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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中国人》说不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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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对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于是义和团徒子徒孙气得捶胸打跌,群起而攻之。彼时还不流行立法委员提质询,说谁动摇国本的学问,所以攻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现代人物最大的特点是蠢血沸腾,从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和真正冷静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华,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这么比一比,其思想就有问题。至于比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一回事,通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时祖挺先生对北齐帝国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项羽?」几乎把他阁下活活打死。其实高演先生舔项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权在手,就有资格踢腾。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直传统到现在,自然日益发扬光大。

香港自由日报上有马五先生一篇短评,介绍了一则香港故事。一个叁作牌向街头无牌熟食档收了六元港币贿赂,结果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马五先生赞曰:「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对殖民地的政风皆另眼看待,认为黑暗面大过光明面,区区六元港币规费,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却执法不苟,对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决不饶恕。收受六元贿赂,本质上与六十万元贿赂,并无区别,非法贪污则一也,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贵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发生灵验,拥有祸福人群的权威。假如执法者受着人情或某种外来势力的干扰,稍有瞻徇,而枉法或执法以从事,法律的尊严即荡然无存,谁也对它不发生信奉的观念矣。因此,我想到中华民国司法界在台湾的若干现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远甚。例如同样是公务员,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贪污有据,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无罪,还要官复原位,顾盼自雄。法官可以声称「奉命不上诉」,诉讼处理必须「配合国策」,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乎?至于行政人员遇到收取红包,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靡然成风,肆无忌惮。像香港警士取六块钱的规费这回事,如果是在台湾,他会招来徒刑之灾乎?」

柏杨先生所以引用马五先生原文,因马五先生的尊头比柏杨先生的硬,颇可以抵抗各种飞帽。不过如论起学问来,他阁下就差得远啦。他不是问该贪污六元贿赂的叁作牌,在台湾会吃官司乎?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台湾,决不会吃官司。其实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杨先生发明有「说不准学」,可供参考。马五先生说他简直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赞许一百年以前的腐败旧制度,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于一个官吏之身,听他随意处理,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响,对一般人民,反而比现在这样口称法治,行属人治的后果好的多。」

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治时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怒,以示忠贞不可。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马五先生说的,帽子铺掌柜的如欲飞帽,千万别飞到我头上来,务请认清目标,迳向他阁下猛扣可也。不过偶尔有时候,一些不长进的朋友,也跟着会发出一阵同样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学院派的方式找根据啦,且说说京戏吧,君看过「四进士」乎?真是绝妙好戏。话说开店的老头宋士杰先生,不甘屈辱,顶撞了县太爷几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县太爷岂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将下来,闹到最后,公堂之上,宋士杰先生翻出县太爷受贿的底牌。其中有几句对话,世人不妨洗耳一听。

县太爷曰:「宋士杰,你好厉害的状子。」

宋士杰先生曰:「大人,你好厉害的板子。」

县太爷悻悻然曰:「好汉汉,等我回到衙里,再和你算账。」

宋士杰先生笑曰:「怎么,老哥,你还打算回去呀?」

县太爷一听,打了一个冷颤,真的当堂就被摘下纱帽。

呜呼!虽然那是一个公开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时代,但也是个说得准的时代。以一个开小店的老头,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会得到某种惩罚,真是奇迹。今天便不然矣,不但开小店的老头说不准,连名震海内外的马五先生都说不准,还茫茫然问曰:「这算世界上那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当然是「说不准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即以该香港的叁作牌而论,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个月,马五先生以为如果在台湾,准啥事都没有,恐怕不太见岛,说不定经过法官自由心证了一番之后,说他动摇国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兴之所至的,中国人便只好恍恍惚惚过日子,能二抓就二抓,能乱兼就乱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训别人不要二抓。越是声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的凶。我们社会就好像一幅毕加索先生的调颜料板,五光十色,好不可爱。洋大人见之,伸大拇指曰:「进步进步。」或点头赞叹曰:「提高提高。」结果苦了一些既无啥可抓,又无啥可兼的老弱残兵,用别人买一双皮鞋的钱,来养活全家。养活全家不算,不时的还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节约救国。

