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帝王与堕落的天使相似，骄傲而忧郁，美丽而烦恼。他的计划与努力虽然宏大，却终难成功。
他的身躯多么魁梧强壮！俾斯麦的成就真要感谢他的强健体魄，尽管他几乎不曾与人近身肉搏过！他的躯体是如此不凡，就如同他的成就一样。他有着巨人的意志，精力充沛如同充满电荷的磁场。他像他的獒犬那样，强壮而敏锐，阴沉而冷峻，令人敬畏；对来犯者冷酷无情，对主人则终身严守忠诚。正因如此，俾斯麦钟爱獒犬，也同他的爱犬一样，强壮、敏锐而危险。
如同所有强壮之人那样，他曾救过自己的命。在柏林的菩提树大街，有一个刺客向他开枪，就在刺客走近要开第二枪的紧急时刻，俾斯麦抓住他的右手将武器打落在地，若非如此，他就当场毙命了。另外，在他年轻的时候，曾有一次跳入水中救人的经历。他终生为此感到骄傲。后来他位及宰相，一生中获得无数勋章，却唯独为这枚纪念救人的勋章而自豪。后来，他还拯救了普鲁士，在国王威廉一世将要屈服于公众压力而退位的关键时刻，俾斯麦握住了国王的剑鞘，使国王坚定信心，把握权力。
倘若没有强健体格的支撑，这三桩同等重要的事件就不会如此结局。无论走到哪儿，他都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二十多岁时，在一次宫廷舞会上，他高大的身材就引起了他第一位主人的惊叹。无论是法国皇帝、俄国皇帝，还是国王、王子、公主，看到他进门时必须躬腰而入，继而站直身体，挺拔耸立，无不印象深刻。那些出于各种原因与他成为对手的将军和政客们，经常会对他的强壮体格感到震惊，甚至害怕。
然而他的密友，有时甚至是普通政府职员，都看到过这位巨人崩溃的时候。在绝望的折磨下，他痛哭流涕，面部表情抽搐扭曲。这是俾斯麦的另一面，也是德国人不愿示人的情感外露，但这也正是他民族主义个性的形成所不可或缺的。
关于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历史在经历了一千年的分裂后，走向依然扑朔迷离，但它却造就了这么一位个性分裂的人，单枪匹马就能抵挡另一派系。他的个人奋斗经历，交织着同情与非议、责任与权力、逃避与进犯、忠诚与报复的挣扎，恰如德国经历的艰辛路程。而这种近乎神秘的、与生俱来的相似，赋予了他为民族统一而战的愿望和勇气。连他自己也未必察觉，在他政客的狡猾表象之下，涌动着一股强大的情感。这种情感赋予了他一个愿景，一种理想，使他自始至终目标坚定，尽管他采用的方式似乎有些机会主义。俾斯麦一工作起来便高度兴奋；就这样，用了不到八年的时间，这位普鲁士人便统一了德国。
德国也只能被一位充满激情的人征服，他就像一位艺术家，能够将炽热的情感铸炼成铁。德国是一个孕育音乐家的国度，而其缔造者也必定是一位艺术家。
然而俾斯麦也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在同一片土地上，也孕育了一群现实主义者，他们试图通过深思熟虑之下向外部世界的推进，来平衡自己对思考和哲学的热爱——他们对行动的迷信，可能出于恐惧，夸张到了小心谨慎的地步。俾斯麦是一位强硬而现实的人，能够敏锐地洞察事实，对原则几乎完全漠视。在他稳步迈向权力巅峰的三十年间，甚至直到成为独裁者之后，他都能根据形势需要，与任何党派或机构结盟，或与任何党派或机构对抗。他痛恨起来，会彻夜不眠，第二天便给对手闪电一击。而当需要他们的时候，他就会改变策略求得和解。不要追问他这么做有多少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又有多少是为个人权力，因为这个人只关注自己的事业，并相信凭借一己之力能够捍卫它！
