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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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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欧美的政治家同法律学者,都说政府是机器,法律是机器之中的工具。中国很多的政治法律书籍都是从日本译过来的,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作“机关”。这个机关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所常说的机器一样。我们中国人从前说机关,是机会的意思,从日本人把政治组织译成了机关之后,就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从前说政府衙门,现在说是行政机关、财政机关、军事机关、教育机关。这种种机关的意思,和日本人所说的政府机关是一样的解释,没有丝毫分别。现在说机关就是机器,好比说机关枪就是机器枪一样。由此便知道机关和机器两个名词,是一样的意思。因为机关和机器的意思相同,所以行政机关就可以说是行政机器。至于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什么分别呢?制造机器完全是用物质做成的,譬如用木料、钢铁和皮带种种东西凑合起来,便做成制造机器。行政机器完全是用人组织成的,种种动作都是靠人去活动,不是靠物去活动。所以行政机器和制造机器有大大的分别。最要紧的分别,就是行政机器是靠人的能力去发动的,制造机器是靠物的能力去发动的。

照前几次所讲的民权情形,便知道近来的欧美文化是很发达的,文明是很进步的。分析起来说,他们的物质文明,像制造机器那些东西的进步,是很快的。至于人为机器,像政府机关这些东西的进步,是很慢的。这个理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物质机器做成了之后易于试验,试验之后,不好的易于放弃,不备的易于改良。人为机器成立了之后很不容易试验,试验之后,很不容易改良。假若是要改良,除非起革命不可。如果不然,要把他当作不好的物质机器看待,变成废铁,那是做不来的。因为这个理由,所以欧美的制造机器进步很快,行政机器进步很慢。譬如民权风潮,在欧美发生了之后,各国都想实行民权。最早的是美国,美国自开国至今有了一百四十多年,开国时所行的民权,和现在所行的差不多相同。现在所用的宪法,就是开国时候的联邦宪法。那种联邦宪法经过了一百多年,根本上没有大更改,至今还是应用他。至于大多数的制造机器,发明的年代也不过一百多年。在一百多年以前的旧机器,现在有没有人去用他呢?从前的旧机器老早变成了废铁,现在农工商业中所有的机器,没有十年以前的旧东西。因为每过十年,便有此很多的新发明,很多的新改良,没有那一年不是有进步的。说到一百多年以前的行政机关,至今还是应用他。这便是由于用人活动的机关,当中活动的人固然可以随时改换,但是全体组织不容易根本改造。因为习惯太久,陈陈相因,如果不想革命,要在平时去改造,把旧组织完全废弃,那是做不到的。由于这个道理,欧美的物质机器近来很容易进步,进步是很快的;人为机器向来便难于进步,进步是很慢的。