我们已一再反覆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都有,独缺灵性。我说什么都有,那是真的什么都有,不信的话,翻开古书瞧瞧,圣人也汉,君王也汉,篇篇言论,头头是道,而实际上又如何哉?君知道黄道周先生其人乎?明政权覆亡,异族入主中国,凭我们的想像,一定以为官民同心,一致对外了吧。如有抗敌英雄,也一定会被人顶礼膜拜。黄道周先生在福建被清军捉住押解到南京,堂堂皇皇,慷慨就义,你猜他遭遇了些啥?所经之地,有千里之遥,沿途所见,不但没有一点亡国现象,那时适逢新年,中国小民还一个个穿新衣,戴新帽,访亲戚,拜朋友,玩龙灯的玩龙灯,赶庙会的赶庙会,锣鼓喧天,热斗非凡。偶尔抬头,看见一队鞑子兵,押着一个白发老头,绳困索绑,头上戴枷,手上戴铐,脚上带镣,不仅大为惊奇,连猴戏都不看啦,一拥而上,看起老头来啦。经鞑子兵介绍,原来他名叫黄道周,犯了叛乱之罪。大家一听,啊呀不好,叛乱罪是要杀头的,挨不得挨不得。只有若干顽童,拣起石子摔到黄先生头上,以示薄惩。比较懂事的老年人乃叹曰:「这么大年纪,不知安份,竟去造反,真是个大傻瓜。」呜呼,不要看书本上、报纸上,或二抓牌讲演时猛烈推崇忠臣义士,推崇的无微不至,实际上真正的忠臣义士,无不寂寞可怜,被人「叹曰」也。

这是一种不讲是非,也不懂是非,而只一昧追求荣华富贵的传统,把中国人的灵性酱得欲僵欲死。凡是有异于这种气质的行为,都被嘲弄或被惋惜,甚至被痛恨和被厌恶。不仅小民如此,应该最具有灵性的知识份子,也是如此。君看过「康圣人显形记」乎?十九世纪九零年代出版,说的是康有为先生戊戌政变和结局,其中叙述六君子临刑的那一段,是全书精华,读者先生,不可不看个仔细。书上曰--「那隶卒当先走到康广仁等六人面前说道:『恭喜,恭喜,诸位老爷们,今天大喜的日期到了。』那六人一闻此言,知道就要伏法,不由得心内一惊,彼此相视,一言不发,惟林旭忽吟诗两首道:『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林旭将诗吟罢,那禁卒令六人出了监门,直望刑部大堂而来。但见堂上两旁,皆列着营兵,个个手执刀斧,好不森严可畏,当下健役将六名官犯,押到堂下,当由监斩官点名已毕,困绑手上前,将六人剥去衣服,当堂背绑停当,各在背后插了标记。监斩官喝令起身,堂下那些营兵差役,均各前后押护而行。出了刑部门,各官犯乘没篷骡车,一队队刀斧手、长枪手、马队、步队、洋枪队,犯车两边,每乘车有八名刀斧手围护,刽子手在后跟随。末后,监斩官头戴大红斗笠,身披大红披风,押解在后。真是弓上弦,刀出鞘,人人剽悍,队队整齐。出了宣武门,直望菜市口而去。沿途经过,那些看热闹的一层层拥挤不开。只见得刘光第坐在车中,两目双垂,一言不语,自己悔恨已迟。林旭仰面朝天,浩然而叹。杨深秀口叫皇天,自己幻梦末醒。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皆有懊悔之状。两旁观者,莫不互相议论,皆因康有为一人作乱,连累许多官家子孙,身首异处,他却逍遥法外。你言我语,议说纷纷,不一会,六名官犯已押至菜市口,跪在一处,每名仍有八名刀斧手,拥护左右,四面皆系大旗队、洋枪队、马队、步队、围绕四周,直围得如铜墙铁壁一般。监斩官坐在公案上面,只待午时叁刻,即便行刑。一会只听得值时官报道:『已交午时叁刻,请即行刑。』监斩官闻报,当即勾绝了六人名字,忽听喝道:『行刑牌下。』那刽子手那敢怠慢,高举钢刀,只听一排炮声,这六名官犯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

