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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性随缘》辑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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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才——我个人的一些感悟

我是1968年入伍的。当时正是“上山下乡”运动高潮,我在南阳第三高中读书,很幸运地穿上了军装,回避了这个令人厌烦畏惧的“大事”。

应当说,我上学还是努力的。只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太频繁,仅上小学,我就换了五次学校。各个学校讲课进程不尽一致,这就拉下了饥荒。除了语文,其他课目仅能混个及格。父母是老干部,他们忙,只注意到我“别变坏”,顾不上我的功课。我也缺乏读书学习的主动和自觉。因此,在家长和老师的眼里,我不算坏学生,但是是个没有出息的无能之辈。

1968年秋,我们连队调往山西大同,“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学工”,为总后勤部采煤。当戴上矿灯,穿上油腻潮湿的破工作衣和长筒胶鞋走进半尺积水的井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已走进人生的最底层,再不改变就会永远留在这里。好比一个锅底塘的底部,我在这里无论向哪个方向努力,都是“向上”。从那时起,我下了死决心,开始了自学生涯。

所幸的是,我们是个施工部队(总后勤部工建206团),不参加“支左”。部队领导注重工程进度,并不留意战士们读书是否“四旧复辟”的问题。我用尽一切解数搜集书籍,读完了《二十四史》(基本。有些“志”未读)、《资治通鉴》、《中国通史简编》,先秦诸子的哲学论文也有不少涉及。部队党委见我大批判稿子写得不俗,特命我担任党委常委的文化教员,我就有了更多的学习和读书的特权和机会。这个期间也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细读了一些马列的经典名著,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等等。有些时间找不到合适的书,也读了一些很无聊的书如《奇门遁甲》、《柳庄》、《麻衣》之类的五行命相书籍。

所以,我所摄入的文化营养是十分驳杂的。然而却也形成了我个人比较扎实的知识建架结构——以中国历史为基础,辅以文学和艺术的鉴赏评论能力。我的第一点体会,读书少了是不成的;读书不杂,纯粹的经院高才生也很难创作如《康熙》《雍正》《乾隆》这类著作。

第二点,我觉得我的机遇不错,碰上了好气候。1978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我是比较注重政治理念的人,又担任理论教员。虽然从心里很佩服如康熙这样的人,但他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封建皇帝,是不可以歌颂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开拓了我这样的思维:A.凡是在历史上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的;B.凡是在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民生活的改善作过贡献的;C.凡是在科技文化教育诸方面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这三者只要具备之一我即予以肯定和歌颂,反之,则鞭挞。这一理念的形成是时代赋予的。我1978年随第二批干部转业,刚好赶上时代。

《康熙大帝》第一卷成书出版,是1986年初夏。这个时候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出版社当时虽然以计划经济为主,但已开始关注市场效益。《康熙大帝·夺宫》一书一次征定了七万余册,社里领导上下都很高兴,用最快的速度发稿——如果按照我的知名度来办或按“政治标准”来划定是“歌颂谁”,定评这样的书很难付梓。

大气候如此,小气候也不错。南阳市历史上是个比较重视人文的地方,历届市里领导,比较注重栽培文气。我转业时,这里已经有一个可观的作家群。领导上经常开创作生活会,鼓励保护创作人员。记得清理“精神污染”那年,南阳一个作者写了《别廷芳传奇》,有人说那是污染,应批判。市委明确表态:南阳没有精神污染。这样就把他保护了下来。事实上,文学人本身不但无缚鸡之力,政治生命也脆弱,一打击就完了。

就我成书碰到的机会,冯其庸先生,是真正的老师。他在《对人文社科人才培养的几点想法》一文中提到我的情况,完全是事实。他到河南来看我的稿子,是绕道来南阳的。我当时困于两点:我的稿子到不到“发表水平”?我在出版界“外无应门五尺之童,内无期功强近之亲”,一个熟人也没有,他当时说,稿子很好,不要发愁,出版社由他来联系。他五月来,我只有十七万字,到年底,就写完了三十四万字,并且抄誊了一遍。《康熙大帝》第一卷就在除夕完成。我的责任编辑顾仕鹏和周百义也都是十分到位的好编辑。

力气+才气+机遇。大致上就这么三条,我自己这样总结的,我在大学给学生们讲,也常说这三条缺一不可。大环境小环境,如有一方起负作用,是不可能让人才脱出的。《康熙大帝》第一卷出书,顾仕鹏问我用什么笔名或本名,我想出了“二月河”,这当然结合了我“凌解放”的本名。其实也是我的感悟,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的讨论迎来了冻河开封的春天。我一生遇人,有不少能力大于我才力也超于我的,或老死牖下,或潦倒无力,或平淡无奇终生,即因缺乏了“际遇”而致。

由此,我建议,一、建立正规的建议与推荐渠道。由权威的学术团体定期向组织部门推荐自学成才者,作为考量人才录用的硬指标。这种社会认定具有“当量”学历的权威,使其有“规格”,以解决其待遇问题;二、“是人才,就当官”的理念要不得,一定要因才施用,把人才安放在他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三、自学成才者最易自生自灭,因此,为他们创建良好的小环境,施以政策的保护措施是必要的;四、具有创造潜力的人才,经过学术论证,可以在工作条件和物质条件上施以相应的优惠政策;五、人才要加以培养与教育,这件事应有专门的机构与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