我在前两次讲演民权,便说欧美对于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就是因为他们把人为的机器,没有精良去试验。说到物质的机器,自最初发明时代以至于现在,不知道古人经过了几千次的试验和几千次的改良,才有今日我们所见的机器。由现在所见的机器回顾到最初发明时代,是什么情形呢?如果大家读过了机器史,便知道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譬如就发动机的历史说,在最初发明的时候,只有一个方向的动力,没有和现在一样的两个方向之动力。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像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那个动力的来源,是把水盛在锅内,再用煤在炉底烧很大的火,把水烧到沸腾,变成蒸汽,到了水变成蒸汽之后,便有很大的膨胀力,用一个汽管把蒸汽由锅中导入一个机器箱,这个机器箱,中国话叫做“活塞”,外国话叫做“比士顿”1[英文piston的译音。]。这个活塞就是令机器发动的东西,是机器全体中最要紧的一部分。机器之所以发动,是由于活塞之一端接收了蒸汽以后,由蒸汽之膨胀力,便推动活塞,令活塞前进。蒸汽力在活塞之一端用尽了以后,更由他端注入新蒸汽,再把活塞推回。由是蒸汽推动活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运动的原料从前用水,现在用油,叫做瓦斯油,就是很容易挥发的油,化为气体去推动活塞。各种机器发动的原料,不管他是用水或者是用油,都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活塞的运动,往返不已,便旋转机器。我们要想用来做什么工作,便可以做什么工作。譬如行船拉车,就是走路的机器,一天可以走几千里;就是运输的机器,要运多少货物,便可以载多少货物。到现在看起来,是妙极了的东西。但是推到最初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最初发明的活塞,构造极简单,只能够在一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过去,再不能够在他端接收蒸汽,把活塞推回来。所以当初活塞的运动,只有一个前进的方向,再没有回头的方向。因为这个原因,从前用机器做工便有许多的不方便。譬如最初用新发明的机器去弹棉花,每用一架机器,便要用一个小孩子站在机器的旁边,等到活塞前进了之后,小孩子便要用手把活塞棒拉回来,然后才由蒸汽再把活塞推过去。所以一往一返,便要用小孩子来帮助。比较现在的活塞往返自如,不要人帮助,该是何等的不利便呢!后来是怎么样造成现在这样便利的活塞呢?当中所经过的阶级是什么情形呢?当时做那种机器的工程师,毫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活塞拉回来。至于在那个时候的棉花工厂本不很大,所用的机器力,虽然是只有一个方向,但是在一个工厂之内,只有十多架机器。不过一架机器要用一个小孩子去帮助,有了十多架机器,便要用十几个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天天去拉那种机器,时时刻刻做一个动作,便觉得很无趣味,很觉得讨厌。因为那些小孩子觉得那种工作讨厌,所以要有工头去监视,那些小孩子才不躲懒。工头一离开了工厂,那些小孩子便不拉机器,便去玩耍。其中有一个很聪明又很懒怠的小孩子,不情愿总是用手去拉那架机器,想用一个方法代手去拉,于是乎用一条绳和一根棍绑在那架机器的上面,令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的拉回来。那个小孩子不必动手去拉他,便可以自动的来回,运转不已。由于那一个小孩子的发明,便传到那十几个小孩子的全体。那些全体的小孩子,因为都得了棍和绳的帮助,机器都可以自动,所以大家都去玩耍,不管机器的工作。等到工头回厂之后,看见那些小孩子都在玩耍,都没有站在机器旁边去拉回活塞棒,便惊讶起来说:“为什么这些小孩子不拉机器,机器还能够自动的来往,继续作工呢?这些小孩子是玩的什么把戏呢?这真是奇怪的很呀!”工头在当时因为觉得很奇怪,便去考察机器之所以自动来回的缘故,更把考察的结果去报告工程师。后来工程师明白那个小孩子的方法是很奇妙的,便照他的方法逐渐改良,做成了今日来回自如的机器。

民权政治的机器,至今有了一百多年,没有改变。我们拿现在民权政治的机器来看,各国所行的民权,只有一个选举权。这就是人民只有一个发动力,没有两个发动力。只能够把民权推出去,不能够把民权拉回来,这好像始初的发动机一样。但是从前有一个帮助机器的懒小孩子,知道了加一条绳和一根棍,借机器本体的力量,可以令机器自动的来回;至于现在的民权政治中,还没有这种懒小孩子发明那种拉回民权的方法。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民权政治的机器用过了一百多年,至今还只有一个选举权。从有了选举权以后,许久都没有别的进步。选举出来的人究竟是贤与不肖,便没有别的权去管他。像这种情形,就是民权政治的机器不完全。因为这种机器不完全,所以民权政治至今还没有好办法,还没有大进步。我们要这种机器进步,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照前一次所讲的道理,是要把权和能分清楚。

现在还是用机器来比喻,机器里头各部的权和能,是分得很清楚的。那一部是做工,那一部是发动,都有一定的界限。譬如就船上的机器说,现在最大的船有五六万吨,运动这样大船的机器,所发出来的力量有超过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完全管理。那一个管理的人,要全船怎么样开动,便立刻开动;要全船怎么样停止,便立刻停止。现在机器的进步,到了这种妙境。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候,如果一种机器发出来的力量到了几百匹或者几千匹马力,便不敢用他。因为马力太大,便没有人能够管理。通常说机器的大小,都是用马力做标准。一匹马力是多少呢?八个强壮人的力合垄〔拢〕起来,便是一匹马力。如果说一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个人的力。现在大商船和兵船上的机器所发出的原动力,有从十万匹到二十万匹马力的。像这样大力的机器,是没有别样东西可以抵当得住的。在寻常的机器,一万匹马力便有八万个人的力,若是那么样大力的机器,管理的方法不完全,那么机器全体一经发动之后,便不能收拾,所谓能发不能收。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从前发明机器的人去试验机器,常常自己打死自己。由于这种结果,在机器界打死的发明家,世界历史中不知道有了多少。外国有一个名词叫做“化兰京士丁”1[英文Frankenstein的译音。这原是英国作家谢利(M.W.Shelley)小说中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就是能发不能收的机器。到了后来,机器的构造天天改良,天天进步,虽然有十万匹或者二十万匹马力的机器,只用一个人便可以从容去管理,没有一点危险。说到十万匹马力,便是有八十万个人的力,二十万匹马力,便是有一百六十万个人的力,若是专有这样大的人力,是不是容易管理呢?现在军队的力量,到了一两万人便不容易管理。机器的力量,就是有一百六十万人之多,一个人还可以从容管理。由此便可见近来的机器是很进步的,管理的方法是很完全的。

