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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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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志》四卷,系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之抄本。前三卷题《海盐彭孙贻羿仁氏著》,后一卷题《上海李延昰辰山补编》。彭孙贻约生于明天启、崇祯之际而卒于清康熙间;其生卒确年,一时未能检得。据姜亮夫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李延昰字辰山,上海人,生于明崇祯元年戊辰(一六二八),卒于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此书用编年体记郑氏四世之事,起明熹宗天启七年丁卯(一六二七),迄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凡五十七年。其自天启七年六月迄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之文字,多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郑芝龙受抚》相同;而自崇祯十七年三月迄康熙二十二年之文字,又多与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相同。

《靖海志》与《明史纪事本末》稍异之处,在前者叙事较详于后者。兹举数例,以资比较:

丁卯(天启七年)六月条下,两书皆追叙郑芝龙往日行事。《纪事本末》只谓:“芝龙与其弟芝虎流入海岛颜振泉党中为盗”;而《靖海志》则先述芝龙为父所逐,偕弟芝虎随海舶往日本,娶妇生子;次述归途为海盗劫夺而入颜振泉党为盗;振泉死,芝龙继为渠魁。此《靖海志》详于《纪事本末》者一。

甲戌(崇祯七年)十二月熊文灿遣人招降海盗刘香老事,《纪事本末》云:“时文灿令守道洪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谢(谢字疑误)道山招刘香老,被执”;而《靖海志》则云:“时文灿令守道洪云蒸、巡道康承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往潮州海角之道山,调集猺獞蛮黎与土汉诸军入海招降刘香老;不三日,香老诈降,两道两将皆被执入海。”

此《靖海志》详于《纪事本末》者又一。

己亥(崇祯八年)四月,两书皆记芝龙合粤兵击刘香老事。而《靖海志》历述芝龙诱杀香老遣来之党羽,并以家丁着来人衣甲,驾彼来船下海,诈云入伙,乘其不备,袭击香老。《纪事本末》则无此一段生动之记事。此又《靖海志》之详于《纪事本末》者也。

刘香老既败,《纪事本末》谓:“香老势蹙,自焚溺死,康承祖、夏之本、张一杰脱归”;而《靖海志》谓:“香老举火自焚,精锐皆尽;康承祖以老疾卒于海,夏之本、张一杰脱归。”

则《靖海志》不仅叙事较详,且更确实矣。

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成于清顺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远在彭孙贻撰《靖海志》之前,彭氏因得取其书之卷七十六以为蓝本略加增易。故《靖海志》中最初十八年闲之文字,除上述稍异者外,其语句多与《纪事本末》相同也。

《海上见闻录》所记之事几全见于《靖海志》,故两书文字多相同。然《靖海志》所记之事亦有为《见闻录》所无、或较《见闻录》为详者,故两书虽多相同,而又不全同也。

如《靖海志》于乙酉、丙戌(隆武元、二年、顺治二、三年)间,记郑芝龙骄恣跋扈之事实至多,而《见闻录》皆不载。

又如丙戌九月清兵入泉州,贝勒招降芝龙;芝龙不听诸人之谏而降清,遂中贝勒之计被挟北去。《靖海志》述此事至为详尽,长约七百字;《见闻录》叙述颇简,仅百余字而已。

又如庚寅(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六月,《见闻录》曰:“成功杀定远侯郑联,并其军,建国公郑彩逃于南海,将佐多降。”

《靖海志》记此事曰:“郑彩、郑联屯厦门,与芝鹏有隙。成功用施琅之策,以米千石饷郑联,欲袭取之。郑彩曰:《是毒药也!宜全军出避》。联不从。联建生祠于万石岩,十五夜,宴辖下诸将。二鼓后,成功将至,尽收其战舰兵卒,其将陈俸、蓝衍、吴豪等皆归成功。成功拨亲随兵守其衙。后月余,芝鹏说成功置酒万石岩,夜归,伏甲于路杀之。时郑彩以舟师百余艘逃于广东南海之间,成功遣人往请回岛,不遇而还。其部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来见,成功以朝栋为义武营、王胜管水师。彩飘泊数载,士卒星散,成功以书招之,遂回,后病死于岛。”

观此一事叙述,则知二书之文字颇有详略之别也。

按朱希祖先生于其所作《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序文中盛称阮旻锡“作史颇多直笔”,并举成功杀郑联事以为证,谓杨英撰实录,“既讳联之被杀,又讳彩之击走,文过饰非,毫无微辞”,不若阮氏“直书之而不讳。”

