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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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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帝争权,二则因为满清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份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就是藉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满清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他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他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年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一九○五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调整时期。

丙午(一九○六年)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种改革虽不圆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的力量。

丁未年(一九○七年)清廷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满清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满清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说满清不过藉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满清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宜统继位,其父载沣作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满清的政权。丙午年,同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朝,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昌及南京的新军之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满清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摸的有计划的向满清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在槟榔屿定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际。

正在这个时挨,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为最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别注重长江中游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藉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秋天起事。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卒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澂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军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老古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满清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清朝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面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