然而，俾斯麦的动力之源，与权力和名誉都无涉，想想吧，他年轻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所事事。出身贵族的俾斯麦，三十五岁时才开始涉足政界，而拿破仑这个暴发户已经做了皇帝。他从政并不是渴望成为独裁者，也不是出于对当时还不存在的祖国理论上的热爱，更不是起于对家乡普鲁士的骄傲。然而当他手中拿起泥刀，开始一块块地垒石头时，他被真正艺术家的愿望所驱动，要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他由此走向愤世嫉俗，并对前辈们的无能报以嘲弄。
德国的天才一直都是思想家或是艺术家。这一民族从未造就过纯粹的“政治人”。
正因如此，他对思想家更加反感。他对哲学本就缺乏尊重，而对聚集在法兰克福的来自各党派的空谈家更是赤裸裸的鄙视。在国家陷入暴乱时，这群人坚持运用哲学原理来检验议会收到的每一条提案。俾斯麦这位来自波美拉尼亚偏远乡村的地主，对城市生长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不屑一顾。他是自学成才的土政治家，踏入政界时毫无经验和训练，所以自然也就没有派别偏见。他结结巴巴地抛出统一德国的主张，议会举座震惊，后来得到国王的重用。俾斯麦与威廉一世国王具有某种超于才智之上的共同点，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解释威廉一世这样一位孱弱的空想家对我们这位粗鲁巨人的赏识呢？这位拥有乡村地产的陌生人到来时是带着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吗？不，正相反，他什么都没带，甚至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除了勇气和一肚子的不满，他一无所有。
他强壮的身躯蕴藏着非凡的勇气。他的骄傲与自信，成为航船中的压舱物，使其在动荡的航程中安全无虞。俾斯麦在1848年3月对国王说的第一句话和在1890年3月对国王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指责。不战之时，他仅是一个厌世者和嘲笑者，怀疑、愤世嫉俗以及抑郁耗尽了他的精力。然而面对敌人时，他又焕发斗志，目标坚定地果断出击，就这样，一种外部力量给他提供了攻击目标，让他获得了自足。越是近敌，他的打击越有力。相对外交敌人而言，他更专注于国内事务。比起拿破仑而言，他更憎恨德国政客温德霍斯特和里克特。
俾斯麦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他离开橡树林区的出生地，狂热投身于尔虞我诈的党派政治后的首次亮相；他对本国国王和王子的态度以及后来对外国国王和君主的态度；他对当时政治信条的断然驳斥；他坚持独立执政，拒绝外部干涉；他多次威胁要辞职；他清晰、不拘礼节、新颖的用词——无不表现出他热爱自由的叛逆性格。倘若此人出身于低级阶层，他必定是一位革命红旗下的勇士。
他不像歌德那样，需要秩序来包容个人的混乱。他永远处在不和谐之中，既停止不了也不愿停止。造就一个革命者的不是思想，而是情感；比起用一支冷静的笔或随众人一道抗争传统的人，以激情满志的气势去战胜传统的人，是更激进的革命者。
事实上，俾斯麦至少在德国创新了执政方式。他革新了处理民众造反的方式，创立了新的外交实践，即施行高压，而非梅特涅派主张的迂回手段。在伦敦参加一次晚宴后，俾斯麦用坚定的口吻阐述了自己的计划，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真正认识了俾斯麦，他对客人们说：“当心这个人，他说到做到。”
他有打破世俗束缚的强烈内在冲动，他勇气非凡，坚强独立，气势逼人，蔑视一切，然而，是什么让他忠于旧的体制？是什么使他决定维持社会现状？又是什么让他与已有衰落气象的旧王朝相联结呢？
