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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陀一起吃早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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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震惊,又沮丧,原来仁波切提到的“一点别的小东西”是一堂瑜伽课。如果说在尼泊尔餐厅那奇怪的场景中我感觉想逃,那么现在我就想夺门而出,在跑向我的车与自由的路上撞翻十几头陶瓷牛。唯有对尴尬的恐惧让我没有付诸行动。对尴尬的恐惧,还有一个事实,在我们和瑜伽教练(一个亚洲混血女人,在我看来有点像街道对面图画上的最高女神)闲聊消磨时间时,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门内。这是个问题,教练安静地说,不是所有人都有空间,垫子不够,地面空间不够。“我就站到后面去好了,”我自告奋勇地说,“别担心我。”

但仁波切大笑。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胳膊上,好像他过去一周以来一直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教练,她的名字不知是凯利、茉莉、卡莉,还是宝拉——我极为难受,所以没听清楚——穿着她的黄色紧身服站在两英尺开外的地方,黑色短发,绿色的眼眸干净得像空气。她似乎以为我在开玩笑。当她意识到并非如此时,她说:“但是,林林先生,你的垫子就在这里,在前排啊。我们特别为你留的位置。”她指向一张垫子,在两个看似身体上只有千分之一盎司脂肪的女人中间。而且这两位还不是大学生的年纪。她们正在放松肌肉(尽管我无法想象,瑜伽课为什么要放松肌肉),两腿分开呈V形坐着,胸口平贴在两膝之间的地上,要不就是把胳膊拿到背后——一只手臂由上往下,一只手臂由下往上,两手交扣,这样那样地摇摆。好可怕。这是个噩梦。我一定是用恳求的表情看着仁波切的,因为他使劲捏捏我的胳膊,告诉我不用担心,我是个好人,是他特别的好朋友。

课程开始时,仁波切和宝拉端坐在垫子前部,我用了一分钟才明白过来,这些天来和我同车的男人,这个矮胖、肌肉发达的家伙,看起来会被错当成芝加哥熊队中后卫教练的人,柔软得像一根全熟的拉面面条。

房间满了。三十个左右匀称的女人穿着紧身服,两三个黑衣服的长发男人,体格就像马戏团里那些在半空中抓住空中女飞人的家伙,他们的后面,现在沿墙站成一排的,以穿便服的大学生居多,恭敬地站着,观看仁波切的每个动作。我穿的是斜纹裤和运动衫,不太符合当天的统一服装。按照指示,我脱掉鞋袜和皮带,把它们搁到房间一旁。我展开那张蓝色垫子。心剧烈地跳着,我还以为某种小梗死能救我一命呢。

可是没有,我没得救。茉莉介绍仁波切是个伟大的圣人和瑜伽士,然后介绍我是他的同伴,“第一个学生”,以及旅伴。我的脸是柿子色的。我能感觉身后有四十几双眼睛,而我呢,带着笨重的中年得意,只适合偶尔一次的两英里步行和双人网球友谊赛,斜纹裤,运动衫,汗水已经把我的头发粘到了脖颈上。我们跪着,坐在脚跟上,以几分钟的静默作为开始,“安心宁神。”如茉莉所说。但我的心神大概像周二下午5点的纽约中央车站一样安宁。冥想完成后,我们唱诵一次“Om”,起立。以一个鞠躬开始,足够简单——连我都能鞠一个像样的躬——然后进入一个叫什么“韦帕体式”的东西,或者类似那个名字,当然,房间里每一个有垫子的人都熟悉这个体式。我东张西望,绝望地暗中侦查。我左边轻盈的生灵正在蹲下来,一条腿在后面伸直,同时把手掌扎在脚的两边,向后弯腰,这样她就在直视天花板了。对她来说毫不费力,就像我把手伸过桌子去够一把用蜂蜜烘烤的腰果一样。

但我尝试了,仁波切在观察我,笑得很开,一个膝盖从袍子里凸出来,他的新项链在自然光里闪闪发亮。还好我没摔倒。我们把手短暂地放在膝上,然后举手朝天,双掌合十,眼睛往上看,这下我摔倒了。我往侧边倒去,撞上了旁边的女人。“对不起。”我挤出一句。我的呼吸很困难。再次尝试。这个,卡莉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叫“基帕体式”。我们要做腹式吸气。我的胃里全是季茶地、瑜伽茶和甜品。但我尝试了。我们该把手放下来了,谢天谢地。然后把另一条腿也放到后面,保持在高位的俯卧撑姿势——“阿拉索阿瓦纳”,或者类似的名字,也叫“平板”。这个我可以做。但卡莉让我们保持在那里,直到我的手臂都在颤抖,还一直用让人郁闷的平静声音告诉我们,为了让这个姿势达到最大的效果,我们得把上臂的肌肉向外旋,小臂的肌肉向内旋,大腿内侧的肌肉往上提,并且放松喉咙来呼吸。然后我们得慢慢下沉,几乎——几乎,她重申一遍——贴到垫子,但要保持在离地面大概一英寸的距离,维持八个缓慢的呼吸。我颓然倒地,抬头看仁波切。他的身体像一块金属板一样坚挺静止,下巴下方有一到两英寸的空气流通。

