂欢节盛行于所有基督教国家，每年的2月底到3月初举行，通常在复活节的禁食前夕。关于这个节日的缘起有这样几种解释：
有的说是因为在漫长的冬天平民吃不到好东西，所以在这一天王室和贵族会叫人把冬天储存的食物拿出来供平民分享，以慰藉他们在冬天捱过的饥饿。
还有人说以前的人相信，之所以会有冬天，是因为有主宰冬天的鬼魂，所以必须要把这个鬼魂赶走夏天才会到来，狂欢节就是用来驱赶这些鬼魂的。
虽然这一节庆盛行于基督教文明，但它被认为是民间的世俗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和宗教文化相对。其实大家看到，这些缘起要么是吃，要么是驱鬼，哪里像基督教传统？但为什么传承于基督教国家呢？有一种说法是，教会有意吸纳这一民间习俗以便更好地掌控它。
我们对狂欢节的大致印象有：在这一天，人人都要穿上夸张华丽的衣裳，戴面具，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西方社会层级分明：皇权，贵族（贵族分为好几等），平民。人与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等级存在。平时，教义主宰一切，也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和相处方式，这就导致了大家平时生活很拘谨，也很压抑，甚至爱慕、友谊、愤怒等人类基本的情感都因为等级的存在而不能自由表达。于是，也只有在每年狂欢节的时候，每个人都戴上假面，象征平日存在的等级鸿沟暂时消失：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人与人之间可以产生暂时的平等，释放自我，甚至放纵自己的欲望，比如大吃大喝，以及对心仪的人说“我爱你”。
《罪与罚》作品的狂欢化特征也是巴赫金在他的文论中提出的。有一些比较浅的层面，比如说，我们知道狂欢节一般需要用到街道和广场，过去在西方社会，广场平日也被皇权贵族垄断，但在这一天开放给平民，成为一种全民性的空间。什么叫全民性的空间？大家想想今天的广场舞就明白了，为什么大爷大妈要到广场上跳舞？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广场是公共空间，属于平民，所以大家可以占领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罪与罚》有很多类似广场的空间存在，酒馆本来就是全民性的空间，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些地方本应是私人空间，也被老陀化为广场了。比如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的斗室，因为他的房间门总是半开着，而且紧挨楼梯口，所以常常有人随意进出，如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不请自来。又比如马尔美拉多夫的房间，他在遭遇马车车祸后的弥留之际，各色人等围在这个房间里，各抒己见，大家如果还记得那个部分，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像学校里老师经常要拔起喉咙嘶吼： “吵死了，你们当这里是菜市场啊？ ”那个场景就是这样，最后马尔美拉多夫的妻子卡杰琳娜实在受不了了，说： “你们至少让人安静地死！ ”
这些场景，促成了对话的发生，也常常因为人多嘴杂而酿成灾祸和闹剧，我们先放一放，待会儿具体来看。
三、加冕与脱冕：国王与小丑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戴面具、穿夸张的服饰来消除等级秩序之外，狂欢节上还会有小丑模仿国王、王后、贵族等的仪式。模仿，就是放大模仿对象的特征，这常常会引发大家的哄笑。比如某个贵族有个大蒜鼻，小丑就装一个大蒜鼻，比如某个贵族放响屁，小丑就努力放几声鞭炮一般的响屁，类似我们今天电视上看到的明星模仿秀。
大家可以想见，平日高高在上的王室和贵族被这样一取笑，威严感荡然无存，这也是消除森严的等级关系的另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仪式是，狂欢节常在平民中挑选国王、王后，为其加冕，分别成为“狂欢节国王” “狂欢节王后”，这个名称我们可能都听过。这个仪式和其他仪式一脉相承——进一步地瓦解秩序。
或许大家初读的时候不会想到的，这些模仿以及加冕、脱冕的仪式都被运用到这部作品里，不同的是， 《罪与罚》里的这些人物先被加冕，而后被脱冕。
先举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小说里有个人叫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雅本来要嫁的对象，这个人一开始出现就说，自己和杜尼雅结婚，顶着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压力，因为杜尼雅之前在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家做家庭教师，与男主人之间传出流言蜚语，所以卢仁说： “你看，我不顾你名誉扫地，不顾你家境贫寒，仍然决心娶你！我有多么爱你，我多么伟大！ ”
我们可以把这种自我标榜视为加冕的过程，通俗点说，他给自己戴了一顶漂亮的高帽子。
但老陀马上给我们显示他这顶高帽子本就千疮百孔。实际上他娶杜尼雅的原因是什么？他要一个贫苦的妻子，以便更好地控制她；他要求妻子貌美，有学识，以便自己飞黄腾达的时候妻子不会丢他的脸。
小说里还专门设计了一个给卢仁脱冕的仪式，他诬陷索尼雅偷钱，被安德烈揭穿：
“请您立刻离开我的屋子；请您立刻滚，咱们之间算完了！我认为：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给他讲述了… …整整两个星期啦！ … … ”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我刚才不是对您说过，我要走，可您又留住了我；现在我只要补充一句：您是个傻瓜。希望您治好您的脑筋，治好您的近视眼。女士们和先生们，让我走！ ”
他勉强地挤了出去，但那个军需官不肯让他那么便宜，只骂了几句就放他走：从他桌上抓起一只玻璃杯，猛地一挥，向彼得·彼德罗维奇扔了过去。可是玻璃杯却直飞到阿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身上。她突然尖叫一声，那个军需官因用力过猛，身体失去了平衡，就沉重地摔倒在桌子底下… …
