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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陀一起吃早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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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也答完之后,我就急着要上路了,而且我莫名地恼火。就像是为了刁难我,仁波切在演讲结束之后,又逗留了很长时间,跟点心桌旁的人聊天,轻声发笑,回答问题,把一只手搭在他们的肩上,接受恭敬的鞠躬。过了一会儿,我走出去,站在清凉夜风里的人行道上,就站在那儿,眺望荒废。这里发生了什么?这种事怎么能发生在美国?

我饿了。我依稀觉得自己好像有罪——相信我,这不是我常用的措辞。空洞的内在,肮脏的胶合板眼睛,扬斯敦要道上精美的古老石屋似乎映照出几分的我来:外表足够光鲜,建筑上讨喜,结构上健全,但挖空之处有老鼠在爬。我为什么要有这种感觉?我不是个坏人。我站在那里,等待里面的欢宴得出笑意的结论时,一直在跟自己争论。我什么都没做错。反之,我没怎么计较,就重新安排好了我的行程,多少还算准时地把仁波切带到了他的演讲会址,要知道,有两天之久,他手头上一直拿着我妹妹的那封信,却都没有想到向我提起。确实,我用提问向他施了一点压力,但整件事情不就是这个目的吗?不然要我怎么样,就像房间里的其他人一样附和吗?他说什么都照单全收,就因为他被认为是个心灵大师?那不是我的风格,完全不是。我的风格是去提问,去分析,去质疑,去权衡一个问题的各方各面,如果有什么东西看起来不像现实真理,就一直挤压它,直到谎言暴露无遗。那样何错之有?在我看来,我一直很恭敬,而且,我比房间里的其他人更诚实。仁波切似乎没有不悦。

然而就是有什么东西对我纠缠不休,某种模煳的愧疚感。仁波切的回答是,加深它。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人会做正确的事,而不去做错的事?害怕坐牢、离婚、永恒的惩罚吗?对天堂的信仰?还是以防真有来世?对于在生活中做更多“灵性功课”的人,那些人不止是不出轨、不偷公司的钱、不用酷刑拷问公民,每周还花几个小时祷告——对那些人来说,存在一个更高层、更加愉悦的不一样的天堂吗?

我感觉,我疏漏了一部分的论据。比如说,那些不做好事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会那样?还有死亡那个议题呢?它有什么意义?一个人要怎么为死亡做准备?最后,当仁波切和一小群仰慕者们从门口涌出来时,我正在发愁,就像发愁衬衫上一颗松动的纽扣。扬斯敦的人行道上一定回荡着二十多声“谢谢”,至少同样多次的鞠躬。微笑,容光焕发的脸庞,孩子似的爱慕。这一切怎么这么气人?

终于,仁波切对扎辫子的女人说了最后一声再见,鞠了最后一个躬,我们把车倒出停车位,从422号公路离开小镇,这条路是我闷在车里时找到的。仁波切彻底安静下来。在我的经验里,这对一个刚做完演讲的人来说不同寻常。我做编辑的部分职责包括,当作者来纽约时,陪同他参加读书会,几乎无一例外,在比较成功的作者朗读完或者演讲完之后,当他们沐浴在一群人的钦佩赞美声中一两个小时之后,总会有某种“演讲后人来疯”,一种亢奋的状态。要过一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或者在某些极端自负的案例中,要过几天他们才能意识到,他们其实跟芸芸众生在同一个水平上,只不过偶尔有人找他们要签名,或者咨询他们对这样那样的烹饪手法的意见。

或许我在这里的口气听起来是嫉妒。我不嫉妒。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多大的冲动要写一本书,或者去跑巡回推广、在我写的东西上签名、上电视主持烹饪节目,或者被邀请在苏荷区开餐厅。只不过多年以来,我注意到一两个小时的公众崇拜对一个人的影响,而我在仁波切的身上一丝都没看到。

他坐着,盯着窗外城市的残骸,现在已经黑下来。后来,我们经过几座工厂——庞大笨重的残骸,这里曾经制造过产品,人们曾经在这里工作过,赚取过薪水,把钱花在扬斯敦的商家和店铺里。只有一座工厂亮着灯,似乎还在使用。很快我们出了扬斯敦,驶过一条商业街,这里多多少少还能维持完整的面貌。

“饿了吗?”我问我的旅伴。

“不太饿。”

“那么辛苦都不饿?”

