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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明史》孙丕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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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丕扬,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进士,授职为行人,升任御史。历任京郊、淮、扬地区巡按,纠正过失雷厉风行。隆庆年间,升任大理丞。因为曾经弹劾高拱,高拱的门生给事中程文诬陷并弹劾孙丕扬,他被罢官等候审查。高拱被罢免后,事情弄明白了,他又官复原职。

万历元年(1573)他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各府。因为严格治政,属官都惴惴不安。巡视关隘,增设了三百多所敌楼,修筑了一万多丈的边防墙。论功绩,历任右副都御史。宦官冯保的家在京城,张居正吩咐替他修建住宅,孙丕扬拒不理睬。知道冯、张两人会发怒,万历五年春天他称病回乡了。

当年冬天考核京官,言官们迎合张居正而弹劾他。诏令他起用官职时,调至南京听用。巡按陕西的御史,知道冯保等人不满,暗中示意西安知府罗织他的罪名。知府派小吏答复御史,不料小吏被老虎吃了,等到再做答复,而张居正已经死亡,事情才作罢。他出任应天府尹。受任为大理寺卿,升任户部右侍郎。

万历十五年(1587),河北发生大饥荒。孙丕扬的家乡和邻县蒲城、同官的人采石为食。孙丕扬很伤感,送了几升石头给皇上,趁势劝谏:“现在全国困于加派,穷困的并非只有吃石粉的百姓。应该放宽赋税节俭开支,罢除额外的征派和诸类不急的事务,损害官方而有益于下民,培育苍生的性命。”神宗被他的话感动,很有些减裁、罢除。

不久,他由左侍郎升任南京右都御史,称病回乡,又召回任命为刑部尚书。孙丕扬认为监狱中滞留囚徒过多,是因为公文传递的牵制。提议在刑部、大理寺各设簿籍,凡是狱案上报刑部,第二天就详细报告大理寺,大理寺审核批准后的次日就反馈到刑部,从此囚徒就没有长期被关押的了。不久他上奏:“五年一次的刑事抚恤刚完,恐怕有冤狱没有地方投诉。请敕令全国的巡抚巡按官,在春气暖和时令监司巡视州县,审查囚徒,按察使则审查省会的囚徒。对死罪有疑以及流徙之下可以赦免的人,由抚按官送交朝廷,希望不要超过夏天。罪轻的人马上遣送,罪重的人仍然听候刑部裁决,每年如此。”神宗答复同意,以后,他逐条陈述了减少刑罚的三十二件事。皇帝称好,下优诏褒奖,从此刑狱大为减少。有宫中小内臣杀了人,逃避到皇宫。孙丕扬上奏要求逮捕,终于将其发配边关。后改任左都御史,他陈述三条台规,请求专管印玺、重视巡查、长期巡城,定为命令。而后,他又称:“乡里百姓的疾苦只有郡邑官员才能解决,郡邑的吏治只有抚按监司才能清正。抚安监司的风化,只有部院能够整治。请求订立条约颁布全国,奖励清廉抑制贪赃,共同遵循官箴。”神宗都下优诏答复可行。

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担任吏部尚书。孙丕扬刚直不屈,众官不敢徇私,只忧虑显贵的太监的拜访。于是他创立抽签法,大选特选官吏,全部听凭他们自己抽签,请托属意之事无法施行,一时间选拔的人盛赞他无私,选官之事从此大变。

万历二十三年(1595)全面考核京城之外的官吏。九江知府沈铁曾经担任衡州同知,揭发巡抚秦耀的罪行,江西提学佥事马犹龙任刑部主事时,判定御史祝大舟收受贿赂,于是庇护祝的人憎恨。考功郎蒋时馨罢黜了他,孙丕扬没有察觉。等到蒋时馨被赵文炳弹劾,孙丕扬极力替他辩解。称此是丁此吕的罪过,丁此吕遭逮捕。孙丕扬又极力抨击沈思孝,因此沈思孝和员外郎岳元声接连上奏攻击孙丕扬。孙丕扬极力恳请离去。当年冬天,神宗因为军政事务,贬责了两京三十多名言官。孙丕扬仍在休假,就与九卿极力劝谏,神宗没接纳。不久,神宗厌恶大学士陈于陛进行救助,将各位言官贬到边关。孙丕扬等人又上奏劝谏,神宗因此更加恼怒,将他们全部除名。

起初,神宗虽然很想任用孙丕扬,但不甚信任。有所举荐,都录用了列在第二位的候选者。多次请求启用罢官的人,都宣告作罢。孙丕扬因为不得志,已经有了离去的打算,因此闭门不出达半年。十三次上奏,都没有答复。到了四月,神宗下温诏勉励、挽留,他才又开始办事。主事赵学仕是大学士赵志皋的族弟,因为犯事而面临降职,文选郎唐伯元将他定为饶州通判。不久赵学仕又因为以前的事遭攻击,给事中刘道亨弹劾吏部趋炎附势,言辞触犯了孙丕扬。博士周献臣的陈述,也对他颇有触犯。孙丕扬怀疑刘道亨受同僚周孔教的指使,周献臣又是周孔教的同宗,更加怀疑,又多次上奏请求退休。最后写信给大学士张位,恳求他起草旨令同意放他回乡。张位照他的话办了。孙丕扬听说了,又大为愤恨,称张位排挤自己,上奏极力抨击张位和刘道亨、周孔教、周献臣、沈思孝。神宗得到奏疏,认为孙丕扬不正直。张位也上奏辩解,请求告退,神宗又下诏安慰、挽留,而且张位的同僚陈于陛、沈一贯也替张位开脱。孙丕扬再度被责备,批准他乘驿车离去。