这是个很典型的狂欢化的场景，如之前提到的，卡杰琳娜的客厅成了一个全民性的广场空间，闹哄哄的，这里完成的是把卢仁的假面具（冠冕）摘下，所有人见证了他的虚伪，军需官甚至向他投去酒杯。
这是单一的人物加冕与脱冕的过程，这个仪式在《罪与罚》这里还有更复杂、更富创意的运用。
我们都知道小说的主人公叫拉斯柯尔尼科夫，是身在彼得堡的一个贫困大学生，他在理念的驱使下杀了人。这个人物非常多面，他确实是杀人凶手，但他并非十恶不赦，他很多时候很善良，自己这么穷，看到更不幸的人还会慷慨解囊，他甚至以为自己的凶杀行为是替天行道，他认为自己是“超人”，而这里的“超人” （源于尼采的“超人理论”）也就是他自行戴上的冠冕。
他的脱冕是怎么完成的呢？小说中没有类似卢仁那样被众人叫嚣、拷问进而撕下面具的场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脱冕，是以讽刺与模仿来完成的，这是巴赫金的术语。通俗一点说，就是老陀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边安插了好几个人物，这些人每一个都模仿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个侧面，但是模仿的时候又像哈哈镜一样放大了他这个侧面中蕴藏的荒谬，然后以这些人物的分别脱冕完成了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脱冕。
就说刚才那卢仁的例子，卢仁信奉的功利主义到今天还很有市场，其实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理论中就有功利主义的一面，他自己反复说服自己，把放贷的老太婆阿廖娜这一个人杀掉可以拯救一百个人，所以她该死，这就是功利主义的计算。
但老陀没有直接去指出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么想不对，事实上，老陀最高明的地方就是他拒绝做简单的对错评判，而是借卢仁这个人物，呈现出功利主义多半是人自私自利的借口，我们很容易从卢仁的脱冕过程中看清这个人物的虚伪（娶贫民女子只是为了更好地充当主宰家里的权威）。当我们看清了这一点，再回过头看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功利主义侧面，杀掉放贷人，是不是因为自己债台高筑，还不上钱？
除了卢仁外，还有至少两个人物实际上也作为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模仿存在：安德烈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
先看安德烈，这个人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常常说一套做一套。他表面上支持女性独立的理论，实际生活中却打女人；他还呈现出对理论的迷信，比如在小说尾声，有他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样一段对话：
“她（索尼雅）一定发疯了。”他们一同走到街上的时候，他（安德烈）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 “我只是不愿让索菲雅·谢苗诺夫娜受惊，所以说‘似乎’，然而这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了。据说，肺结核也会侵入脑子的。可惜，我不懂医学。虽然我劝过她，可是她什么话也不听。”
“您对她谈过结核吗？ ”
“不完全是谈结核，而且她也不会懂。可我现在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从理论上去说服一个人，告诉他，实际上没有什么事值得他掉泪，那他就不会哭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您认为他还会哭吗？ ”
“要是这样，生活是太容易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道。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安德烈至少两个可笑的地方：第一，他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做过努力，就下结论认为行动没有意义（ “不完全是谈结核，而且她也不会懂。”）；第二，他相信人可以从理论上说服。其实这一段的末尾，安德烈也有脱冕的过程，拉斯柯尔尼科夫早就不听他的话了，而他后来明白，自己的话原本就没有人在听。
那么，安德烈这些荒谬的地方模仿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哪个侧面呢？
拉斯柯尔尼科夫也迷信理论，认为自己只要除掉阿廖娜这个放贷人，平民就可以被拯救，真的这么简单吗？还是如他最后恍然大悟的那样： “要是这样，生活是太容易了。”他也常常说一套做一套，比如他觉得贫穷是万恶的，但当拉祖米兴给他推荐了翻译的工作帮他解决经济上的拮据，他却不愿去做。
刚才提到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也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模仿者，这个模仿比上面提到的这些更复杂，更精妙，我们用专门的一个小节来探讨。
四、对位结构：法与恩惠
和卢仁相比也好，和安德烈相比也罢，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在小说中所占比重远远超过前两者。而且如果大家有心，会发现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和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比如说，他俩都是无神论者，两人都很骄傲，不满足于现实，而且力求寻找从目前的困境里解脱的方法。