“不太辛苦,讲话而已。”

我们继续沉默地前进了片刻,我能感觉到荒谬的愧疚感仍像臭气一般,黏着我不放。上师的沉默中似乎有一种谴责。也许我侮辱了他,或者让他尴尬了。“听着,”我说,“对不起。恐怕我刚才有点过分。我从房间后面像条警犬一样扑上来。”

“警犬?”

“你知道,我的问题很尖锐。它们有一点强硬。不太恰当。我不该开口的。”

他在黑暗的车里边摇头,边望着外面的街道,没有看我。“不,”他足够诚恳地说,“你的问题是最好的问题,奥托。”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叫我的名字,从他的嘴里讲出来很怪。“你那么说只是为了恭维我,为了不让我难过。”

“我从不恭维,”他说,语气比以往跟我讲话的任何时候都要有力,“你的问题恰恰很好。你给我的回答,”他咯咯一笑,轻碰我的胳膊,“不太好。”

“我会想一想。你说我能想到明天。”

“对。明天早餐的时候。”

“好吧,我饿了。你介意我们停车吗?如果你要明晚在南本德做讲座的话,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想,我们可以先吃饭,再开一个小时,这样我们早晨就不用太赶。”

“不要赶。”他说。

“永远别赶?”

“永远别赶。”

“好。意大利菜怎么样?”

我们正经过一处地方,门外有块招牌:阿尔贝里尼家,停车场满了,这永远是个好兆头。我们停好车,走进去,被带到一个面朝街道的类似玻璃房的地方就座。我注意到,带位的女招待有美丽的胸部。很难不去注意,因为她穿了一件很紧的低胸上衣,似乎就是为了展示它们。我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发现自己在好奇,我注意到了那对胸部,那一阵几乎是反射性的淫欲——我知道没什么结果,而且也不想有什么结果——我好奇,这些欲念,不管多么轻微,会不会伤害我在灵性道路上的进程。如果存在这么一条路的话。如果它通往我想去的地方的话。跟你不看相比,盯着女招待的胸部看太久,你最后就落入一个稍微差那么一点的美好天堂。

我自言自语,这就是叽叽歪歪的后果。你会开始担心每件小事——咖啡是自由贸易的吗?鸡是散养的吗?你应该不再看美女吗?回不回收口香糖的包装纸?你应该回家把自己锁在房里,像《圣经》指导的那样,不停祈祷吗?

餐馆小工用一篮新鲜的面包卷把我从这团精神泥淖中拯救出来。服务生很有眼色,面包卷是温热的,菜单包罗万象,胸部是世界级的。仁波切喝了柠檬矿泉水。我先要了一份沙拉,然后是波特红酒浸鸭浇意式炖饭,以及一杯黑皮诺。我又看了一眼女招待的胸部,带着几分童年的固执——没有人会否定我这一点小小的、无害的审美享受——然后让自己停住。我想吉妮了。

沙拉和一种稍甜的招牌意大利油醋汁一起上来,配以温热的面包卷,无与伦比。皮诺足够酸,有馥郁的李子味。鸭子做得堪称完美,如果浸在稍显浓稠的波特红酒汁里吃的话。但下面的意式炖饭用苦艾酒入过味,与这道菜肴搭配得刚刚好。在一个不吃东西的人面前大吃特吃的感觉很局促,我试过了,再次道歉也好,让他每样东西都尝一点也好,来让自己摆脱那种愧疚感,它像潮湿的夏日午后贴在我身上的湿衬衫一样。

“你是一个好人。”仁波切说,就好像我们一直都在聊那个。

“拜托,别再发表什么好人的言论了。在我听起来很假,说实在话。听起来像奉承。”

