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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四一 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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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四日的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我们刚才吃完午饭,公安局第三科科长跑进来,说立刻要送我们到苏州高等法院去。我们突然得到这个“立刻”动身的消息,想打个电话给家属通知一下,免得家人挂念,而且我们里面还有人要叫家属送铺盖来,但是这位科长说不可以,“立刻”就要动身,不能等候了。我们对于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都有些气愤,虽则我们都很镇定。沈先生说:“好!走就走!”先去动手整理零物,包卷他的铺盖。这样匆促的把戏,我从来也没有过经验,不免又引起我的奇特的感触,但看见年高德劭的沈先生已在着手卷铺盖,我也就抑制着我的愤懑的情绪,动手归拢零用的东西,包卷我自己的铺盖。在匆匆几分钟的时间里,大家都把行李包卷好了,便打算滚我们的蛋。临行时公安局局长自己也跑到房里来打招呼,说他也是临时才奉到命令,对不起得很,并说他心里也觉得不好过。我们没有什么话说,只谢谢他对于我们的优待。

我们从上海被押解到苏州,不是由火车,用一辆大汽车(好像公共汽车),有十几个“武装同志”和几个侦探一同坐在里面,所以把全车坐得满满的。公安局第三科科长和其他两个职员另坐一辆寻常的汽车在后面跟着。我们的“专车”沿着从上海往苏州的公路走。上车的时候,公安局局长亲自送上车,叫“武装同志”坐到后面去,留出前面的位置让给我们坐。最后他又向我们一一握手,连说“对不起得很”。

我们和上海暂时告别了!车子向前急驶着,由玻窗向四野张望,感到如此大好河山,竟一天天受着侵略国的积极掠夺,而受着惨酷压迫的国家还未能一致对外,这是多么可以痛心的事情!车子行到半路,李公朴先生立起来对同车的“武装同志”演讲国难的严重和我们的全国团结御侮的主张。他讲到激昂时,声泪俱下,“武装同志”们听了都很感动,有些眼眶里还涌上了热泪。随后他们还跟着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

下午四点钟到苏州了。汽车不能进城,我们各乘着黄包车,两旁由那些“武装同志”随伴着走。街上和店铺的人们望着莫名其妙,都现着诧异的神情;大概他们看到形势的严重,车子上坐的又不像强盗,所以使他们摸不着头脑。有几个“武装同志”在车旁对我们说:“先生!我不是来押你的,是来保护你的。”走到半路,因为时间不早了,“武装同志”也纷纷乘黄包车成了一条很长的蛇阵,蜿蜒着向前进。到高等法院的时候,已上了灯火。由上海伴送我们来苏的一群人都纷纷来和我们握手告别,尤其是那些“武装同志”们对于我们表示着非常恳挚的同情。

我们六个人同坐在待审室里面等开审。在这里所见的法警的装束,和在上海的有些不同。上海法院的法警装束,和我们寻常所见的警察装束差不多;苏州法警穿的是宽袍大袖的黑外套,头上戴的是一顶黑漆的高顶帽子。沈先生是一位老资格的大律师,法警都认识他,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泡了茶送进来喝。

一会儿开审了,我们各人先后分别地被审问。所问的内容和在上海所问的大同小异,不过增加了一些。简单说起来,不过包括下面的这几点:(一)停止一切内战;(二)释放一切政治犯;(三)联俄;(四)曾否主张人民阵线?(五)曾否煽动上海日本纱厂罢工风潮?我们的答辩:对于第一点,我们的目的是要全国一致抗日,而且承认中央的领导权,没有推翻政府的意思。关于第二点,也是要集中人材来抗日救国。关于第三点,也是以有利于中国抗日救国为目的,而且同时主张联英美法。关于第四点,我们所主张的是民族阵线,未曾主张人民阵线;前者是以拯救民族危亡为要旨,是要一致来对外的,后者是以阶级为中心的,是含有对内的意味。关于第五点,我们因为日本纱厂里面的中国同胞在罢工后饥寒交迫,捐了一些钱救济救济,并未煽动工潮。

审问之后,由几名法警押着我们乘黄包车到吴县横街高等法院的看守分所。那时已在夜里九点后,街道上的人已很少了,但是有些人看见一群法警在几辆黄包车的左右随着走,仍对着我们发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