这里牵涉老陀在两人之间有心建立的对照，我姑且称此为“对位结构”。为什么这么称呼？之前提到过，这部小说是复调小说，每个人物的声音就像一组独立的旋律，整部小说就是这些旋律组成的交响，而音乐中有“对位法”这个术语，是使两条或者更多条相互独立的旋律同时发声并彼此融洽的技巧。“对位法”的拉丁文词源“punctus contra punctum”意为“音符对音符”，如我们把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看成两条旋律，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音符间的对位。
这只是一个漂亮的称呼，一个虚名，让我们的这个发现听起来很牛的样子，我们还是来看实实在在的东西。
除了两人的性格特征非常相像外，老陀还用同一意象来建构两人的心理。
比较明显的是苍蝇，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而言，他在睡梦之后，看到：
“一只睡醒了的苍蝇在玻璃窗上猛撞，诉苦似的嗡嗡叫。”
“只有一只大苍蝇嗡嗡飞着，在窗玻璃上猛撞。”
类似的描述也发生在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身上。同样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睡梦之后，他看到：
“几只睡醒了的苍蝇停在桌上一盘没有吃过的小牛肉上。”
发现了吗？连苍蝇的修饰语都很类似，都是“睡醒了的”，如果联系两人都刚经历的一场睡梦，那么这里的苍蝇有隐喻他们本人的意味，当然这个隐喻的内涵是高度开放的。
我在此把苍蝇挑出来说，并不是要追求其象征意义，而是想指出它在结构上的定点意味。
我读书的时候，幾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很火，讲述住在同一栋公寓大楼的一男一女因为一个永远向左走，另一个永远向右走，几乎很难有机会相遇，虽然种种迹象表明，两人如果相遇，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部漫画的灵感实际来自法国诗人辛波斯卡的《一见钟情》：
他们彼此深信
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
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
但变化无常更为美丽。
他们素未谋面，所以他们确定
彼此并无瓜葛。
但是，自街道、楼梯、大堂，传来的话语——
他们也许擦肩而过，一百万次了吧？
我想问他们是否记得——
在旋转门面对面那一刹？
或者在人群中喃喃道出的“对不起”？
或是在电话的另一端道出的“打错了”？
但是，我早已知道答案。
是的，他们并不记得。
他们会很讶异
原来缘分已经戏弄他们多年… …
这里的街道、楼梯、大堂、旋转门以及电话都有定点意味，表明两人人生轨迹的高度重合，也就是我们说的缘分。几米的漫画，还有各种青春偶像剧都深得这种标记的精髓，很喜欢让一对情侣在一条马路的这边和那边，擦肩而过，就是不让他们撞见彼此，以戏弄观众。
从结构意义上，《罪与罚》中的苍蝇也扮演着这个角色。
其他有定点意味的意象，比如大雾。在犹豫是否自首时，拉斯柯尔尼科夫感叹： “一个不正常的时期开始了：仿佛突然遇到了一片大雾，他被包围在走投无路和痛苦的孤独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在自杀前，也感叹： “户外大雾弥漫，什么东西也看不清。”
虽然彼得堡这座城市以大雾出名，好比纽约、伦敦的雨，或者上海的黄梅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暗示两人都陷入了心理困境。
这还不是最妙的，最妙的是情节上的一一对应，我为大家把发生在两人身上的事情提炼出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爱上）索尼雅——（杀害）丽扎维塔——（继承物件）十字架
当我们有了这条线索后，我们会看到在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身上几乎可以抓取完全相同的情节线索：
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爱上）杜尼雅——（杀害）玛尔法——（继承物件）枪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爱并不是单向的爱上，而是两个男性人物都希望从他们爱的对象上寻找救赎的希望。对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而言，杜尼雅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索尼雅，他认为杜尼雅愿意救他，劝导他，甚至愿意为他受苦。
我们再来分析细节。先来看最后一项——继承物件：杜尼雅和索尼雅分别从两名死者手中继承了一样东西，而这种继承关系对杀人者的理论都有致命一击：
拉斯柯尔尼科夫杀阿廖娜有他的理由，杀一人救一百人，如果这个功利主义理论成立，那么多杀一人也无妨，杀两人救一百人，不违背他的理由的正当性。
但这里的问题出在人的生命被等同为冷冰冰的数字，他不知道这个被杀掉的“一”可以拯救别人，拯救索尼雅，从而最终拯救自己——人自身的价值无法用数字衡量，每个人都具有无限的潜能。
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眼中的妻子可以任由其宰割，是个被动的、失语的女性，但是继承了妻子的枪的杜尼雅向他显示，女性不仅有独立思想，也有反抗的力量。
而且，我们一定都发现了，这两个继承的物件本身就很意味深长，我们可以简化这其中的情节线索：
索尼雅——十字架——救赎成功
杜尼雅——枪——救赎失败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上的差异？
这里涉及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经历，他年轻时因为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他被宣判死刑，但就在临刑的前一刻，突然被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这个戏剧化的、简直如儿戏一般的经历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巨变。简单点说，老陀一直在“赚得”的人生中思索枪决和流放两种审判结果的不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