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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的诡计: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策略》赫鲁晓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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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犯困境作为博弈论中的一个基本的模型,可以解释很多与此类似的社会现象,如寡头竞争、军备竞赛等。但是社会中的博弈往往并不止有两个参与者,这时的博弈还会出现囚徒困境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囚犯困块又称为人质困境。从两个囚犯到一群人质,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巨大冲突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来。

       1956年2月14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24日,大会闭幕。这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系统揭露和批评斯大林的重大错误,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报告一出,顿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很多人心里都有个疑问:你既然知道他的错误,为什么在斯大林生前和掌权的时候,你不提出意见,而要在今天才放“马后炮”呢?

       后来,在党的代表会上,当赫鲁晓夫又就这个话题侃侃而谈时,有人从听众席里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时你在哪里?

       可以想象,当时赫鲁晓夫是何等尴尬和难堪,回答必然要自暴其短,而如果不答,把纸条丢到一边,装做什么也没发生,那只会表明自己怯阵了,结果必然会被在场的人们看不起,丧失威信。从台下听众的一双双眼睛中,他知道,他们也有同样的疑问。

       赫鲁晓夫想了想,便拿起纸条,大声念出了上面的内容,然后向台下喊到:“写这张纸条的人,请你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并走到台上。”台下鸦雀无声。赫鲁晓夫再重复了一遍,但台下仍然是一片死寂,没有人敢动弹一下。赫鲁晓夫于是淡淡地说:“好吧,就让我告诉你,当时我就坐在你现在所坐的那个位置上。”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改革家赫鲁晓夫的机智和率直,而且还可以知道,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害时,“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很难做出的,因为它意味着惨重的代价。这就是人质困境。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对比一下1939年苏共第十八次大会与五年前代表大会的代表情况。五年前的2000名党代表在这次大会上还能出席的仅剩下区区35人,有1100人因为“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捕,131名中央委员中有98人遭到清洗,3/5的红军将领、所有11名副国防委员、所有军区司令、最高军委会80名委员中的75名,也无一例外落得同样的下场。

       这个故亊像极了给猫拴铃铛的童话故事,那个故事的大意是这样:老鼠们意识到,假如可以在猫脖子上拴一个铃铛,那么,它们的安全就会大有保障。问题在于,谁会愿意冒赔掉小命的风险给猫拴上铃铛呢?老鼠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同样摆在人类面前:人们在直接面对威胁或损害时,也面临着同样的心理困境。

       最常见的例子是:一辆长途车上的几十名乘客,面对两个持刀劫匪无计可施,任其把所有人的钱包洗劫一空。这种冷漠与软弱的报道屡见报端,对在场者的指责甚至是谩骂也充斥于各大网站。人们多用“无情”等来指责他们。但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对他们的指责确实有些太过苛刻。

       只要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确实很容易成功地捉住抢劫者。但是问题在于,统一行动少不了沟通与合作,偏偏沟通与合作在这个时候变得非常困难,抢劫者由于深知乘客联合起来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因此必然会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挠他们进行沟通与合作,其中包括危害首先发难的人。

       有人认为,一个人基于公民道德和责任的而应采取的行为,不能掺进成本利害计算的杂质。这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要求。担当这个任务的领头人意味着要付出重大代价,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他得到的回报也许是人们的感激和怀念,而且也确实有人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比如徐洪刚。但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是显得过于沉重,沉重到并非多数人所能够承受。

       这就是赫鲁晓夫要告诉大家的真理,也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需要协调和个人牺牲才能有所收获的事情,做起来可能具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难度。如同童话里的那些老鼠,它们如果要去拴那个铃铛,就必须基于现实危险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