现在的政治家和法律学者,都以政府为机器,以法律为工具。此刻的民权时代,是以人民为动力。从前的君权时代,是以皇帝为动力,全国的动作是发源于皇帝。在那个时代,政府的力量越大,皇帝越显尊严,有了强有力的政府,皇帝的号令才容易实行。因为皇帝是发动机器的人,所以政府的力越大,皇帝高高在上,便可以为所欲为。譬如修内治、勤远略,整军经武,他要想做什么,便可以做什么。故在君权时代,政府的力越大,对于皇帝只有利而无害。到了民权时代,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动力,为什么人民不愿意政府的能力太大呢?因为政府的力量过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来压迫。从前被政府的压迫太过,所受的痛苦太多,现在要免去那种压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在最初发明机器的时代,一个机器推过去了以后,只用一个小孩子便可以拉回来,由此便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机器的力量是很小的,最大的不过是几匹马力;如果有了一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当然不是一个小孩子可以拉得回来的。当时因为管理机器的方法不完全,一定要有那样小力的机器,人民才是敢用他。现在是民权初发达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也是不完全。政府的动力固然是发源于人民,但是人民发出了动力之后,还要随时可以收回来,像那样小力的政府,人民才是敢用他。若是有了几万匹马力的政府,人民不能够管理,便不敢用他。所以现在欧美各国的人民恐怕强有力的政府,好比从前的工厂怕有大马力的机器是一样的道理。当初那种小力的机器,如果不想方法来改良,那种机器一定是永远没有进步,一定是永远还要人去拉。但是后来日日求改良,一直到现在,便可以不必用人力去拉,只要机器的自身便可以来回自动。至于政治的机器,人民总不知道想方法来改良,总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所以弄到政治不能发达,民权没有进步。照现在世界的潮流说,民权思想是一天一天的进步,管理民权政治的机器还是丝毫没有进步。所以欧美的民权政治至今没有根本办法,就是这个理由。

照我前一次所讲的根本办法说,权与能要分别清楚,用机器来做比喻,什么是有能力的东西呢?机器的本体,就是有能力的东西。譬如十万匹马力的机器,供给了相当的煤和水之后,便可以发生相当的能力。什么是有权的人呢?管理机器的工程师,就是有权的人。无论机器是有多少马力,只要工程师一动手,要机器开动,便立刻开动,要机器停止,便立刻停止。工程师管理机器,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好像轮船火车,一开机器,便可以要轮船火车走得很快,一停机器,马上就可以要他不走。所以机器是很有能的东西,工程师是很有权的人。人民管理政府,如果把权和能分开了,也要象工程师管理机器一样。在民权极盛的时代,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政府就是有大力,人民只要把自己的意见在国民大会上去发表,对于政府加以攻击,便可以推翻,对于政府加以颂扬,便可以巩固。但是现在的权与能不分,政府过于专横,人民没有方法来管理。不管人民是怎么样攻击,怎么样颂扬,政府总是不理,总是不能发生效力。现在世界上的政治不进步,民权思想很发达,无论那一国的人民,对于政治机关的现状总是不合他们心理上的用法。