答案是他的血统。他小时候进行狩猎训练时，老守林人称他为“容克先生”，在年轻的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老守林人的曾祖父就曾经侍奉一位俾斯麦先生。俾斯麦早年看到了本阶级的无能、堕落和懒惰，以及他的表亲们世袭职位后的无用和管理不善；同时他也看到平民阶层的智慧、勤劳与骄傲压过了贵族僵化的偏见。于是，他自命为本阶级的守卫者，施展自身才能来捍卫它的利益。
他将保卫国王视为最高职责。并不因为他觉得国王的血统比自己的高贵，他不止一次当面告诉霍亨索伦王室，俾斯麦家族占有王国土地的时间比他们更长。但是他认为国王恰似金字塔的顶端，如果砍掉这一顶端，金字塔将荒诞无稽。他不想危及贵族头衔的世袭制特权；同其他贵族和地主一样，他不愿为理念而放弃任何世俗财产；他也不能摆脱高贵出身所带来的优越感——所以他要保卫国王。
他的家族依然兴旺；虽然处在动荡的虚无主义时代，他的封建主义信条尚未动摇；在他这位忠诚后裔的支持下，传统势力依旧强大，影响远播。看来，这位容克后代并未从母亲那里有所继承，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中产阶级血统的痕迹。否则，五十年后，以他的个性和意志，他的无畏和独立，他可能会成为新时代的一位领导者。
他终其一生都是保皇党，他的立足点是君主制。他宣称自己对国王的忠诚是他信仰上帝的结果，然而这种信仰的表现形式是怪异的。他是清教徒，极其务实，理性主义的世界观根深蒂固。在很多年里，直到去世那天，他的床头柜上始终放着一本祈祷书，而书里却夹着一些空白页，上面记下了夜里出现在他脑海的政治思想：这真是俾斯麦特有的虔诚。
然而，这些超验主义的理念并未使俾斯麦对其他贵族有任何敬意，特别是德国贵族，尽管他们也自以为是靠神授的权力进行统治。恰相反，俾斯麦对他们极尽蔑视讽刺。对所有的普鲁士国王，他无一爱戴，包括对弗雷德里克一世。对他所侍奉的统治者们，更是不屑一顾。但有一条世代相传的封建关系纽带，把他和他们联结起来，这也只有血统能够解释了。贵族理当效忠国王，臣下理当效忠贵族。然而，在俾斯麦的革命个性中对自由的热爱是多么强烈。
俾斯麦与国王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尽管他一贯遵循礼节，话表指称自己为“卑微的”或“顺从的”，但是，他对主人的行为是持怀疑态度的，一旦感到制压束缚时，他也会咬断主人给他戴上的金链子。
最后，他甚至还咬了主人的手。没有什么能比俾斯麦挺身对抗他唯一承认的权威——国王——能更充分地暴露他潜在的革命倾向。重要的不是他做了，而是他做的方式。当这位魁梧的老人受召遵从一位无能的年轻君主骄横的指令时，他反抗了。这次反抗的每一细节都反映出他性格中的骄傲、强硬以及完全的独立自主。俾斯麦继承的贵族血统，不允许他行事站在德国人民的立场，而非普鲁士国王的立场。然而，没有什么——即使是他津津乐道的信仰也不行——能阻止他性情中的另一种高贵挺身反抗这个上帝钦点的王子，让这个年轻的白痴受到应得的教训。
过去，俾斯麦会当面谨慎地向国王谏言，或者关起门来表达反对意见，通常都有臣下在场。但是这次，他就像被激怒的獒犬一样，对主人不公平的对待大发雷霆。俾斯麦的失控，是他被继承的行为准则多年来所压抑的冲动的一次宣泄。有两个原因使这次强烈的冲突能够被掩饰过去：第一，缺少一个与俾斯麦旗鼓相当的对手；第二，据说俾斯麦与国王出于某种原因和解了。
然而，即使现在，俾斯麦也绝不想公开造反。是因为这位七十五岁的老人缺少了当年勇吗？或者他的保皇政治倾向依然是不可跨越的障碍？无论如何，他没有越界，最多就是在辞职演讲中，对国王和贵族们进行了尖锐抨击。最后他愤怒地离朝归野，丢出的石块砸到摇摇欲坠的皇宫建筑上，噼啪作响。