“啊,”他说,“你不相信你是个好人。”

“我当然相信。我不害人。我是个好父亲,我知道。一个好丈夫。一个正派的公民。我们有自己的慈善工作在做,吉妮和我。我们为各种事业慷慨解囊。”

“但是有点什么,”他说,挥舞着两只手,就好像在弹一个想象中倒置的键盘,手指流动,琴键并不挨着彼此,钢琴本身也不是平的。“缺了。”

“不,未必。没有。”

“也许是害怕什么东西。”

“不见得。我不喜欢坐飞机。要我说的话。”

“怕死,”他说,“怕失去一切。”

“我不崇拜死亡。我不去想它。生活是活人的。伴随死亡而来的是什么,呃,我们无法控制。”他点头和微笑的方式深深地激怒了我。“别聊了,”我说,“我们换个话题。”我又舀起一匙炖饭,喝了一口酒,准备进攻。“你就从来没有冲动要小孩?”

“当然,”他说,“我也很难过,我还没有孩子。我非常喜爱孩子。”

“那你为什么不要?发誓禁欲吗?”

“金鱼?”

“禁欲。没有性。”

“性,性。”他说,声音太大。附近的桌子坐了人,他们都听到了。我们似乎没法在餐厅里不引人侧目地吃一顿饭。“仁波切喜欢性!”

“真的?”

“当然。非常喜欢女人!”

“但她们会玷污杯子的,对吧?”

他发笑了,就好像我在开玩笑,他翘起下巴对着天花板,显出粗脖子上的肌肉。“不,不。女人不会玷污杯子的,奥托!仁波切会有精神上的妻子。”

“精神上的妻子?你的意思是,没有性。”

他再次大笑。“一点点性。不会太多。仁波切做什么都不会太多。食物,性,睡觉,公务,演讲,幸福,悲伤……不会太多。”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只要一点点的性?要是它本身没错的话,为什么不要很多的性?”

“你自己有感觉,什么时候做了对的事,什么时候做了错的事,是吧?”

“是,当然。”

“我刚好平衡时,自己有感觉。”

“太多的性会让你失去平衡?”

“太多的什么都不行。太多冥想,太多演讲。”

听到这个,我陷入沉默。我考虑过再点一杯红酒,我想点的——我可没有平衡的问题——但是,想到还要开车,我克制住了。我还是品尝了一块提拉米苏,和一杯无咖啡因的咖啡。然后其中一个侍应善意地给我们建议,说有个小镇可以逗留,沿着这条路往北开大概一个小时,还有一家不错的旅馆,他觉得会适合我们。我请他代我向大厨转达赞美之词,赞美我刚吃的这顿饭,还提到我编辑美食图书,服务生把这些告诉了大厨和名叫理乍得·阿尔贝里尼的老板。理乍得出来短暂寒暄了一下,握着仁波切的手,就好像他完全符合一个典型的周二夜晚的顾客形象。

阿尔贝里尼说,没多久以前,扬斯敦还是繁荣的地方,有稳固的中产阶级和美好的文化生活。但之后,工作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城市开始走漫长的下坡路,到现在都没缓过来。他店里的生意也衰退了,他说,但他们还好能从俄亥俄州那一片的其他地方吸引顾客。和他交谈时,我想着那些迁走工作的人,不管那些人其实是怎样的人,他们有没有回过这座城市,甚至只是开车穿过它。我还好奇,他们回来时,可能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要如何对自己解释,才能自我感觉是个好人。利润养育了我们所过的生活,我知道,也看到它的必要性。但那些人把利润奉为上帝,而且在我看来,根据他们宗教的规则,如果关掉工厂、把工作转移到海外有利可图的话,那么在道义上就是对的。为了免于罪恶感,我猜,他们为自己做过什么、没做什么设计了各种思维方式,各种聪明的合理说辞。我突然想到,在一个不同的竞技场里,我可能也会惯于做出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