中国此刻正是改革时代,我们对于政治主张实行民权。这种民权思想,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我们近来想学欧美的新思想,造成一个完全的民治国家。最初想造成这种国家的时候,一般革命志士都以为完全仿效欧美,步欧美的后尘,把欧美的东西完全抄过来,中国的民权便算是很发达,便可以算是止境。当初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全错。因为中国从前的专制政体过于腐败,我们如果实行改革,打破了专制以后做建设的事业,能够学到象欧美,就比较上说当然是很好。但是欧美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社会的现状是不是心满意足呢?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欧美的政治社会,所谓革命的先进国家象美国、法国的人民,现在还是主张改良政治,还是想要再来革命。他们革命不过一百多年,为什么还要再来革命呢?由此便可以证明我们从前以为学到了象欧美便算是止境,那便是不对。由此便知就令是我们学到了象美国、法国一样,法国、美国现在还是要革命,我们到了百十年之后一定也是免不了再起革命的。因为法国、美国现在的政治机器还是有很多的缺点,还是不能满足人民的欲望,人民还是不能享圆满的幸福。像这样讲来,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象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我们步他们的后尘,岂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还再要起革命吗?若是再起革命,那么此次的革命岂不是徒劳无功吗?

我们要现在的革命不是徒劳无功,想存一个长治久安之计,所谓一劳永逸,免将来的后患。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得到呢?欧美的方法可不可以完全搬到中国来行呢?我们试拿欧美最新的物质文明说,譬如交通上最要紧的东西是铁路。东方国家仿造铁路最早的是日本,中国近来才知道铁路的重要,才知道要建筑铁路。所以中国仿造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但是用中国和日本现在的铁路来比较,中国和日本的火车,大家如果都是坐过了的,便知道日本的铁轨是很窄的,车是很小的;中国的沪宁和京汉铁路,那些铁轨都是很宽的,车是很大的。为什么中国建筑铁路在日本之后,所做的车和轨还是比日本的宽大呢?就是因为中国所学的是欧美的新发明,日本所学的是欧美的旧东西,若是中国建筑铁路,不照欧美的新发明,只学日本的旧东西,可不可以算是满足呢?欧美从前只有那样的窄铁路和小火车,日本最初去学他,便在无形之中上了大当。我们现在建筑铁路,可不可以也学那种不便利的旧东西呢?但是中国近来建筑铁路,不学日本不便利的旧东西,要学欧美很便利的新发明。所以中国现在的铁路好过日本,这所谓是后来者居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

我在前一次讲过了,欧美对于民权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彻底。因为不彻底,所以人民和政府日日相冲突。因为民权是新力量,政府是旧机器。我们现在要解决民权问题,便要另造一架新机器,造成这种新机器的原理,是要分开权和能。人民是要有权的,机器是要有能的。现在有大能的新机器用人去管理,要开动就开动,要停止就停止。这是由于欧美对于机器有很完全的发明,但是他们对于政治还是没有很完全的发明。我们现在要有很完全的改革,无从学起,便要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要我们自己想出一个新办法,可不可以做得到呢?中国人从经过了义和团之后,完全失掉了自信力,一般人的心理总是信仰外国,不敢信仰自己。无论什么事,以为要自己去做成、单独来发明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步欧美的后尘,要仿效欧美的办法。至于在义和团之前,我们的自信力是很丰富的。一般人的心理,都以为中国固有的文明、中国人的思想才力是超过欧美,我们自己要做到什么新发明都是可能的事。到了现在,便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殊不知欧美的文明,只在物质的一方面,不在其他的政治各方面。专就物质文明的科学说,欧美近来本是很发达的。一个人对于一种学问固然是有特长,但是对于其馀的各科学问未必都是很精通的,还有许多都是盲然的。他们的物质科学,一百多年以来发明到了极点,许多新发明真是巧夺天工,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如果说政治学问,他们从前没有想到的我们现在也想不到,那便是没有理由。欧美的机器近来本有很完全的进步,但是不能说他们的机器是进步,政治也是进步。因为近两百多年以来,欧美的特长只有科学,大科学家对于本行的学问固然是有专长,对于其馀的学问象政治哲学等,未必就有兼长。有一段很好的故事,可以引来证明一证明。

