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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性随缘》“跳梁”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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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午门外,有两处矮小的房子缩立在广袤的阅兵场东西两侧。我知道,那在清代是驻着专管“驻跸关防”的“虾”(侍卫)们的。但在明代,它却有个别致的名字,叫“廷杖房”。大臣犯过,或开罪了“秉笔太监”,或惹恼了皇帝,就在这里行刑。廷杖,也叫打板子,既不交到有司衙门处置,也不征询内阁大臣意见,完全凭皇帝性子喜怒,“打三十”、“打四十”随口吩咐。我们在史籍中读到那些诏书,真个是金声玉振毓华春秋,其实皇帝下诏时,那口气土得掉渣:“拖出去,打八十——钦此!”或更狠一点“拉出去,着狗吃了——钦此!”……这类文笔口吻触目皆是,令人有时发指,有时又忍俊不禁。

挨打的当然大多是声名显赫的高官,那情景闭目可见是十分残酷悲壮的。一头太监把人按在地下拼命噼噼啪啪地猛打乱抽,一头是受刑人的门生故吏远远观刑,摆好了酒食点心,等着老师受刑下来安慰压惊。这般场面实在是十分义烈的。

然而,这些大臣挨打,常常都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打人的,挨打的,大抵心里都明白,这不过是“常规处分”,倘不是倒霉蛋,决计于性命无虞。打人的图个出气痛快,挨打的是愈打名声愈大,图个“声震天下”——从另一头微妙心思,居然有点“一家愿打,一家愿挨”的周瑜黄盖味道。

这当然书史无载,是我读史时偷窥来的心得。也许是我对这些读书人的花样向来不怀好意揣猜,有那么一点“阴暗心理”的缘故。我的鉴别根据是看大事,看人物在大事面前较真时的德行。比如像御史参奏某厨子“制膳甚咸”、皇帝死了的亲爹该否堂堂正正入祠之类,争得唾液四溅,攘臂挽袖的——恰从中看出一个“斜”字来。

那么逢到大事如何?永乐发动靖难之役,叔叔从北京起兵,水陆大军直逼南京,要夺侄儿江山。眼见朝廷岌岌可危,兵势土崩瓦解,百官们纷纷自打主意,各想门路化解凶险。逃走的、归隐的、暗通关节预留后路的、打点精神迎新主的……种种不一而足。自然,平日以节烈自标的,这里头又有个面子问题。当时有个叫解缙的庶吉士,听到文皇渡江,金陵眼见不保,与方孝孺、周是修、王艮、吴溥、胡广、胡靖六人——姑且称之为“七君子”吧,聚在一处,相约为建文皇帝殉节,以标千古风节。退下来后,解缙便悄悄支使家人:“你去瞧瞧胡广是什么动静。”家人回来禀说:“没什么动静,见胡大人问家人‘猪喂了没有’。”解缙听了这话,准是心里猛地轻松,说:“一猪尚不肯舍,况背舍性命乎?”于是心安理得地活了下来。这七个人只有方孝孺壮烈而死,周是修被杀,王艮闭门涕泣,服毒自杀,其余四人都结结实实“咸与新命”。

这件事使我一下子想起明末的洪承畴。崇祯信为股肱,依为干城,名噪天下的贤能臣子,与清兵松山会战,兵败被俘。捉来之后不吃、不喝、不言、不动,像煞了要宁死不屈的模样,多尔衮也拿他没办法,便叫他的旧友范文程去“看望”。范文程去闲话一阵,回来说:“洪承畴肯定不是死节之臣,他是可以说降的。”问他“怎见得呢”,范文程说:“我和他闲聊时,房梁上掉下一点灰絮落在衣服上,他赶忙掸掉了。一件衣服他都舍不得,他肯舍掉性命吗?”果然,弄个女人去劝,洪承畴也就欣然降了“命世之主”。

明代士人崇尚程朱之学,讲究性命之理,存天理,去人欲,最是在格物致知上头下工夫的。王阳明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算是一份独到的心得——这位儒将曾面对一丛绿竹,想破了脑子“格致”其理,以至于弄得病了一场。这也是当时文人的一种时尚心态:在理学中钻牛角尖,仿佛是做得十分认真。一旦“事”来了,大家都真相毕露。待到清兵入关,大军直逼金陵,这群宝贝又在一块“聚议”,一说要从福王逃走,一说“社稷为重君为轻”,要留守社稷——换句话说,就是要替新来的主子看家,而居然就是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当日清兵入城,天降大雨,文武百官整肃相迎,五尺多高的“手本履历”几摞子码着,等待接收,冠服袍褂淋得褪了色,红水殷殷满街横流。这也是颇为滑稽的一幕:上头受降的是志满意得的洪承畴,下头投降的是他许多门生故吏。都是汉人书生,主子却换了满洲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个叫阮大铖的人,这时的表现尤为奇特。看过《桃花扇》的人大抵都知道他会编曲本儿,而且会表演,爱附庸清流,是个亡国名流。他的履历很明白,先附魏忠贤,又结马士英,再投满洲人,带着清兵攻打仙霞岭,僵仆石上死——单这么几句,无论如何不“生动”,他的“事迹”其实是好看煞的。他去见魏,“每投刺,辄厚赂闻人毁焉”,连个名片都不留存。魏忠贤倒台,穷搜党羽,明知他是魏党,偏就找不出证据。他整肃魏,连带着扫了东林党,伙同马士英整倒周延儒,接着又和马士英反目。借“妖僧大悲案”造假名册,无论好人歹人、君子小人统统一网打尽之。钱谦益一代学儒大匠,甚至让小妾柳如是牺牲色相巴结他,还是不肯放过。这人简直荤的素的、臭的香的、五颜六色、垃圾古董、玉佛金人、鸡毛蒜皮一囊而尽,乱划拉齐毁坏,说不清他是什么道道儿、什么个东西。亲近朋友都瞧他有病了,他说:“古人不云乎?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明白说话,是世纪末心态!于明末、晚明政权,可以说阮大铖一点好事正经事也没做,偏是降清之后,他的劲头突然大增。他这时已年届花甲,清兵“内院”怕他鞍马劳顿,阮大铖慷慨陈言:“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打到仙霞岭,大家都骑马慢行,只有阮大铖牵马徒步行进,说:“我精力百倍于后生!”率先直赴极峰五通岭。好半日大家才喘吁吁爬上来,远远见他坐在石头上“呼之不应,以鞭掣其辫,亦不动。视之,死矣”。单看他的简历,恐怕永远想像不出这个老不要脸的奸徒如此归宿吧?我是用心读了《儒林外史》的。心里犯嘀咕,品不出滋味,觉得像进了洪洞县,内头何以就没个好人?再翻明史才晓得,那都是红尘滚滚中的小巫,正直清白如海瑞的、三杨的可寥如晨星。如《五人墓碑记》那般激切壮烈的也极少见。后来才知道它写得老实,说了一群侏儒和变侏儒的故事。当然解缙、阮大铖们这样的“跳梁”也是少数。但燕鹊鸟雀窠学坛,满朝皆簪缨侏儒,也是明亡缘由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