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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明史》高攀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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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年时读书,就喜好程颐、朱熹的学说。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授行人职。四川佥事张世则进呈他的著作《大学初义》,诋毁程颐、朱熹的章句,并请求颁行天下,高攀龙上疏极力反驳他的错误,张世则这本书便没有颁行。

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别人攻击丢了官,袁中的议论多数归咎于大学士王锡爵。高攀龙上疏说:

“近来朝廷之上,正人君子被排挤一空。大臣则孙钅龙、李世达、赵用贤走了,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被斥退了。近来李祯、曾乾亨又无法安心本职而乞求走了,选郎孟化鲤又借口推荐言官张栋,随着这股潮流去了。

“天地之间造就一个人才是很难的,国家需要人才是很急迫的,这样的废置排斥,以后的人才怎么接得上。这些情况已使得正直的人扼腕叹息,奸邪的人弹冠相庆,世道人心如此真叫人不胜感慨!而且现在陛下的朝讲已经停止很久了,朝臣不能望见皇帝的龙颜。皇帝传旨下来,虽然说是圣上亲自裁定,但这里面隐藏了些什么,难以揣度其究竟,所以朝廷内外的舆论,不是说‘辅臣想除掉不归附自己的人’,就是说‘近侍不利用正直的人’。陛下深居九重之内,也曾经把每位大臣是否贤能的情况写了陈列在左右;而陛下对于各臣,也曾想过他们为什么会获罪的原因吗?如果以为都是由于圣上发怒,可是各臣除孟化鲤之外,未曾听说有触犯圣旨的,为什么都遭罢免斥退呢?即便违抗了皇帝讲了不中听的话,例如董基等,陛下已经录用,为什么对于这些人却不是这样呢?我恐怕陛下有驱逐奸邪的果断,而左右的人反而利用来实现自己嫉妒的私心;陛下有接纳进言的博大胸怀,而臣子反而留给您拒绝谏诤的讥嘲。传到各地,写进史册,使圣德受累不浅。

“辅臣王锡爵等,看他自我约束的情况,好像胜过张居正、申时行;观察他的用心和五十步笑百步又有什么不同呢?即如各臣被罢退斥逐,如果以为当然是这样,那么是非邪正,一般人都能辨别,怎么忍心坐视皇帝的错误做法,难道不是为了发泄私愤,而得益于把那些人全都罢免斥退光吗?”

最后极力诋毁郑材、杨应宿说人坏话、巴结奉承应该罢免。杨应宿也上疏攻击高攀龙,所讲的话非常荒诞,没有根据。两份奏疏一起交给部院,议论的结果是请求对二人稍加责罚,以表示惩治过去,警戒未来。皇帝不准,降杨应宿二级,把高攀龙贬职流放到揭阳为添注典史。

御史吴弘济等议论挽救,都受到谴责。高攀龙上任七个月就因事归去,接着父母去世,于是不再做官,在家住了近三十年。言者多次推荐,皇帝都不醒悟。

熹宗即位,起用高攀龙为光禄寺丞。天启元年(1621)升为少卿。第二年四月上疏弹劾外戚郑养性,说:“张差梃击谋害太子实在是郑养性的父亲郑国泰所主使。现在人们议论纷纷,都怀疑郑养性勾结宫内外犯法作乱的人,另有异谋,怀疑积累多了得不到解决,应当考虑一个妥善处理的办法。至于刘保谋反,是中官卢受主使的,刘于简的供词都在。卢受本是郑氏的私党,而李如祯一家勾结郑氏,阴谋陷害名将,导致失地丧师,刘于简原来的供词,说明李永芳约了李如祯做内应。像崔文升向来就是郑氏的心腹,知道先帝有虚症,故意给他服用泄药,这罪不能赦免。陛下仅仅将他斥责赶走,而崔文升还秘密住在京城。应该勒令郑养性回到家乡,尽快将李如祯、崔文升绳之以法,以昭彰国家大法。”奏疏送入,皇帝责怪高攀龙多事,但终于遣送郑养性回了老家。