英国从前有一位大科学家,在近来世界上的学问家之中,没有那一个能够驾乎他之上的,是叫做纽顿1[令译牛顿,下同。]。纽顿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学问的人。他在物理学中,有很多超前绝后的发明,最著名的是“万有引力”。纽顿推出来的“万有引力”,是世界上头一次的发明,是至今科学中的根本原理。近来世界上许多科学原理的新发明,没有那一种能够驾乎万有引力学说之上的。纽顿对于科学既是有这样的特别聪明,试看他对于别的事情是不是一样的聪明呢?照我看起来,却有大大的不然。有一件很有趣味的故事,可以证明纽顿做事,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纽顿一生除了读书、试验之外,还有一种嗜好,他的嗜好是爱猫。他养了大小不同的两个猫,出入总是跟着他。因为他很爱那两个猫,所以猫要怎样行动,他便怎么样去侍候。譬如他在房内读书、试验,猫要出门,他便停止一切工作,亲自去开门让猫出去。如果猫要进到房内,他又停止一切工作,去打开房门让猫进来。那两个猫终日总是出出入入,弄到牛顿开门关门,是麻烦不堪的。所以有一天,牛顿便要想一个方法,让那两个猫自己出入自由,不致扰乱他的工作,总是去开门关门。他所想出来的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把房门开两个孔,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是很小的。在纽顿的思想,以为在门上所开的大孔,便可以令大猫出入;在门上所开的小孔,便可以令小猫出入。像这种思想还是大科学家的聪明,这件事实还是大科学家做出来的。照普通的常识讲,开一个大孔,大猫可以出入,小猫也当然是可以出入,那么开一个大孔便够了,又何必要枉费工夫多开一个小孔呢?在常人都知道只要开一个孔,大科学家的纽顿偏要开两个孔,这是不是可笑呢?科学家做事,是不是件件事都是很聪明呢?由此便可以证明,科学家不是对于件件事都是很聪明的,科学家有了一艺的专长,未必就有种种学问的兼长。

欧美科学在近几十年以来,本来是进步到了极点,所以做出来的物质机器有往返的两面动力,来回可以自动。但是做成的政治机器,还只有一面的动力,人民对于政府的权力只能够发出去,不能够收回来。我们现在主张民权,来改造民国,将来造成的新民国一定是要彻底。要造成彻底的新民国,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从完全仿效,我们自己便要另想一个新办法。这种新办法,欧美还没有完全想到,我们能不能够想到呢?要答复这个问题,自己便不可以轻视自己,所谓妄自菲薄。此刻民权潮流传进中国来了,我们欢迎这种潮流,来改造国家,自己的新办法是不是完全的想到了呢?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独立国家,从前政治的发达,向来没有假借过外国材料的。中国在世界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的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我们要达到这种目的,实在是有这种资格。不过欧美现在的民权政府,还是不能完全仿效。他们的政府已经成了旧机器,我们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机器,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此刻想要造出一架新机器,世界上有没有新材料呢?现在散在各国的新材料是很多的,不过要先定一个根本办法。我在前一次所主张的分开权与能,便是这一种的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定了之后,去实行民权,还要分开国家的组织与民权的行使。欧美的根本办法没有想通,不能分开权与能,所以政府能力不能扩充。我们的根本办法已经想通了,更进一步,就是分开政治的机器。要分开政治的机器,先要明白政治的意义。

我在第一讲中,已经把政治这个名词下了一个定义,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器就是象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要怎么样才可以分别清楚呢?根本上还是要再从政治的意义来研究。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比有十万匹马力的轮船机器,那架机器能够发生十万匹马力来运动轮船,这便是机器本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一样,这种自身的力量就是治权。至于这样大的轮船,或者是要前进,或者是要后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转,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师,用很完全的机器,才可以驾驶,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驾驶、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样大力的轮船,要怎么样开动便是怎么样开动,要怎么停止便是怎么样停止。这种开动、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轮船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样,这种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权。我们造新国家,好比是造新轮船一样,船中所装的机器,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小,行船的速度当然是很慢,所载的货物当然很少,所收的利息当然是很微。反过来说,如果所发生的马力很大,行船的速度当然是极快,所载的货物当然是极多,所收的利息也当然是极大。假设有一只大轮船,其中所装的机器可发生十万匹马力,每小时可以走二十海里,来往广州、上海一次,在两个星期之内可以赚十万块钱。如果是另造一只极大的轮船,其中装一架新机器可以发生一百万匹马力,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照比例算起来,那么来往广州、上海一次,只要一个星期便可赚一百万块钱。现在世界上最快的大轮船,每小时不过走二三十海里,如果我们所造的新轮船每小时可以走五十海里,世界上便没有别的轮船能够来比赛。我们的轮船,就是世界上最快最大的新轮船。创造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在国家之内,所建设的政府只要他发生很小的力量,是没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当然是很微。若是要他发生很大的力量,是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当然是极大。假设在世界上的最大国家之内,建设一个极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

