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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钏影楼回忆录》八十、记余觉沈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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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报任事后,第一次出游是在南京开南洋劝业会时候。南洋劝业会到上海来,邀请上海各报记者参观,一切由他们招待。

  楚青便派了我去,他以为我在南京住过,较为熟悉,景韩、继兴,还都不曾到过南京,他们也不愿意去。其实,当时我住在蒯礼卿公馆,就不大出门,什么地方也都没有去过。加以南京地方辽阔,路径生疏。此刻南洋劝业会所开设的地方,却是新辟的一个区域,好像是什么叫做丁家桥吧。我那时性好游览,没有去过的地方,总想去走走;没有见过的事物,总想去看看;便欣然答应去了。

  南洋劝业会是上海各报馆都邀请的,那时和我同行的,有申报馆的席子佩,他是苏州洞庭山人,现在寄居于青浦珠家阁(那时申报还没有让渡于史量才)。有神州日报的汪寿臣(名彭年,又号瘦岑,安徽旌德人),还有一位章佩乙,也是吴县人,是我的同乡,却已忘却是那一家报馆。这三位同业,在我可还是初交,原来上海各报馆的编者,向来不互相往来,除非本是旧交。不过大家闻名已久,也有相见恨晚之雅,一路之上,谈笑甚欢。

  提起汪寿臣,我又有一段插话了。神州日报本来是于右任等诸位所创办的,后来转展入于安徽人之手,汪是皖籍,与一班皖籍有势力的人如杨士琦等互通声气,颇为密切,但神州日报很为风厉,讥弹政事,出之嬉笑怒骂的文章。洪宪帝制议起,那时亦女权活跃,有沈佩贞者,她在名片上有“大总统门生”字样,人称为女志士。但放浪形骸,招摇过市,时人为之侧目。有一天,在北京醒春居宴客,以嗅女子脚为酒令(按当时沈不承认有此事),上海神州日报尽情登载,连刊三日,描写当时的丑态,于是沈佩贞大发雌威,率领了刘四奶奶、蒋三小姐一班娘子军,直趋南横街汪宅(其时汪以选举众议院议员,滞留北京),孰知汪不在家,适有另一待选议员的郭同,借住汪宅,却被那班女志士殴辱了。这事成为一时趣史,濮伯欣在小时报上,写有打油诗云:“最是顽皮汪寿臣,醒春嗅脚说来真。何人敢打神州报,总统门生沈佩贞”。但这是后来的事,不在我们同赴南洋劝业会时期,此亦当年报界一轶事,偶一回忆,故记之。

  且说那个南洋劝业会,也算是中国破天荒之举,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这种国内物产展览会呢。那时好像瑞方正在做两江总督,他是自命为满洲人中的新人物,要行一点地方新政夸示于人,号称南洋劝业会,也徵集东南各省的新产品不少。

  我们到了那里,便有人来接往招待所居住。丁家桥这里,本来一片荒芜,招待所还是临时建筑起来的平屋。我们到了以后,也有开会、饮宴,然后领导各馆陈列所展览,忙碌一时,且不必说。

  到了晚上,回到招待所,有客来访,视其名片,却是“余觉,号冰臣”这个人我们早已知道,因为他夫人沈寿,是中国一位著名的刺绣家,曾绣了一位义大利皇后像,驰誉中外。时报上曾登过她的新闻,妇女时报则徵求沈寿的照片。余觉是浙江省一位举人,现在北京当一位小京官,他的所以见访,也因为时报曾经为他们宣传过,并且沈寿还是我的同乡咧。原来他们所住的招待所,和我所住的招待所,恰是贴邻,不过咫尺之间,来去甚便。只是我和余觉,却是初次见面,沈寿虽是同乡,亦未见过面的。

  他来过访后,我立即去回访。一则礼尚往来,从前的交际总是如此的。二则渴欲一见这位在中国号称针神的沈寿。那时沈寿年在三十多,端庄贞静,不减大家风范,待客殷勤,饷我以茶点。但有两女郎,一为十七八,一可在二十许,跳跃欢笑,颇为活泼。余觉告我道:“这两人乃是小妾,痴憨如此,这个年小的,预备送到日本去学绣,日本有刺绣一科,属于美术学校,中国却没有,得此基础,将来庶几有传人。”辞出后,我想沈寿自己也还不过三十多岁,竟让他的丈夫纳妾,而且一纳就是两人,谁说妇女善妒是天性呢?(按,后知沈寿有隐疾,性冷感症,故亦无所出。)