此后很久,他被委任为南京吏部尚书,推辞不上任。等到吏部尚书李戴被免职,神宗为代替的人发愁,让侍郎杨时乔负责。杨时乔多次请求选拔尚书。神宗最终思念孙丕扬廉洁、正直,万历三十六年(1608)九月召用他担任原职。他屡屡推辞,神宗不同意。第二年四月才进京,他已经七十八岁。三十八年考核京城之外的官吏,罢免与提拔都很恰当。又上奏举荐廉吏布政使汪可受、王佐、张亻思等二十多人,诏令全部录用。

在此之前,南北两京的言官都攻击李三才、王元翰,牵连到居住家乡的顾宪成,称为东林党。祭酒汤宾尹和谕德顾天浚各自召门徒,干预时政,称为宣党、昆党;因为汤宾尹是宣城人,顾天浚是昆山人。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人、徐绍吉、周永春等人,极力排斥东林党人,与汤宾尹、顾天浚相互声援,大臣大都畏惧,回避他们。到此时,郑继芳巡按浙江时,有人以他的名义伪造信函抨击王绍徽、刘国缙。信中说:“欲除去福清,先要除去富平;欲除去富平,先要除去耀州兄弟。”又称:“秦脉被斩断后,我们可以实现抱负。”福清指叶向高,耀州指王国、王图,富平就是孙丕扬。王国当时是保定巡抚,王图任吏部侍郎负责翰林院,与孙丕扬都是秦地人,所以称“秦脉”。大概是小人所设计的挑逗语言,陷害郑继芳等人,该信送到孙丕扬的住所,孙丕扬并不介意。遇上御史金明时为官不称职,顾虑京官考核中受斥责,先上奏极力攻击王图并抨击御史史记事、徐缙芳,称他们是王图的心腹。等到王图、徐缙芳上奏辩解,金明时再度弹劾他们,并提到伪造的郑继芳的信。刘国缙怀疑信出自徐缙芳和李邦华、李炳恭、徐良彦、周起元之手,因此称他们为“五鬼”;当时五个人都当选御史待命。当时,人们每天攻击,议论纷纷,神宗从没过问,他们更是培植党羽以求取胜,朝廷上热闹得很。

到了第二年三月全面考核京官,孙丕扬与侍郎萧云举、副都御史许弘纲负责此事,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兆京、协理御史乔允升做助手。前任御史康丕扬、徐大化,前任给事中钟兆斗、陈治则、宋一韩、姚文尉,主事郑振先、张嘉言和汤宾尹、顾天浚、刘国缙都被纠察,又以年例的名义将王绍徽、乔应甲调出京城。群情得以收敛,但是诸位不得志的人很恼恨。在考核之初的举荐时,汤兆京称金明时即将上奏要挟,以刺激孙丕扬。孙丕扬果然恼怒,先制止金明时到吏部考察,特意上奏弹劾他。神宗下旨追究罪过,金明时的辩解又触犯神宗的避讳。神宗恼怒,剥夺了他的官职。他的党徒大为哗然。称金明时不曾要挟汤兆京,只有弹劾王图是事实,遭到王图的报复。因此刑部主事秦聚奎极力攻击孙丕扬,替汤宾尹、徐大化、刘国缙、王绍徽、乔应甲、张嘉言辩护。当时部院的考核报告还没有下达,孙丕扬上奏催促,趁机揭发秦聚奎以前在绩溪、吴江知县任上贪婪、残暴的罪状。神宗倾向孙丕扬,将秦聚奎的官职也剥夺了。因此他的党羽们更加愤怒,称孙丕扬果真利用伪书故意贬斥王绍徽、刘国缙,况且两人与乔应甲曾经攻击过李三才、王元翰,所以代他们报复,议论纷纷。许弘纲听说后感到畏惧,多次请求下发考核的报告,也认为孙丕扬处理过分。秦的党羽们借助他的话,更加想打倒孙丕扬。礼部主事丁元荐刚进入朝廷,顾虑考核报告最后搁置,上奏指责许弘纲,趁势详尽揭发了昆、宣两党的阴谋。因此朱一桂、郑继芳、周永春、徐兆魁、姚宗文争相攻击丁元荐,替金明时等人诉讼冤屈。幸亏叶向高调解,到五月才下发考核报告。给事中彭惟成、南京给事中高节,御史王万祚、曾成易仍然不断攻击。孙丕扬认为人们议论不断,也屡次上奏请求离去,神宗下优诏挽留。在此之前,杨时乔负责考核,贬斥了科道钱梦皋等十人,神宗下特旨留用他们。此时孙丕扬也上奏罢免他们,群情大快。

孙丕扬以白首之躯回朝视事,不举荐贤明无以报效国家。先后推举隐居的贤人,像沈鲤、吕坤、郭正域、丘度、蔡悉、顾宪成、赵南、邹元标、冯从吾、于玉立、高攀龙、刘元珍、庞时雍、姜士昌、范涞、欧阳东风等人。神宗一向不录用旧臣,全部没有批复。孙丕扬又请求起用前任御史钱一本等十三人,前任给事中钟羽正等十五人,也答复作罢。孙丕扬虽然年迈,神宗看重他老练清廉,对他眷念更深。然而孙丕扬不断请求离去,上奏二十多次,得不到批准,就在第二年二月上奏之后径直回乡。叶向高听说了,急忙上奏神宗。神宗下诏令他乘驿车,并派有司问候。不久孙丕扬上奏答谢,趁势陈述四件时政,神宗又下优诏答复他。他在家居住两年后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赠封为太保。天启初年,追赠谥号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