欧美到了今日,为什么还是只造有大马力的机器之轮船,不造极强有力的政府之国家呢?因为他们现在的人民,只有方法来管理大马力的机器,没有方法来管理强有力的政府。而且不要小马力的旧船,另外造一只大马力的新船,是很容易的事。至于国家,已经是根深蒂固,有了没有力的旧政府,要另外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说到我们中国人口,有了四万万,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土宽阔,物产丰富,都要在美国之上。美国成了现在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没有那一国可以和他并驾齐驱。就天然的富源来比较,中国还应该要驾乎美国之上。但是现在的实情,不但是不能驾乎美国之上,并且不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此中原因,就是我们中国只有天然的资格,缺少人为的工夫,从来没有很好的政府。如果用这种天然的资格,再加以人为的工夫,建设一个很完全、很有力的政府,发生极大力量运动全国,中国便可以和美国马上并驾齐驱。

中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我们便不要象欧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因为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的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欧美从前不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上的机器,只敢造十万匹马力以下的机器,就是因为机器的构造不完全,管理的方法不周密,所以便怕机器的力量太大,不敢管理。到了现在,机器很进步,机器本体的构造既是很完全,管理机器的方法又是很周密,所以便造极大马力的机器。我们要造政治的机器,要政治的机器进步,也是要跟这一样的路走,要有构造很完全和有大力的政府机关,同时又要有管理这个机关很周密的民权方法。欧美对于政府因为没有管理很周密的方法,所以他们的政治机关至今还是不发达。我们要不蹈他们的覆辙,根本上要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分开权与能。把政治的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府权,一个是人民权。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

现在机器的构造很进步,不但是有机器知识的人可以来管理,就是没有机器知识的小孩子也可以来管理。譬如现在所用的电灯,从前发明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因为电是和雷一样,是很危险的东西,如果管理的方法不好,便打死人。因为这个缘故,从前发明电的科学家不知道受过了多少牺牲。因为所受牺牲太多,危险太大,所以发明了电光很久,还不敢拿来做灯用。后来发明了管理电的方法很周密,只要一转接电钮,便可以开闭。这样一转手之劳,是很便利很安全的,无论是那一种没有电学知识的人,不管他是城市的小孩子,或者是乡下极无知识愚民,都可以用手来转他。所以现在便把极危险的电光拿来做灯用。其他各种机器的进步,也是和这一样的情形。比方最新发明大机器,是飞天的机器,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最初发明的时候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像从前广东的冯如,他是什么人呢?就是制造飞机的人,就是驾驶飞机跌死了的人。在从前发明飞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用这个机器去飞,所以制造飞机的人又要做飞机师。最初做飞机师的人,一来由于管理这种机器的方法不周密,二来由于向来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样来用这种机器。所以飞到天空之中,常常跌到地下,死了许多人。因为死了很多的人,所以普通人便不敢去坐飞机。现在管理这种机器的方法很周密,许多人都知道飞到了天空之中,像鸟雀一样,来往上下,非常的便利,非常的安全。所以就是普通人都敢去坐飞机。因为普通人都敢去坐这种机器,所以近来便把他用作交通的机器。好像我们由广东到四川,道路很远,当中又有敌人,水陆路的交通很不便利,便可坐飞机,由天空之中一直飞到四川。

