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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宋史》田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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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少年聪悟,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对他很礼遇,为他扬名,他因此名声大振。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脱去平民衣服,官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任左拾遗、直史馆,赏赐绯鱼袋。田锡喜谈论当前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所献的有关于军国机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大略说:

前年王师平定太原,未赏军功,到现在已有两年。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侵占,固然应用兵夺回,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但必须借助武力。希望陛下在举行郊祀、籍田典礼时,评定歼敌战功,驾驭战将军官,没有比此更重要的,这便是军国大计的关键。

如今交州未被拿下,战士无功,《春秋》上所说的“老师费财”就是这个意思。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增加发展品德和事业,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周成王时,越裳氏通过九道翻译转辗来进贡,且说“: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大概是中国出现了圣人吧?为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如获得一块石头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德以便吸引远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劳动您皇上的雷霆震怒呢?这是有关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

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关于朝廷大事的争辩,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皇帝的诏令、驳正臣下的奏章,左右史也未见他们上皇宫、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这岂是圣朝的美事吗?又御史不敢上奏弹劾,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秘书省虽有官职而又无图书。臣希望陛下挑选有才的人,任用贤能之士,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各种事业兴旺发达,那么国家形象自然强大。这是第二条关系大局的根本大计。

近来宇内州县太平安定,京师富庶。军营马监,无不复兴;佛寺道宫,尽都日益盛美。加上又开辟西苑,扩大御池,即使周朝的灵囿、汉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书省却低下狭小得很,郎官无处办公,尚书无处治事。九寺与三监的机构,寄寓在京城街市两边的走廊上,贡院借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新修独立的尚书省与九寺的官署,用来安置各部官员。这是第三条根本大计。

考察监狱和政府的法令制度,给犯人戴的枷木丑有长短之分,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尺寸与斤两,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未听说有用铁制枷的。从前唐太宗观看了《明堂图》,见人的五脏都比背部华丽,于是减免徒刑。况且太平盛世时,将弃置刑罚不用,人们不犯法,铁枷锁链,可以废去。这是有关大局的第四条根本大计。

此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该稍稍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事奉国君,惟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会因为一次赏赐而丧失呢?”当时赵普做宰相,令部下接受群臣的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田锡给赵普写信,认为这有失公正,赵普认错谢罪。

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站寄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说:

臣听说动静的关键,是不能轻举妄动;个人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轻言乱说。利害相生,变化不定;取舍没有疑惑,思虑必定精细。所谓动静之机,不可轻举妄动这个说法,动就是讲的用兵,静是讲保持镇静。该动的时候静,就会助长敌寇、产生奸恶;应静的时候动,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动静恰到好处,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北面边疆不断发生骚乱,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守边的官吏们,只计算夺取的羊马细利便以为战捷,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惹起怨恨结出大仇,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都是由于这一点。前些年边陲动乱,皇上御驾亲自远征,敌骑退后,大军才回来。这都丧失了我方的先机,落入敌人的圈套,我国被敌方劳累、烦扰、耗损、破坏,不可胜述。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谨慎地固守要地,不争小功。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俘获的人口,妥善优抚并遣返对方。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带的人民,就能尽心农业,亭障要塞,都储积军粮。然后等敌方骚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他们心服以后就忘了再回去,那我们便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诚恳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国之道,尽力作长远的考虑,显示绥抚怀柔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谋事最忌动不动就乱发言论,讲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安危之理,不可轻易乱说。国家致力于根本性的方针,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会安定;丢下近边的国内大事,而图谋远方外国,劳而无功,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永恒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根本性方针。皇上不拒绝进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汉武帝亲握兵权,登上了匈奴的单于台;唐太宗手系着雨衣,攻打了辽东的小国:这便是舍近谋远。沙漠贫穷荒芜,得到它也无用,这就是劳而无功。在位的臣下,敢讲的少;讲了而被听从,未必会蒙受幸福;讲了而没被听从,那就还有大祸临头,如此而想要下面不隐瞒实情,能够么?哪里是在务大体而求至治呢?

臣又说过利害相生、变化不定的话,《兵书》上说“: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害处的人,也就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好处。”大概事情有的可进却退下了,那么有害成功的事便来了;有的本该退却又进了,那么本可利用的事便失去了。可以快却反而慢,那么好处从这里失去;该慢的却反而快,那害处就由此而来。可以诛杀却反而赦免,那么奸邪之心,就会不时地产生祸害;可赦免却反而诛杀,那么忠勇之人,就可能不再关心国家利益;可奖赏却反而惩罚,那么就害了有勤劳之功的人;可惩罚却反而奖赏,那就会对越轨徼亻幸的人有利。能分清利害,就是聪明。以天下人的耳朵去听就会聪,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会明。所以《书经》上说“明四目、达四听”,就是这个意思。臣又说过取舍不可以有疑惑的话,所以说“孟贲之狐疑,还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细,所以说“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自国家图谋燕州以来,连续用兵不断,财物费用不能不损耗,人心不能不忧虑,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决定取舍,不要使战争旷日持久、国家穷兵黩武。

