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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朝圣2:奎妮的情歌》不太可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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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妮?奎妮·轩尼斯?”我醒来时,一个新来的义工正靠在窗边。他一度看起来像是由光组成的。

“睡觉的时候,”他说,“你在哭啊。”这时我才好好端详了他,发现他根本不是男的。他是个大骨架的高个子女人,一身修女装扮,戴着一顶头巾,穿深蓝色针织开衫。我赶紧伸出手来掩饰。但这个陌生人既没有盯着我看,也没有像人们通常那样,把眼光瞟到我的手指、脚上,或者任何一块脸以外的地方。她只是在微笑。

“你在为这个叫哈罗德·弗莱的男人烦心吗?”她问。

我记起你的消息。你正走路来看我。但这一次我看不见希望,我看到的只有距离。毕竟,我在英格兰的一端,而你在另一端。南方的风有种柔和,在这里它却狂野到能把你掀起来。这段距离有它的理由,哈罗德。我必须在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离你越远越好。

修女从窗边挪开身,带倒了窗台上的一小盆仙人掌。她说,她听说了你那让人振奋的消息。她知道你正从金斯布里奇往特威德河畔贝里克走来,而我只需等待。她俯身去解救地板上的仙人掌。“当然啦,我本人不认识弗莱先生,但看起来像是你对着虚空呼喊,然后有了回声。他真是个好人。”她对着仙人掌微笑着说,就好像刚为它赐福一样。“顺便一提,我是玛丽·安贡努修女。”她把音发成“安-贡-努”,像法语。“很高兴遇见你。”

修女拉近椅子,坐在我的床边。她的手放在膝上,又大又红。一双洗洗刷刷的手。眼睛是清澈的亮绿色。

“但是你看看我。”我试图开口。但没什么效果。于是,我伸手拿来我的笔记本和HB铅笔。我写了一句留言给她:我怎么做?我要怎么等他?然后把铅笔扔到一旁。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尽管我已经自我放逐了二十年,背负着一块空缺的生命在生活,我以为你已经忘记我。寄给你第一封信时,我是为了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妥当。我是为了给自己的过去蒙上一层盖布。我并不期待你回信答复。我当然更不期待你本人走路来亲自回答。要供认的、要赎罪的太多,要修补的太多,而我做不到。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离开金斯布里奇,永不回头?如果你知道真相,恐怕你会恨我。但你必须知道真相,你看。没有真相,我们之间不存在会面。

我记起我第一次在啤酒厂的院子里发现你。然后我看到你儿子戴着我那副红色羊毛手套的画面,我也看到了莫琳,她在福斯桥路13号,你家花园里一篮洗净的衣物旁,眼神炽烈燃烧。不要走路过来,我心想。那个有滑稽名字的修女是对的:你是个好人。二十年前我有过机会开口,但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我有满腹的话语,却没有说出口。现在不要来。

我写道,太迟了。

玛丽·安贡努修女读了我笔记本上的留言,什么也没说。很长时间,她只是把双手夹在膝间待着,坐得那么笃定,我都开始以为她睡着了。然后她卷起袖管,就像一个修女要动真格了那样。她的手臂光滑,有日晒的痕迹。

“太迟?没有太迟这一说。在我看来,你对哈罗德·弗莱还有别的话要说。那难道不是你烦心的原因?”

好吧,确实是。我又哭了。

她说:“我有个计划。我们要给他写第二封信。别忘了,是你寄出的第一封信,挑起了这一团乱麻。所以现在必须得由你收尾。只不过这一次,别写那种他会从礼物卡上看到的短话。告诉他真相,完整的真相。告诉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向窗外。黑色游丝般的云片你追我赶,划过沉闷的天空。日光是一枚明晃晃的顶针,树木的黑枝微微颤抖。我想象你在英格兰的一端,沿着乡村小路行走的画面。我想象自己在另一端,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的床上。我思考我们之间的距离:铁轨,车道,马路,河段。我想象尖顶与塔楼,石板房顶和铁皮屋顶,车站,城市,小镇,村庄,田野。好多的人。坐在站台上的,坐在车里开过的,从巴士里盯着看的,还有跋涉在路上的。自从我离开金斯布里奇,就一直孤身一人。我在一间破败的海边木屋里安身,我在海边的一座花园里修心。我的生活圈很小,没什么可说。但往事仍在我心里,哈罗德。我从没有放下过。

“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写这封信,”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会帮忙。办公室里有一台旧手提打印机。”

我记得自己用了好久才讲清楚第一封信,好让她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出来。我猜你注意到了我那一团糟的签名和信封上你的地址。把那封信投递进邮箱费尽周折,派一只信鸽都比那要快。

但玛丽·安贡努修女仍在讲话:“我们每天都做一点。你可以写笔记,我来打。我猜你不懂速记法吧?”

我点点头。

“好吧,就这么办。我们来写信,你和我一道,直到哈罗德·弗莱到达这里为止。我会以第一人称来写,假装自己是你。我会转抄所有的话。一个字都不会漏。你的信会在哈罗德·弗莱抵达的时候等着他。”

那你答应我,他见到我之前会先读到信?

“我向你保证。”

她的想法已经让人有点动心。我已经在编排开场白了。我觉得自己应该是闭上了眼睛,因为等我睁开眼时,玛丽·安贡努修女又换地方了,这次她坐在被单上我脚部微微隆起的旁边。她戴上了一副蓝色的胶框老花镜,让她看起来眼珠凸出,她拎起一个磨损的皮革手提袋,有公文包大小。钥匙用一条绳圈系在提手上。

她笑起来:“你睡着了。所以我溜去办公室,擅自借来了打字机。”她打开我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她把它放回到我的腿上,旁边搁了支铅笔。

“你明白现在的状况吗?”玛丽·安贡努修女一边说,一边打开皮包的锁,取出打字机。这是一台乳白色的凯旋牌提帕打字机。我以前也有过一台同样型号的。“哈罗德·弗莱在走路。但换个角度看,尽管你人在这里,尽管你已经完成了旅行,你也在开始一段新的旅程。说起来是一回事,又不完全一样。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就算我人不在了,至少我的信会在。

玛丽·安贡努修女坐好,把打字机搁在她的膝上。“好啦,”她说,伸展着红彤彤的手指,“跳格键在哪里?”

接下来的早晨,我们都在工作,一直到午饭后,到黄昏降临。我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我指着自己的字迹。你看得懂吗?

“完全看得懂。”她说。

我撕下写完的纸页,给每一页标号,然后玛丽·安贡努修女捡起来打字。我一直告诉自己,写到下一页就停,等到下一页,我又把它写满。我写了你目前读到的一切,玛丽·安贡努修女则噼里啪啦地在按键上敲打。我们仍在忙活。我在写字,她在打字。

“好,”她说,“这样很好。”

今晚,值班护士履行了我们晚间的例行程序。她用漱口水和裹上纱布的小棒给我清理口腔。她在我嘴唇破裂的地方涂上凝胶,还换了敷药。沙阿医生是姑息治疗的会诊医生,他问我有没有痛得更厉害,但我告诉他没有,还是老样子。我没必要让自己不舒服,他说。如果我哪里有病痛,治疗的药物可以调整下。护士刚给我贴上新的止痛贴,露西修女就开始按摩我的手。她光滑圆滚的手指在我僵硬的指头上游走,放松了关节,缓和了疼痛的发作。她取来闪粉指甲油,给我涂指甲。

睡梦中,我看到了你的儿子。“好的,戴维,”我说,“好。”我拿来一条毛毯,怕他冷,给他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