很快我们就做了听起来像“西可瓦拉”的体式,需要坐在尾骨上,提起一个膝盖,然后在膝盖上方做扭转,这样眼睛就对着房间后方。我出了很多汗。谁都没有一丁点的声音。“西可瓦拉”慢慢地换到另一边做,同时观察呼吸。再前弯——“阿齐纳拉萨瓦那”。向左“阿齐纳拉萨瓦那”,向右“阿齐纳拉萨瓦那”。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对仁波切耍诈羞辱我怒不可遏。就算真是街对面隔间里的画中人也会暴怒的。况且我不是画中人。这是一起张冠李戴的错案!他对我微笑。我笑不出来。我发誓要顶住压力。我得让他看看。我得让卡莉、茉莉还是宝拉看看,也让左边被我撞上的女人,房间后面肩膀打了激素、一头长发的空中飞人,还有靠着墙壁干瞪眼的学生看看。我会撑下去的,不说别的。我调集起我在迪克森高中橄榄球场那段60公斤岁月的每一分意志,在北达科他大学曲棍球二队选拔赛冰场上的每一丝勇气,当时我虽然同样技不如人,但还是勉强被最后一个选上了。“欧格尼帕西内”。“希尔撒拉纳瓦塔纳”。“布塔纳岗马西”。上犬式。下犬式。死犬式。我的手臂在哆嗦,腿也在剧烈地哆嗦,汗已经浸透运动衫,往下流到我的斜纹裤头,我还担心自己当天没有好好洗脚。没完没了地继续,站姿,躺姿,扭转。折磨啊。

终于,好像大部分学年都过去了一样,茉莉要求做一个名叫“摊尸式”还是“死亡式”的东西,在我看来恰如其分。光线渐暗。我们平躺下来,试图放松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第一分钟里,我整个人沐浴在一种胜利的狂怒中。我做到了。跌撞过几次,放弃了几个体式,但挺过来了。仁波切要付出代价。忘了我的功课、我的开明、他的三天还是四天的美国指导课吧。我们要开车全速冲到俾斯麦,我准备第二天就把他丢在迪金森的农场,做我自己的事,然后跟他一了百了。

但之后,当我躺在那里时,狂怒平息下去了。什么原因我不确定,或许只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再疼痛。或者至少不再剧痛。我相当肯定,我拉伤了左腿的筋,这意味着六个星期不能打网球;还撕裂了背部中间的小肌肉,这意味着得给嵴椎按摩师奉上几百美金。但几分钟的静置之后,我注意到一种美妙的全身平静感笼罩了我。我有几十年没有这么放松过了,恐怕从来没有过。身体的每一条纤维,从脚底板到头皮的每一个细胞,都被活动到了,现在它们都在休息,我的头脑慢慢地加入它们。这不像睡觉,我一点都不昏沉,而是一种明媚的平静降临在我的思绪上。然后,有一小会儿,有几个呼吸,完全没有念头。我没有任何经历跟那种感觉沾边,事实上我一直不相信它可能存在。但有一小段警觉的无思无虑的状态,难以想象的甜美,让人惊诧的甜美。等它过去后,我发现我在想着我的孩子们,好奇他们有没有试过瑜伽,如果没有,何不一试。

然后卡莉叫我们站起来,最后鞠一次躬,对仁波切说声谢谢。垫子叠起来了,后面的人群涌到前面,我的朋友被包围,就好像他是夏季回格雷斯兰庄园的猫王一样。我慢吞吞地去穿鞋,以精疲力竭的状态斜靠在窗台旁。我的运动衫开始晾干。我能感觉到它贴着我的肚皮变硬。

不久,茉莉本人走出人群,朝我走来,不是真的在走路,而是悬浮在地板上空一英寸的位置。她可以给解剖图当模特,肌肉分明,姿态优美。我看着她,那种情感甚至不是两性间的爱慕。超越那个。她不知怎么的超脱了性,高于人类。

“你撑下来还行吗?”她问,相当羞怯,我觉得。

“你在笑话我。”

“很难,不是吗?”

“岂止是难?就像在一台洗衣机里一样。”

“但你现在感觉很好,对吧?”

“不一样的好。”我说,她大笑起来。

“精神上呢?”

“有过一分钟的平静。”

“会坚持吗?”

“我不知道。大概不会。也说不定。我不知道。”

她微微一笑,碰碰我的肩膀,说:“多喝水。”然后滑走了。“你明天会有一点酸痛。”我觉得她离开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

等仁波切四周的人群散去时,大半个小时已经过去。即使在那时,还是茉莉赶他们走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在找他要签名、一直拿问题纠缠他,还是怎么回事。谁能看透这些留雷鬼头、背双肩包、穿烂T恤的人呢?这句话,我猜,是他讲的,尽管我听不到他讲话。我靠在那里休息,看着发生的事情,正如我的头脑在性爱、一顿特别好的大餐、一场不错的交响乐,或者任何它想一再接触的乐趣之后的表现一样,它也一直掉头到刚才空白的那几秒。但空白不是形容它的正确词语。静止也不是。八到十秒的空间内,某个东西,某种进程或内在的习惯,被悬停了,在那几秒内,无以言表地,我觉得自己见到或者理解了什么,我一直伸手去找回那种理解,我的头脑却一直绊倒在它的老习惯里,蹦跳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