  这个南洋劝业会,有一部份的出品,可以出售的,我以窘于资,也没有购买什么,就只从湖南出品的瓷器,略选购一些。我国的瓷器,当然以江西的景德镇最著名,人称之为瓷都,南洋劝业会中陈列也很多。我觉得它那时只是墨守成法,不肯改良。今见湖南新产品,瓷质明净,绘画新颖,因购了杯碟数套。记得一套是绘的枇杷,一套是绘的青菜,色采美丽,甚为可爱。

  我当时正在编妇女时报,归时乃索得沈寿的照片,及其制品的照片。随后,余觉又寄来他的赴日学绣的小夫人照片,姿容曼妙,手张日本绢伞一轮,含笑睇人,亦印入妇女时报中。

  越二年,余觉到时报馆访我,颜色甚沮丧,他说:“你知道我的在日本学绣的小妾,已背我随人去了吗?”问其所以,他说:“此人本为天津班子中人(天津妓院,均称某某班),是北方人,今随一赵某而去,亦北方人。那赵某是留学生,亦是革命党,在日本演新剧,艺名赵嗜泪,原名赵欣伯。”我说:“你何以调查得如此清楚?”乃劝慰他道:“佳人已属沙叱利,足下可以挥此慧剑,斩断情丝了。”

  余觉道:“此事尚有新闻,最近听说两人为了革命,到武汉去,已被捕获,存亡未知。你们报馆,武汉当有访员,可否请为一询?”我那时正编地方新闻,因答应了他,一询武汉访员,来信模模糊糊。说是传闻有一赵姓革命党被捕,最近又有一女革命党,发髻中扎有白头绳,传为赵之配偶,赵则已伏诛了。我即以之覆余觉,其时在辛亥革命之前。越四十年,余觉馆于我表弟吴子深家,课其子,告我道:“前所云我有一小妾在日本随一赵姓而去的赵欣伯,并未死去,现已在伪满洲国为立法院长了。”至其院长太太,是否在日本学绣的女郎,则未加考证呢。

  至于在南通发生的一段因缘,余觉、沈寿之间,忽插进一张謇,这正是佛家所谓一重业障。好事者详为记述,新闻界添此材料,我就所经历的说一说:那时余觉在愤恨之余,写了一册“痛史”,登载了张謇的亲笔情诗,精楷石印(他本是书家,擅楷书与草字),便来访我,意恩要我介绍这“痛史”登上海各报。我正言告诉他:“张四先生是我们江苏的乡先生,乡前辈,众望所归,我不能为你向各报介绍此册。老实说:即使介绍了,上海各报,也没有一家肯登的,我不犯着去碰这一个钉子。”

  余觉迟疑久之,便说:那末登小晶报如何?(上海的晶报,人每呼之为小晶报,这是出于街头报贩之口)我倒为之一怔,便说:“我也不能介绍,你自己看余大雄便了。”我知道晶报一定欢迎的,他们的宣言,常说凡大报所不敢登不愿登的,我晶报都可以登。

  这个我未便阻止他了,晶报果然把他的痛史,排日登出,于是喧传遐迩。后来大生公司(张謇所创办)一班朋友,有疑心我给余觉代送晶报者,那真不白之冤。平心而论,张謇、余觉,都有不是处,而沈寿最是可怜。她以身怀隐疾,专精艺术,两方竟挟以相争,酿成似是而非的三角恋爱,怎得不愤郁以促其生命呢?

  张謇邀沈寿至南通一段因缘,我不甚了了。但余觉自辛亥革命以后,即无职业。既邀沈寿,余觉自必偕行,南通事业大,必可得一好位置,张亦曾予以照应,出资为经营一“福寿绣品公司”,后来亏蚀了,尚有其它经济上的事,总之两方都不慊于怀,余觉遂离去南通。张謇至此,遂有买珠还椟之心,亲沈寿而疏余觉。其最无聊者,张忽自作多情,写出了许多缠绵悱恻,鸳鸯蝴蝶派的诗词,贻人口实,这位殿撰公,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及至沈寿病死于南通,张葬她于狼山风景之区,树一墓碑,不题其夫姓,又无余觉署名,于礼亦不合。余觉更大愤,至欲将沈寿棺木自狼山迁出移葬,且声莒欲与张打官司,正纷扰未已间,而张亦逝世了。一死以后,诸事都解决,安土重迁,沈寿孤坟,亦长眠于狼山。余觉年至八十余,遗一手一女,即其另一如夫人所出,女嫁我一远房的吴氏表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