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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明史》舒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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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化,字汝德,临川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进士。授职为衡州推官。改任凤阳推官候补升户科给事中。

隆庆初年,三次调任至刑科给事中。皇帝任用宦官,旨令多从宫中发出。舒化称:“法律是天下的公理,大小罪犯应该全部交付给法司。不恰当的地方,则由我们疏论、弹劾。如果全然由敕令直接执行,则或喜或怒之事未必恰当,而法司与我们都形同虚设。”皇帝下诏肯定了他的说法。冬天到郊外祭天,他听到皇帝的咳嗽声,推断阴阳相遇次数又增加了,请皇帝效法上天培养藏匿的阳气,话语很真切、耿直。有诏书称灾祸又来临了,是因为部院不处理政事,让厂卫秘密监察的缘故。舒化与同僚上奏称:“厂卫在京城巡察,希望查办犯法作乱的人、禁锢盗贼。驾驭百官是天子的权力,而纠察非法的人和事,则是御史的职责,岂能由厂卫处置?现在指令他们刺探、查访,必将打开罗织罪名的大门,大展陷害的权术,祸害善良的人们,使人人屏声静气,不敢移步,从何治理。况且厂卫又不能自己察访,必然将此事委派给卫卒,陛下不相信大臣,反而相信此类人吗?”御史刘思贤等人也极力陈述它的危害。皇帝都不听从。不久,此事最终停止。校尉背着尸体由北安门出来,兵马指挥孙承芳看见了,怀疑有奸诈,将他囚禁在监狱进行审讯,供词牵连太监李阳春。李阳春惊惧,向皇帝诉说。称校尉背的不是死人,出城后才死,孙承芳妄自滋出事端,对校尉施加刑罚。皇帝相信了他,杖责孙承芳六十下,贬为平民。舒化请求将李阳春的奏章下达给法司核查,皇帝不接受。

隆庆四年(1570)的热季审讯,他请求释放被囚禁的大臣郑履淳、李芳,等到朝廷会审,又请求释放李巳,他们都得到宽恕。当时高拱执政,路楷、杨顺因为诬陷并杀害了沈炼而判死罪。高拱想改变路楷的处境,称杨顺是祸首,杨顺处死,路楷可以不处死。舒化将狱案文件向高拱展示说:“案狱中本来没有沈炼的姓名。他的姓名被加入,从路楷开始。路楷的确是祸首。”高拱又提议宽恕方士王金等人的罪过,舒化说:“这是先帝的遗诏的指示,假如想免罪,应该怎么解释?”与高拱相抵触,被贬出京城任陕西参政。他再次上疏请求退休回家。

万历初年,晋升为太仆少卿。又因病回乡。后由南京大理卿召至京都担任刑部左侍郎。平定了云南、缅甸的乱贼,皇帝驾临于午门楼察看俘虏。舒化宣读奏词,声音洪亮,抑扬顿挫,皇帝的目光盯着他。遇上刑部尚书空缺,皇帝亲拟诏令录用舒化。舒化上奏称:“陛下的仁慈出自天性。知府钱若赓、知州方复乾因为酷刑而死于戍边。请求申命大小臣僚,让他们各自遵守律法条例,不要滥施酷刑。《大明律》一书,高皇帝在两厢房中阅览,亲手更改、审定。现在还没有经过详细审议的案子就命令从重治罪,已经审定了的案子又下诏指令加罪而后斩杀,这就是说律法不值得为根据。去年冬天不时下雨下雪,灾异频繁出现,过错就在此处。”皇帝下优诏答复他。遇上续修《会典》,于是他编辑了嘉靖三十四年(1555)以后事例与刑法名称相关的案子三百八十二条,上奏皇帝。皇帝下诏将它告示朝廷内外。

万历十四年(1586)他响应诏令上奏陈述。请求皇帝讲求诏令的信用,使狱案诉讼清廉,迅速审讯定罪,严格检验,禁止冤屈和滥施刑罚,而以恪守天条、安抚百姓、回归本源的圣心。皇帝接纳并嘉奖了他。皇帝顾虑手下的大臣进行欺骗,间或有人揭发,就派遣官吏去加以逮捕,搜取证据,文书累叠积压。舒化称:“主上治政法则贵在抓住纲要,不应当侵扰有司;徒然使人将过失归咎于皇上,而下属反而借机掩饰过失。”潞王府的小校因事被兵马司吏目鞭笞,皇帝恼怒,将吏目逮捕,投入诏狱,拷打致死,又将七名捕卒治罪。舒化为此争辩。皇帝下诏将为首的一人治罪,其余的都被宽恕。

第二年,京官考核,南京科道抨击舒化。于是他多次上疏请求回乡,皇帝不同意。遇上考察囚犯的事,他又开始办公。宦官中的贵人传达皇帝的旨意要宽恕三十多名死囚,舒化争辩主张不宽恕。诏令最后依从了他的建议。不久他称病重,于是回到家乡。去世后,赠封为太子少保,谥号庄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