看杀六君子热闹的人,和看杀黄道周先生热闹的人,有啥不同也欤?时间上虽然隔了叁百年,民族灵性却依然如故。该书作者一口咬定六君子「悔恨已迟」、「有懊悔之状」,真是以猪猡之心,度龙虎之腹。最主要的是,该书作者虽没有叹他们曰:「真是大傻瓜」,却更明目张胆的讥笑那些为了实践一种理想,而牺牲了「富贵功名」的爱国斗士,认为不合算不合算。呜呼,伟大严肃,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竟成了知识份子的嘲弄对象,这正是中国社会上特有的娼寮气质。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去拼命鼓吹对权势的驯服,和对富贵功名的追求。六君子的死,在他眼中,最可惜的是:「富贵功名,化为乌有。」呜呼,中华民族复兴之机,看来使人紧张。于是有人就说,黄道周先生之事,乃明末之事,「康圣人显圣记」之书,乃清末之书。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现在是啥缮缮缮时代矣。啥缮缮缮者,吉祥蓬勃之词,我们不加论列,盖论列了恐有未便。我们只是想,自明末至清末,叁百年之久,都没有什么起色,自清末至今天,又继续被酱了五十年,其僵其硬,恐怕还要更重。

一九五八年种玉麟先生和他的几位青年朋友,驾着「自由中国号」小舟,横渡太平洋,报上天天有赞扬他的新闻,社会上也天天有座谈会、茶话会、交谊会,等等之会,对他恭维备至。有一天,柏杨先生拜访一位作家,(尊名说不得,说了就挨揍),他是负责编「特刊」的,我问他感想如何,他摇头而露牙,冷笑曰:「一个小浪就沉到底啦,这种傻事,我不干,我不干。」

其实不但他不干,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干,盖灵性被酱之后,正人君子,就有两副嘴脸,一曰群众嘴脸,一曰子弟嘴脸。对群众时一副嘴脸,对亲人时又是一副嘴脸。或上得台盘,或写起文章,或致起训词,或坐在辨公桌后,是一副嘴脸;该嘴脸也,凛凛然大义灭亲,不可侵犯。但一旦回到自己家里,想想自己,想想妻子儿女,便另是一番嘴脸也。种玉麟先生驾一只帆船,上面有若干现代化的设备,而且又逢太平洋最太平时期,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就等于往火坑里一跳。作家老爷已如上述,官崽的表情,就更为可观矣。我有一位当官的朋友,出席某学堂座谈会,慷慨陈词,唾沫横飞,差一点就当场自杀,以表他视死如归。可是回到家中,小儿子告诉他已写信给种先生,要求也参加一份,他就立刻跳起高来,骂曰:「船翻了怎么辨?」并引用圣人之言曰:「务虚名而得实祸,务虚名而得实祸。」

从前的酱缸固是酱缸,却是大酱缸,还偶尔有点空隙。自从来到台湾,大酱缸变成小酱缸矣。人的想法、看法、见解,也跟着更浅、更短、更庸、更俗、更教人起鸡皮疙瘩。大家有口皆碑,说种玉麟先生了不起,那是希望别人去傻,自己并不打算去傻。大家都赞扬张叁,目的是希望别人当张叁,自己并不希望当张叁。大家都赞扬李四,也是希望别人当李四,以便自己舒舒服服过日子,如果让自己当李四,怕全家都哭上叁天。咦,对岳飞先生,谁不尊敬?问题是有几人愿意自己当岳飞?又有几个人愿意自己的儿子当岳飞?不过研究起来,也不能怪谁。中国立国五千年,好像很少有光荣结局的民族英雄。翻开历史书看看,凡是有干才,有眼光,有见解,忠心耿耿,为国尽忠,拯救国家民族的英雄豪杰和爱国志士,几乎全没有好下场,不是被杀,便是被辱。五千年来,凡当权的家伙,几乎是除了二抓牌,就是二抓牌。那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的奸胜忠败,劣胜优败的反淘汰历史。血迹斑斑,可以一个王朝接一个王朝查考,也可以一个人接一个人查考,包管能把你查得奄奄一息,油然「叹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