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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最后的读书会》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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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会送给母亲书籍。那些书她大多数都已经看过了,但她从不对送礼物的人这么说,她认为那样很不礼貌。如果收到重复的礼物,她就会把多余的那份送给别人,但绝不会告诉送礼物的人她已经有这件东西了。圣诞节的时候,同样的书母亲会收到好几本。她会写一封热情的感谢信,再把书送给朋友和护士,或是放在公寓里的图书交换区。

没看过的书她也会收到很多本。她会送给我一本,自己留一本,看完后也许再送给别人。

一月的读书会以三十七岁的作家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揭开序幕,莫欣出生于巴基斯坦,后在美国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担任管理顾问的工作,于2001年搬去伦敦。有两个人都将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母亲,尽管这本书已经是出版一年了,但很显然,这本书像是为她写的。母亲一口气看完了,又跟我讨论了几个小时这本书谜一样的结尾。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学生,他想尽办法融入纽约生活,最后还是不得不返回巴基斯坦的故事。这本书的独白部分很对母亲的胃口,读者可以透过主人公自己的话来了解他们的内心。“9·11事件”在书中也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所有人都想找回某件东西——死去的男朋友、一个可以接纳他的地方——然而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太多的事情了。

对于小说令人费解的结尾,我和母亲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再次回到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门诊中心的时候讨论了这本书,候诊室里挤满了人,我们只在电视区找到座位,我们压低嗓音,以免吵到别人看电视。当电视屏幕上充满世界各地金融界噩耗的时候,我和母亲也会看一眼。

我们对《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意见相差很远,那年我们常常争论很多事。在小说的结尾,可以很明显看出两个人物会死掉一个,只是很难判断是哪一个而已。我认为只有一个结局,只是现在还无法想透彻。但母亲认为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因为你的选择会暴露出你内心的想法。我现在相信母亲是对的,但那时候挺不高兴的。

尽管用了点时间我才接受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局,哈米德的小说让我重新对自己审视一番,哪些值得相信,偏见又是如何造成的。在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大卫·罗德仍然没有音讯,这让人感觉尤其伤感。母亲告诉我,大卫并不愚蠢,他不会跟一个他不信任的人出去,而且他对当地的了解和直觉都是一流的。尽管如此,一个人还是可能因为不小心而犯下大错。如此说来,政客们怎么知道在这个地区可以信任谁?军官们知道吗?当地的人又怎么知道我们中的哪个人值得相信?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即便选择相信美国人,那么又该去相信哪些人?

我跟母亲说起我小学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威廉太太。那是1969年,当我们吵闹不休的时候,她就会对我们说:“孩子们,如果在这里你们都不能彼此好好相处,又怎么跟那些在越南北部的同胞们和平相处?”尽管我才读小学二年级,也觉得这句话有点太天真了。不过,威廉太太确实是对的。

我问母亲阿富汗和邻国还有没有希望,“当然,只是不能光用嘴巴说。这是我们学到的一课。你必须跟大家一起努力,通过与人共事的方式了解对方,你可能还是会判断错误,但这个方式会让你了解更多。这个是真的,无论你身处何处都适用。”母亲回答。

“可是你怎么才能知道哪些人值得一起共事呢?怎么才能在开头就避免犯错?”我想起母亲作为妇女委员会理事长期间的旅行经历——在查尔斯·泰勒的叛军进攻时前往蒙罗维亚,去塞拉利昂、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在旅途中,她和同事必须判断该相信谁,该相信哪些决定。

“你无法总是正确判断出该相信谁。有时你以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往后还是会错。但当你与他们一起旅行、与他们一起工作、发现他们的人性,就会留心他们想找出什么样的信息?会不会跟别人说?然后你还要自己判断,他们做的这些有意义吗?如果你还不能完全决定,就再多了解一点。你不能什么都不做。”

2009年1月中旬,奥赖利医生的检查室里传来一个坏消息――肿瘤再次快速增长。尽管它们仍然没有为母亲首次治疗时那么大,却也表示新的化疗药物已经无法阻止癌细胞,该换另一种治疗方法了。检查室中没有太多的家具或装饰,没办法让人分散注意力。地板上铺着地毯,椅子是塑料的,有个放置用过器具的容器,上面印有生物性危害字样,一个金属的洗涤槽、纸巾、检查台、帘幕。当听说了坏消息时,母亲静静地看着奥赖利医生,好像在说:“没关系,我承受得住,这不是医生的错。”

他们准备当天就开始新的治疗。奥赖利医生告知了我们治疗的副作用,听起来与之前治疗的副作用相差无几:手指麻木、皮疹、腹泻、口腔溃疡、脱发。母亲写了张纸条,提醒自己记得从帮她修改假发的朋友那里拿回假发。

“但我们要调整好剂量,我觉得副作用不会太严重。应该不会像在希罗达时嘴皮破得那么严重。你也不用取消去佛罗里达的原定计划,我知道你有多么向往那里的天气。”

“太好了,我还能去佛罗里达。”母亲说,然后她又补充道:“我很高兴嘴巴不会破得那么厉害,我真的很不喜欢。”她说得好像口腔疼痛是某种口味,好像有什么人会喜欢似的。

“这次不会了。”奥赖利医生笑着说,“太难受了,对吧?”

“不过你给我的漱口水很有用。”母亲说。

“你还有其他要问我的问题吗?”奥赖利医生问。

母亲摇了摇头。

“那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奥赖利医生说,“你的孙儿会从日内瓦去佛罗里达看你吗?”

母亲笑了起来:“哦,是的,巴黎和纽约的那几个也会去。”

回去的时候,母亲说她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她能感觉到肿瘤在增长。所以她现在只希望能去佛罗里达,大家会去看她,她还可以和那边的朋友聚聚,再享受一下温暖的天气。

那天在化疗室里,我们又再次谈起了《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结尾。“我已经把结尾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真想知道最后死掉的那个人是谁。我最讨厌搞不清楚状况。”我说。

“我也是,所以我总是先看结果。但有时,人生就是没办法预知结局,即使你知道了全部的过程。所以只能做最坏的打算,但尽最大的努力。”

我们最后离开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时候正值寒冷的一月,天气不太好。但母亲坚持要坐公共汽车,于是我陪她一起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