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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集注》孟子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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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列传曰:“孟轲,赵氏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汉书注云:“字子车。”一说:“字子舆。”驺人也,驺亦作邹,本邾国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孔子之孙,名急。索隐云:“王劭以人为衍字。”而赵氏注及孔丛子等书亦皆云:“孟子亲受业于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赵氏曰:“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无义战。’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则赵氏谓孟子长于诗书而已,岂知孟子者哉?”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按史记:“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后二十三年,当齐愍王之十年丁未,齐人伐燕,而孟子在齐。”故古史谓“孟子先事齐宣王后乃见梁惠王、襄王、齐愍王。”独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事,与史记、荀子等书皆不合。而通鉴以伐燕之岁,为宣王十九年,则是孟子先游梁而后至齐见宣王矣。然考异亦无他据,又未知孰是也。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韩子曰:“孟轲之书,非轲自着。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愚按:二说不同,史记近是。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程子曰“韩子此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韩子论孟子甚善。非见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论荀扬则非也。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亦不识性,更说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参也鲁。然颜子没后,终得圣人之道者,曾子也。观其启手足时之言,可以见矣。所传者子思、孟子,皆其学也。”

又曰:“扬子云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之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或问于程子曰:“孟子还可谓圣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圣人,然学已到至处。”愚按:至字,恐当作圣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又曰:“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气。纔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豪发闲。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