然此仅就《从征实录》与《见闻录》比较论之也,若更以《见闻录》与《靖海志》相较,则知阮氏究为成功之故吏,故其书中于芝龙骄横跋扈之状既讳而不言,于芝龙归降于清及成功杀其族兄郑联事亦言之甚略。是阮氏之作史仍不免有所隐讳也。

己亥(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夏,郑成功出师长江。《靖海志》于此事记述颇详,计自六月十四日成功合张煌言诸军至焦山,迄八月十八日回师至浙江,叙述两阅月间作战经过,长达三千五百字;见闻录则仅千七、八百字而已。《录》记余新之败曰:“城中觇知余新懈怠无备,请副将梁化凤率兵夜出,从街坊居民舍中毁墙通道而袭其营。余新被擒,萧拱宸(辰)泅水而逃,全军覆没。”

《志》记此事,则先之以关尚贤之亡入清军,报告虚实。其文曰:“二十一日,成功营将关尚贤犯令当斩,夜亡抵金州门,缒而入,尽以营中虚实告城中曰:《营中令双日尽解甲,明日又成功生日,诸将上寿,必置酒,若欲破敌,不出此日。营中地雷、伏弩、大炮、长枪,随鹿角以密布,无隙可入,必从中而起,出不意,始可破之》。”

次乃述郎廷佐集诸将定谋,其文曰:“郎廷佐集诸将谋曰:《成功营抱三门,中央神策门自明初塞之,近三百年,凿之出兵,直捣中坚,彼自溃矣》。”

终乃记清军之攻与余新之败,其文曰:“昧爽,穴神策门,去其土石。梁化凤以所部五千人为前锋,关尚贤导之,升屋踰垣,直入先锋余新营。新兵不及甲而战,举火焚营,火器迸发,伤一二百人。化凤兵大呼奋击,营中大乱,生擒余新,萧拱辰泅水而逃,全军覆没。”

据此片段之记述,已足见两书作者叙事能力之高低,又不仅详略之别也。

余如癸卯(康熙二年)十月、十一月,清军并荷兰夷船与郑经舟师在金门、厦门之战役;甲辰(康熙三年)二月,清福宁总兵吴万福及靖南王耿继茂先后报称击破阮春雷、张煌言于长腰、东蚶等岛,七月张煌言被逮,九月就义;以及戊午,已未(康熙十七、八年)之际,沿海迁界之事;或为《志》有而《录》无,或为《志》详而《录》略。

考阮旻锡亦生于天启后期,享寿八十余,卒年应在康熙四、五十年之间。是两书作者皆为同时人,而成书之先后不可知。今两书文字既多相同,则究系《靖海志》以《见闻录》为篮本而加以增订欤?抑系《见闻录》以《靖海志》为蓝本而加以删削欤?

按阮氏为成功故吏,故其书称成功曰《赐姓》,称其子经曰《世藩》。《靖海志》之作者系以清人之语气作史,故称清朝曰《大清》、曰《我朝》,称清军曰《大兵》、曰《我兵》。两书立场,显然有别。然《志》于壬寅(康熙元年)三月条下记陈豹之事曰:“豹短小精悍,号《三尺陈》,守南澳近二十年,许龙、苏利皆畏之,但骄傲专恣,数违藩令”;与《录》全同。以阮氏称郑成功之令曰《藩令》,理所当然;《靖海志》作者既以清人之立场作史,焉能称成功之令为《藩令》乎?因知《见闻录》原出阮氏手笔,《靖海志》录之而改语气。如《录》作《赐姓》,《志》则改为《成功》;《录》作《世藩》,《志》则改为《郑经》;《录》作《时赐姓谋举义》,《志》则改为《时成功往南澳募兵》;《录》作《提塘黄文自行在来,报称有旨诏成功入援》,《志》则改为《提塘黄文自广至,报请成功入援》;《录》作《赐姓以舟师进取南都》,《志》则改为《成功入寇长江》。然独于书陈豹一段文字中忘将《数违藩令》改为《数违成功之令》,遂贻吾人以可辨之机也(《靖海志》于顺治八年即永历五年辛卯正月记施琅对成功之言曰:“勤王、臣子职分,但琅昨夜一梦,似大不祥,乞藩主思之。”

此为直接记载施琅之语,故《勤王》、《藩主》不必改易,与《数违藩令》之出于作者口吻不同)。

又按《从征实录》记辛卯春成功第一次南下勤王之经过,“正月初四日至南澳;二十七日自南澳开驾;二月至白沙湖;二十五日卯时开驾,遇飓风,几覆正副坐船;三月初十日至大星所,先令协将万礼截杀惠州援兵,继于十五日攻打所城,一鼓下之。”