然而建筑依然屹立不倒。俾斯麦执政了二十八年。在他离去二十八年之后，旧的王朝制度才崩溃。德国的敌人终于看到了皇室的坍塌。
但它并没有土崩瓦解！除了敌人抽掉的石头，没有一块石头离开原来的位置。是啊，在国难当头的时刻，能工巧匠努力让这些柱石比之前更坚不可摧。而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德国人一直视为帝国基石并尊崇有加的皇室，不过徒有其表，不堪一击。
王国的幸存充分表明，俾斯麦在其政治方略中赋予王室的重要角色，纯粹是对他所属阶级的让步——甚至可以说他是软弱的。因为当王室败落，帝国幸存之时，俾斯麦防患于未然的方略，尽管不无传统的历史包袱，结果证明是合理的。当大风暴过去，人们环顾四周，发现俾斯麦比他自己所希望的要更有前瞻性。
当凡尔赛帝国建立的时候，在胜利的炮声中，凡尔赛宫玻璃画廊的金色镜子所映照的都是好战贵族的形象；勤劳的民众无处可觅。四十八年后仍然是在凡尔赛宫，帝国失败被判赔偿，金色镜子里不再有一个王室人物。欧洲最后的三个帝王，不是被砍头就是被废黜。历经二十二朝的德国王室丧失了权力，并非迫于外界强制，亦非来自内部压力，而是由于自身的腐败，由于时代的衰落，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正走向寿终正寝。
然而，两位平民在那一历史时刻被迫签字的文件，毁掉的只是威廉二世的工作，而非俾斯麦的政绩。正是威廉二世制定的那些政策，最终使德国卷入战争，而这正是俾斯麦反对的。典型的例子是，这位缔国者不主张建立外国殖民地和海军。是俾斯麦把帝国推向了胜利之巅吗？他不是仅仅将战争作为手段，为的是阻止欧洲干涉德国统一吗？之后二十年，不正是俾斯麦抵制帝国主义的倾向以及军事扩张的诱惑吗？不正是俾斯麦在尼科尔斯堡顶着国王和所有将军们的愤怒，签订了现代和平条约：没有割让领土，没有赔偿，只是表明了与敌人尽快恢复友好关系的愿望。所以，俾斯麦真的过时了吗？
尽管宣称效忠王室，他直到生命尽头依然愤懑不平，过着孤独的流亡生活。在他将近八十岁的时候，人们劝他平静下来，安享晚年，他从浓密的眉毛下抬眼问道：“我为什么要平静？”他与外界打交道时是坚硬的，而把全部的温情都倾注在了过世的妻子身上。这个妇人曾是他温暖的港湾。在她的身上，集中了俾斯麦对静谧、森林和家的全部渴望，这种渴望对他烦躁而纠结的性格是一种折磨；他也同样热爱行政事务和政治组织，总是忙于处理国家事务。他的政治生涯越是动荡，他的婚姻就越需要平静——它也确实是平静的。
俾斯麦的批判性头脑，让他很自然地转向了历史和文学创作。他天生热爱森林和打猎，是个厌恶官场的乡下人。年轻时他无所追求，逗留乡村，到了晚年，他更是长期居住在乡下。只有在这里他能够积蓄力量，然后在宰相官邸、城堡议事厅和他所蔑视的议会大厅里呼吸。在他身处的环境和他心灵的愿景之间，对峙从未停止；最终在他能够终日享受森林寂静之时，他又渴望回到他诅咒多年的混乱之中。
这是他的宿命。俾斯麦天性纠结，他清楚这一点。
他接受生活的安排，以最大的努力去工作；在六十岁时实现了三十岁时的愿景；担当欧洲大陆的仲裁者整整十年。然而，他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担心他一离开，所有这一切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在他弥留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的女儿听到他在大声为德国的未来祈祷。
最后，人们看到他穿着长风衣，戴着宽礼帽，像众神之王沃旦那样，表情严肃地凝视前方，在家乡古老的橡树林中独自漫步，走在两只獒犬之间。
（苗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