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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一一 踏进了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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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的乡村生活匆匆地过去,转瞬已到了暑假。几个小学生到上海投考学校,我也回到上海准备投考圣约翰大学。

和我同时投考约翰的还有一位南洋同学,就是现在的王以敬医师。他原是在南洋选定土木科的,因为性情不近,改选医科。我们两个人在南洋时虽所进的学科不同,但是都读到大学二年级。他进医科,先要进约翰的理科,我要进的却是约翰的文科。由工科转到理科,比我由工科转到文科来得便当,因为工科和文科的课程相差太多了。幸而我自己平时对于文科有关系的书籍已无意中看得不少。在那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转文科,不过因为自己喜欢看,所以便常常看看,不料在这个紧急备考的时候,居然有一点用处。例如要考的英文文学名著,在一二十种中选考四种,这就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速成的。可是无论如何,要想从工科二年级跳到文科三年级,这在当时好多朋友都认为是太大胆的。我所以不得不这样大胆来拚一下,与其说是我的野心,不如说是因为我的经济力量常在风雨飘摇的境况中,希望早些结束我的大学教育。

我和王先生同住在上海青年会寄宿舍里,两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临考的那几天,我们两个人的心理都非常紧张。我们都存着非考取不可的念头,因为我们都各有苦衷。王先生立志研究医学,上海除德文的同济外,英文的医学校在当时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我呢,在当时也觉得要研究英文,在上海似乎也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可是考试的成败是最难捉摸的事情,所以那几天我们的心理是特别的紧张,差不多每日二十四小时都是时刻在惴惴危惧着的。每天夜里,我们两人都开着“夜车”,预备考试的功课到两三点钟,疲顿得不堪言状。天朦朦亮就起来,匆匆盥洗了后,连早餐都没有用,就匆匆出发,同乘电车到静安寺。还早得很,有几十个同往投考的人们不约而聚的步行一小时左右,才到约翰。考大学三年级的只有王先生和我两个人。因为我们所投考的学科不同,所以两个人还是分开来考的,各人都分别到各个有关系的教授房间里去应试。提心吊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结果居然两人都被录取了。希望愈迫切和用力愈艰苦而得到的东西,在心理上也愈觉到快慰。我们两人得到投考胜利的消息后,当然是喜不自胜的。

好了,我如愿以偿地踏进了约翰了。这样转换了一个学校,在南洋时功课上所感到的烦闷,一扫而光,这是最痛快的一件事。在约翰的教授方面,也有几位是比较可以满意的,例如哲学教授卜威廉,历史学教授麦克纳尔,经济学教授伦默等。虽也有几个饭桶教授滥竽其间,但是我可以不选他们的课程,不致受到什么影响。

我在约翰虽然仅有两年,但也得到很多的益处,尤其是快读的能力。像麦克纳尔先生,他最注重课外参考书的阅读;他所指定的参考书很多,而且要调阅我们的笔记,非读得快,很难交卷,所以我们用在图书馆里的时间不少。约翰在最初受人垢病的是造成了不少买办,或做外人爪牙的翻译,但是我以为学会了英文来做研究学问的工具,却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论,对于这个工具的熟练,我不得不感谢我的母校——约翰大学。讲到社会科学方面,这个学校里只是沿袭着美国式的传统的说法,就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眼光看去,似乎给与学者的没有什么精要的知识,但是近代新社会科学也不是凭空突如其来的,要彻底懂得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真谛,对于传统学说也需要有相当的明瞭,所以我这两年的光阴并不觉得是虚掷的。

在约翰时最使我索然乏味的事情,是每晨二十分钟和星期日上午一两小时的“做礼拜”。每日早晨上课之前,全体同学千余人要聚在大礼堂上,校长和教授们便聚在大礼堂的讲坛上,由校长领导着大玩其祷告和朗诵圣经的玩意儿。依例全体都要跪着,幸而除却前两排的同学因为太近于讲坛不得不下跪外,后面的大多数的同学坐在一排一排的矮椅上,和跪下的样子也差不多,大家便实行马虎主义,还是堂而皇之地坐着。星期日的上午,不得不坐在教堂里听那个主教的胡说八道,也是一件苦事。抵制的办法只得让他尽管张开他的嘴巴,我却尽转着我自己的念头,这也许是另一种的“走曲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