信奏上后,皇帝嘉奖了他。太平兴国七年,田锡调任相州刺史,后改任右补阙。又上奏章议论国家大事。

第二年,调任睦州刺史。睦州人原先阻挠礼教,田锡建孔子庙,上表请求朝廷拿经书图籍发给学生,朝廷下令赐给《九经》,从此人人都知道向学。遇上文明殿发生火灾,田锡又上奏章大谈时政,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建议。调任起居舍人,回京师后任判登闻鼓院,又上奏请求封禅。以原官身份任知制诰,不久升兵部员外郎。

端拱二年(989),京畿一带大旱,田锡上奏,有“调燮倒置”的话,忤犯了宰相,被罢职降为户部郎中,调出京师任陈州刺史。后因稽留杀人案受牵连,被降职任海州团练副使,后调任单州团练副使。后又召回京城任工部员外郎,又议论当时政治的得失,随即被任命为直集贤院。至道(995~997)中,官复原职。

宋真宗即位,田锡升为吏部员外郎。出使秦、陇一带,回京后,连续上奏,说陕西数十州都受灵、夏两次战争之苦,生民困苦不堪,皇上为他们感到很悲戚。田锡任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被赏赐金紫;与魏廷式同事,因议论不协调请求辞职,出任泰州刺史。遇上出现彗星,田锡上奏请求皇帝自我批评以回答天的警诫,被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见。出发前,皇帝又派遣宫中的特使前往问候,而且加以优厚的赏赐。

咸平三年(1000),皇帝下诏身边的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推荐了田锡以应诏。田锡回到朝廷后,皇帝多次召见他商讨大事。田锡曾上奏说“:陛下即位以来,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呢?臣希望您用皇王之道来治理。旧有《御览》,但只分门别类地记事。臣请求从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精选抄录,另编一部《御览》三百六十卷,皇上日理万机后,利用闲暇,每日看一卷,一年读完。又选录经史中的精要格言,编成《御屏风》十卷,放在屏风座位的侧边,那么治乱兴亡的借鉴,就常在眼前了。”真宗认为他说得好,下令史馆将各种书籍借给他,每编成数卷,就先拿给皇帝看。田锡于是先献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

《御览序》说:“圣人之道,散布在各种书籍史册。《六经》就立言很高、意义深远,若不讲解讨论,不能测知它的博大精深。各种史书则所记事迹殊异,若不参考比较它的异同,怎容易记住它的纷繁复杂。子部书则异端邪说众多,文集则符合经典的言辞极少。若不猎取精微 要义作为鉴诫,提举纲要来观察它的会通规律,编成每日阅览的书,以帮助需要日新的品德,那么就是一个人从小读到白了头,也不能读完经部,何况是日理万机的君王呢?臣每读书时,便想将自己从书中所得来补充圣上的聪明,将可以铭刻在座位侧边的格言,写在皇上的御屏风上;将可以用来当作日常道理的,录下来给皇上御览。希冀用我涓涓尘埃般的细小,来补益您天地般的品德,使得你的功业能像尧、舜一样崇高伟大,而人民也就能跻身于仁爱长寿的世界了。”

《御屏风序》说:“古代的帝王,盘盂上都刻有铭文,几案手杖也有诫言,大概是日常起居都必须观看,而使得夙夜都不会忘记。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在几杖上刻铭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唐代黄门侍郎赵智为唐高宗讲解《孝经》,举出其中最精彩重要的一句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唐宪宗采集《史记》、《汉书》、《三国志》以来的经国济世大略,取名叫《前代君臣事迹》,书写在屏风上。臣每次览读经、史、子、集,都从中摘取格言警句,不断进献给皇上,再题写在御用屏风上、或放置在座位侧边,皇上时时观读反省,则圣上的品德日益增高,同商汤、周武王一样崇高了。”

咸平五年,再次掌管进银台,批阅天下的奏章,如有讲民饥盗起以及诏令不方便百姓的奏章,田锡都向皇上汇报。皇上对宰相称赞田锡“得到了诤臣的根本”,当日下令田锡以原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又升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连续上奏八疏,都直讲当时朝政的得失。咸平六年冬,病逝,享年六十四岁。遗下奏表劝皇上用仁慈节俭来维护统治,用纯洁安宁来教化人民,居安思危,在治世时思虑防乱。皇上看了颇感动,对宰相李沆说:“田锡,是个直臣。朝廷稍有缺点失误,正在考虑,田锡的奏书就已上来了。像这样的谏官,不易得到。”嗟叹了很久,特下诏追赠田锡为工部侍郎。又录用他的两个儿子,一并任命为大理评事,并发给官费,让他们安排田锡的丧事。

田锡为人耿直,很少迎合别人,未曾进过权贵人家的门,在官署办公,整天正襟危坐,没有懈怠的样子。倾慕魏征、李绛的为人,以尽心规劝、奉献己见、更正君主过错为己任。曾说“:我在朝廷任职以来,所写的奏章有五十二篇,都是谏官职份内的通常应说的话。若能被皇上听取,那就很荣幸了,又怎可以收藏副本给后人看,靠批评时局来卖弄自己的公直呢?”因此下令将它们全部烧掉。但性格过于保守固执,治理地方时没有什么政绩。他的著作有《咸平集》五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