现在中国有了民权的思想,但是关于这种思想的机器,世界上还没有发明完全,一般人民都不知道用他。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应该先来造好这种机器,做一个很便利的放水制,做一个很安全的接电钮,只要普通人一转手之劳便知道用他,然后才可以把这种思想做成事实。中国人得到民权思想本是在欧美之后,好像筑铁路是在日本之后一样。日本筑铁路虽然是在我们之先,但是所筑的铁路是旧东西,不合时用,我们新筑成的铁路是很合时用的东西。至于我们在欧美之后,要想有什么方法才可以来使用民权呢?这种方法想通了,民权才可以供我们的使用。若是这种方法没有想通,民权便不能供我们的使用。如果一定要去使用,便是很危险,便要打死人。现在世界上有没有这种方法呢?在欧洲有一个瑞士国,已经有了这几部分的方法,已经试验了这几部分的方法。这是彻底的方法,是直接的民权,不过不大完全罢了。至于欧洲的那些大国,就是这不完全的方法还是没有试验。因为试验这几部分之方法的国家,只有瑞士的一个小国,没有别的大国,所以许多人便怀疑起来,说这几部分的方法只有在小国能够使用,在大国不能够用。欧洲的大国为什么不用这几部分的方法呢?这个理由,就是象日本已经有了小铁路,再要改造大铁路,便要费很久的时间,花很多的钱,是很不经济的事。因为畏难苟安,注重经济,所以他们的先进国家就是知道了这些新式的发明,还是不采用他。说到我们中国,关于民权的机器,从前没有旧东西,现在很可以采用最近最好的新发明。

关于民权一方面的方法,世界上有了一些什么最新式的发明呢?第一个是选举权。现在世界上所谓先进的民权国家,普遍的只实行这一个民权。专行这一个民权,在政治之中是不是够用呢?专行这一个民权,好比是最初次的旧机器,只有把机器推到前进的力,没有拉回来的力。现在新式的方法除了选举权之外,第二个就是罢免权。人民有了这个权,便有拉回来的力。这两个权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这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由机器的自动。国家除了官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东西呢?其次的就是法律。所谓有了治人,还要有治法。人民要有什么权,才可以管理法律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一种法律,以为是很有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决定出来,交到政府去执行。关于这种权,叫做创制权,这就是第三个民权。若是大家看到了从前的旧法律,以为是很不利于人民的,便要有一种权,自己去修改,修改好了之后,便要政府执行修改的新法律,废止从前的旧法律。关于这种权,叫做复决权,这就是第四个民权。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全民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讲过了的,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四万万人要怎么样才可以做皇帝呢?就是要有这四个民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所以这四个民权,就是四个放水制,或者是四个接电钮。我们有了放水制,便可以直接管理自来水;有了接电钮,便可以直接管理电灯;有了四个民权,便可以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这四个民权,又叫做政权,就是管理政府的权。

至于政府自己办事的权,又可以说是做工权,就是政府来替人民做工夫的权。人民有了大权,政府能不能够做工夫,要做什么样的工夫,都要随人民的志愿。就是政府有了大权,一经发动做工夫之后,可以发生很大的力量,人民随时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总而言之,要人民真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便要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的指挥。好像外国的旧兵船,从前如果是装了十二门大炮,便分成六个炮台,要瞄准放炮打什么敌人,都是由许多炮手去分别执行,做指挥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现在的新兵船,要测量敌人的远近,在桅顶便有测量机;要瞄准放炮,在指挥官的房中便有电机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敌人,不必要许多炮手去瞄准放炮,只要做指挥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测量机的报告,按距离的远近拨动电机,要用那一门炮,打那一方的敌人,或者是要十二门炮同时瞄准,同时放炮,都可以如愿,都可以命中。像这样才叫做是直接管理。但是要这样来直接管理,并不是要管理的人自己都来做工夫,不要自己来做工夫的机器,才叫做灵便机器。

人民有了这四个大权来管理政府,要政府去做工夫,在政府之中要用什么方法呢?要政府有很完全的机关,去做很好的工夫,便要用五权宪法。用五权宪法所组织的政府,才是完全政府,才是完全的政府机关。有了这种的政府机关去替人民做工夫,才可以做很好很完全的工夫。从前说美国有一位学者,对于政治学理上的最新发明,是说在一国之内,最怕的是有了一个万能政府,人民不能管理;最希望的是要一个万能政府,为人民使用,以谋人民的幸福。有了这种政府,民治才算是最发达。我们现在分开权与能,说人民是工程师,政府是机器。在一方面要政府的机器是万能,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又在他一方面要人民的工程师也有大力量,可以管理万能的机器。那么,在人民和政府的两方面彼此要有一些什么的大权,才可以彼此平衡呢?在人民一方面的大权刚才已经讲过了,是要有四个权,这四个权是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在政府一方面的,是要有五个权,这五个权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我们要详细明白这两种大权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图来说明:

就这个图看,在上面的政权,就是人民权,在下面的治权,就是政府权。人民要怎么样管理政府,就是实行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要怎么样替人民做工夫,就是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

至于这九个权的材料,并不是今日发明的。譬如就政权说,在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个权,不过是没有罢官权。在美国的西北几省,现在除采用瑞士的三个政权以外,并加入一个罢免权。至于选举权,更是世界上各国最通行的民权。所以就世界上民权的情形说,瑞士已经实行过了三权,美国有四分之一的省份已经实行过了四权。他们在那几部分的地方实行这四个民权,有了很周密的办法,得了很好的成绩。就是这四个民权,实在是经验中的事实,不是假设来的理想。我们现在来采用,是很稳健的,并没有什么危险。至于说到政府权,从前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垄断,革命之后才分开成三个权。像美国独立之后便实行三权分立,后来得了很好的成绩,各国便都学美国的办法。

不过,外国从前只有三权分立,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五权分立呢?其馀两个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两个权是中国固有的东西。中国古时举行考试和监察的独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绩。像满清的御史,唐朝的谏议大夫,都是很好的监察制度。举行这种制度的大权,就是监察权。监察权就是弹劾权。外国现在也有这种权,不过把他放在立法机关之中,不能够独立成一种治权罢了。至于历代举行考试,拔取真才,更是中国几千年的特色。外国学者近来考察中国的制度,便极赞美中国考试的独立制度,也有仿效中国的考试制度去拔取真才。像英国近来举行文官考试,便是说从中国仿效过去的。不过英国的考试制度,只考试普通文官,还没有达到中国考试权之独立的真精神。所以就中国政府权的情形讲,只有司法、立法、行政三个权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馀监察权和考试权还是独立的。就是中国的专制政府,从前也可以说是三权分立的,和外国从前的专制政府便大不相同。从前外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无论是什么权都是由皇帝一个人垄断。中国在专制政府的时候,关于考试权和监察权,皇帝还没有垄断。所以分开政府的大权,便可以说外国是三权分立,中国也是三权分立。中国从前实行君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分立,有了几千年。外国实行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有了一百多年。不过外国近来实行这种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那种三权分立,更是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壁,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像这样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我们在政权一方面主张四权,在治权一方面主张五权,这四权和五权各有各的统属,各有各的作用,要分别清楚,不可紊乱。现在许多人都不能分别,不但是平常人不能分别,就是专门学者也是一样的不能分别。像近来我会见了一个同志,他是从美国毕业回来的。我问他说:“你对于革命的主义是怎么样呢?”他说:“我是很赞成的。”我又问他说:“你是学什么东西呢?”他说:“我是学政治法律。”我又问他说:“你对于我所主张的民权,有什么意见呢?”他说:“五权宪法是很好的东西呀,这是人人都欢迎的呀!”像这位学政治法律的专门学者,所答非所问,便可以知道他把四权和五权还没有分别清楚,对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还是很糊涂。殊不知道五权是属于政府的权,就他的作用说,就是机器权。一个极大的机器,发生了极大的马力,要这个机器所做的工夫很有成绩,便要把他分成五个做工的门径。民权就是人民用来直接管理这架大马力的机器之权,所以四个民权,就可以说是机器上的四个节制。有了这四个节制,便可以管理那架机器的动静。政府替人民做事,要有五个权,就是要有五种工作,要分成五个门径去做工。人民管理政府的动静,要有四个权,就是要有四个节制,要分成四方面来管理政府。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些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人民有了这样大的权力,有了这样多的节制,便不怕政府到了万能没有力量来管理。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随时都是可以指挥的。像有这种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有了这种政权和治权,才可以达到美国学者的目的,造成万能政府,为人民谋幸福。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至于民权之实情与民权之行使,当待选举法、罢免法、创制法和复决法规定之后,乃能悉其真相与底蕴。在讲演此民权主义之中,固不能尽述也。阅者欲知此中详细情形,可参考廖仲恺君所译之《全民政治》。

注释:

据孙文讲演、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民权主义》(广州一九二四年八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