孙慎行因为“红丸案”攻击前朝首辅方从哲,交给大臣们讨论。高攀龙引用《春秋》首恶性之诛为例,把“红丸案”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方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方从哲辩解,高攀龙写信切实责备他。不久改任太常寺少卿,上疏陈述努力学习的重要,接着说:“方从哲的罪行并非只有‘红丸’一件事,他最大的罪行在于勾结郑国泰。郑国泰父子有计划地谋害先帝的事不止一件,开始是张差的梃击,接着是郑贵妃进送美女,最后是崔文升的药,而方从哲实在是佑护他。尽力扶持帮助郑氏的党徒,尽力铲除不听从郑氏的人;一时人心惶惑,只知道郑氏,不知道东宫太子。这是盗贼一样的臣子,讨伐盗贼,就是陛下的孝。而有的人却说:‘为先帝隐讳才是孝。’这是扰乱天下的歪理。陛下顾念圣母就应该宣布李选侍的罪行,顾念皇考就应该加厚对李选侍的恩德,这样就仁至义尽了。而有的人却说:‘为圣母隐讳才是孝。’明明是圣谕,看作是假托;像杨涟那样忠心,却被诽谤为居功自傲。大臣怕被说是居功,宁愿以待罪之身躲在一边,当君父有急难的时候,却在那里袖身旁观,这也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歪理。被这样的说法所迷惑,真正的孝不知道是孝,把不孝也当作大孝;真正的忠不知道是忠,把不忠也当作大忠。忠孝都可以颠倒,什么事情不可以胡为呢?所以方从哲、郑养性不能不讨伐,为什么还让他们住在天子脚下?”当时在朝廷暗中支持方从哲的势力很大,他们摘取了高攀龙奏疏中“不孝”的话激怒皇帝,将要对他严加谴责。叶向高大力拯救,这才停发俸禄一年。邹元标受到攻击,高攀龙请求和他一同罢免,皇帝下诏挽留他。升为太仆卿,提升刑部右侍郎。

天启四年(1624)八月拜左都御史。杨涟等一群人攻击魏忠贤,双方已势不两立。等到叶向高离职,魏广微天天引导魏忠贤做坏事,而高攀龙是赵南星的门生,一同在重要部门。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回来,高攀龙揭发他贪污受贿的邪恶行为,赵南星建议把他充军,崔呈秀处境困迫,急忙跑到魏忠贤那里,乞求做他的干儿子,于是捡了谢应祥的事,说高攀龙党附赵南星。皇帝下了道严厉的圣旨责问追究,高攀龙自己承担罪责走了。不久,南京御史游凤翔调出当知府,揭发高攀龙挟持私人势力排挤他。下诏恢复了游凤翔过去的官职,革了高攀龙的职。崔呈秀还不解恨,一定要杀他,把他的名字偷偷塞进李实弹劾周起元的奏疏中,派遣缇骑前往逮捕他。高攀龙早上拜谒宋代儒家学者杨龟山祠,有人把这公文告诉了他,高攀龙回去和二个门生一个弟弟在后园的池上喝酒,听说周顺昌已经被逮捕,笑说:“我视死如归,现在就要实现了。”进去和夫人说话,跟平时一样。出来,写了两张纸告诉二个孙儿说:“明天交给官府的校尉。”于是让他们出去,关好门。过了一会儿,大伙推门进去,看到一盏灯火光微弱,高攀龙已经整整齐齐地穿戴好衣帽自己溺死在池中了。拆开他所封的纸,是一个遗表,说:“我虽然被革职,从前曾是大臣,大臣受侮辱就是侮辱国家。谨向北面叩头,跟从屈原遗留下来的榜样。”又有告诉门生华久诚的信说:“我能够像这样从容不迫的死去,多少还是得力于我一生治学的结果。”当时他六十五岁。远近的人听到他的死讯,没有不为他哀伤的。

崔呈秀还不解恨,假传圣旨把高攀龙的儿子世儒交给司法部门审理,刑部判世儒不能防范他的父亲,流放服劳役。崇桢初年,追赠高攀龙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号忠宪,授予高世儒官职。

起初,海内学者全部都尊奉王守仁的学说,高攀龙心里很不以为然,他和顾宪成同在东林书院讲学,以静为主。品行纯良忠厚,完全是一个正直的人,被当时的学者所尊奉。海内士大夫,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一致称颂高、顾二人。高攀龙被革职的时候,皇帝下诏拆毁了东林书院。庄烈帝即位,学者重新修复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