下文接叙中左所为清师袭破云:“是月(当是三月),福省伪抚张学圣令泉虏马得光(功)、漳虏王邦俊合师寇中左。……十四日,虏过中左,前冲镇阮引、后冲镇何德等水师不敌,而芝莞亦遁。太夫人同世藩弃其辎重,只携祖宗神主登舟。……二十二日,定国公遣郑德同周全斌到大星,报称三月十四日伪部院张学圣令泉虏马得光(功)、漳虏将王邦俊袭破中左。”

《见闻录》记成功南下勤王云:“辛卯正月,成功至南海(澳),以苏茂为左先锋代施琅。至白沙河,飓风大作。至天(大)星所,杀退思训(惠州)援兵,攻其城下之。”

文中既未记明二月至白沙河、三月至大星所,则此诸事当在正月。下文接叙清师攻陷厦门及前大学士曾樱殉节,似此二事亦在正月。且下文又云:“三月初一日,清抚院张学圣同兴泉道黄澍渡海,见岛屿孤悬,波涛环绕,惊为绝地,即先引回;令知县张效龄安抚居民。初四日,马得功行牌于各乡居民,意欲据守。”

尤足证厦门之陷在三月初一日以前。此皆与《从征实录》不相符合。《靖海志》记成功出师勤王,谓正月至南澳;二月至白沙河,遇飓风;三月至大星所,杀退惠州援兵,攻城下之。下文接叙清兵陷厦门与会樱殉节,足见二事皆在三月。此与《从征实录》相合,不似《见闻录》所记时日之模糊。然《志》于叙此二事后,亦接述三月初一日之事,其文与上引《见闻录》之文全同。是《靖海志》究以厦门之陷与曾公之死在三月,抑在三月初一日以前?何以前后文自相矛盾?推原其故,则又由于《靖海志》以《见闻录》为蓝本而正其谬误,但又未能尽正其谬,遂致自相矛盾也。

又按两书所载月日、人名、地名,颇多参差;若以《从征实录》校之,则《志》所载者十九与《实录》合(参阅两书合校记),尤足证《见闻录》之作在前而《靖海志》则就《见闻录》加以增订而成者也。

综上所述,似可判定两书之先后矣,然仍有可疑之点在。盖《见闻录》叙壬戌、癸亥(康熙二十一、二年)施琅征台之事,皆称琅曰《施将军》,作者口吻颇与前文不相类。尤可异者,是书于癸亥六月条下记施琅率“诸将进攻澎湖,刘国轩御之;(清)提标蓝理等深入鏖战,海船齐出,已合围,施将军恐有失,急以坐驾冲入,内外合攻,敌小却,将军遂同七船随流而出。”

此所谓《敌》者,乃指海兵而言。此段文字亦与《靖海志》大致相同。《志》称海兵曰《敌》不足异;原为成功故吏之阮氏而称海兵曰《敌》,则大可异矣!岂《靖海志》之作在先而阮氏删削其文以为《见闻录》欤?

按黄典权君所作郑成功史料专刊序:阮氏自甲辰(康熙三年)金、厦沦陷后即离开郑氏抗清阵营,故其《见闻录》于嗣后台湾事之记载颇多缺略。又据周凯《厦门志》引阮氏《击筑集》自序,知其丙午(康熙五年)入都、丁未(六年)返闽,旋又入都,戊申(七年)复自燕走豫;盖阮氏于脱离郑氏之后,大都放浪江湖,倘佯山水间也。且据陈俞侯所作阮氏《夕阳寮集》序文,知其与施琅有旧谊。故黄君以为《见闻录》记清师攻台之资料,即得之于施琅,故其口吻前后未能一致。果尔,则阮氏作史,殆又不免自乱其例矣!

《见闻录》在清代并未刊行。民初,商务印书馆始自金山钱选之假得抄本,录副付印,列为《痛史》第十四种。《台湾文献丛刊》中之《海上见闻录》即据《痛史》本标点排印。惟其书讹误颇多,当时以无别本可校,只得姑仍其旧。兹幸获见中央图书馆所藏《靖海志》抄本,并承慨假录副,标点印行。因此书与《见闻录》之文字多同,故作《合校记》附于本书之后,以正前刊《见闻录》之失。又《靖海志》抄本末页残缺数行,即以《见闻录》之文补之。

《靖海志》首数页之文字多与《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六《郑芝龙受抚》一篇相同又俞正变《癸已类藁》中有记荷兰人据台湾事一则,黄宗羲《行朝录》中有记周鹤芝、冯京第、阮美等先后通倭事一则,并列为本书附录,以便参阅。(百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