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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晋书》傅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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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祖父傅燮,是汉代的汉陽太守。父亲傅干,是魏国的扶风太守。傅玄少时孤苦贫寒,博学,很会写文章,懂得乐律。性格刚强正直,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郡里任为计吏,两次推举为孝廉,太尉征召,都不就任。参加州考中了秀才,任郎中,与东海缪施都因当时的美名而被选为著作郎,撰集魏书。后来参知安东、卫军军事。转任温县县令,又升迁为弘农太守。掌管典农校尉之职。居官称职,多次上书陈奏,辅正很多。五等制建立后,封为鹑觚男爵。武帝司马炎当晋王时,曾委任他为散骑常侍。等到武帝受禅继位,晋级为子爵,加官驸马都尉。

武帝刚即位,广泛采纳直言,开通不忌讳的言路,傅玄跟散骑常侍皇甫陶共同掌管谏官之职。傅玄上疏说:“我听说先王君临天下,申明弘大教化,增加礼义风节;教化在朝廷兴盛,公议就在下面流行,上下共同奉行,人人怀有仁义之心。灭亡了的秦朝荡灭先王典制,用苛法统治,仁义之心就衰亡了。近代魏武帝曹操喜欢法术,于是天下看重刑名;魏文帝曹丕仰慕通晓事理,于是天下轻视守节。从此以后朝纲不能统理,因而空虚无用放诞不羁的议论充斥朝野,致使天下不再有公正的议论,亡秦的弊病又在今天复发。陛下的道德至高无上,王朝兴起,承继帝位,弘扬尧舜的教化,广开正言直谏的道路,体验夏禹的节约俭朴,综合商周的典章杂文,我只有感叹而已,还打算说什么呢!只是没有推荐志操高远彬彬有礼的臣子,来敦厚风节;没有罢黜虚伪卑鄙的小人,以惩戒不恭敬的臣子,我因此还敢有话说。”诏书答复说:“推荐志操高远有礼义之臣,这是当今尤其重要的事。”于是让傅玄草拟诏书献上。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舜举荐五臣,无为而治,这是因为用人得到了要领。因为天下各种官职杂乱,不可不审察得到合适的人。不得到合适的人,一天就浪费不少资财,何况累积时日呢?《尚书·皋陶谟》上说:“不要空置百官”,是说职位不能长久废弃。那些病了一百天还不痊愈的人,应当让他离职,给他优厚的礼遇俸秩供奉他,病愈之后再用。臣下在朝不会废弃职位,国家,没有闲官的拖累,这是王政的当务之急。

我听说前代帝王按士农工商分工来治理国事,各有一业而事情不同。士人以上的子弟,为他们建立太学教育他们,选择圣明的老师教导他们,按他们各自的才能优劣授职任用。农业要使粮食丰收,工业要使器具充足,商贾要使货物流通。所以天下很大,百姓很多,没有一个人会空着手。分工的办法是如此的周密完备。而汉代魏代没有固定的分工,百官的子弟不学习五经六艺而从事交游,还不懂得做事就坐享朝廷俸禄;农业工业多有废弃,有的追逐暴利而离开他的正事;白白在太学挂名,却没听到过先王的教化。现在圣明的政治开始,可汉朝魏朝的失误没有改变,散官多而没设学校,不务正业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工业制作的器物不尽合适用。我认为赶快制定制度,统一规划天下若干人为士人,使他们足以充当各种官吏;若干人是农民,使他们劳动三年足有一年的储备粮;若干人当工人,使得各种器具充足;若干人经商,足以使货物流通而已。尊崇儒道崇尚学术,以农业为贵,以商业为贱,这都是国家事务中的重要事务。

先前皇甫陶上奏,要求任命散官的事都经过考核,让他们亲自耕种,让天下享受粮食充足的好处。夏禹后稷,亲自务农,福祚流传后世,因此《礼记》中的《明堂》《月令》篇记载了天子籍田的制度。伊尹是古代的名臣,在有莘耕作;晏婴是齐国的大夫,躲避齐庄公的灾祸,也到海滨耕种。从前的圣明帝王,贤能俊杰之士,都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天子授人官职,对那些多余闲散没有事做的官员,不督促他们学习,就应当让他们耕作,没有理由放纵他们坐吃百姓的粮食。现在文武百官已经很多,而拜官不在其职的还多,加上服役当兵,不能种庄稼,又是农民的一半,这样面朝南坐食俸禄的人是前朝的三倍。让闲散多余的官员务农,收纳他们的租税,私人也得到实利,而天下的粮食就可以不缺乏了。家家的粮食充足,当儿子的就孝顺,做父亲的就慈爱,当兄长的就友爱,当弟弟的就孝悌。天下丰衣足食,那么仁义教化不用命令就已实行。为政的关键,按照总人数来设置官员,分工到人授以职事,士农工商的分工是时刻都不能废弃的。如果不能精确制定相应的制度,就应考核天下的文武官员,能为长官辅佐的人让他们学习,其余的都让他们务农。至于百工商贾中有多余的人,也都让他们从事农业。像这样务农,有什么不充足呢?《尚书·舜典》中说:“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黜低劣升迁优异的人。”可见九年之后才有升迁的次第。所以居官时间久,才会想到建立良好的教化;居官时间短,就会争着干一些有政绩的事。六年期限,时间不长,贬黜或升迁都不够周密。皇甫陶所上奏之事,合乎古代礼制。

儒家学术,是王政的首事。遵从儒道,看重儒业,重视儒士选拔,尚且还担心教化不能推崇;现在竟然又不以儒学为当务之急,我怕一天天衰落却还没察觉。孔子说过:“人能弘扬道,不是道弘扬人。”如此说来,那么尊重儒道的人,不只是尊重儒家的书而已,而要尊重儒家的人。所谓看重儒业,是不胡乱教育那些不合儒道的人;所谓重视儒士选拔,是不要胡乱任用不从儒道的人。像这样,学校教育大纲就确立了。

书上奏后,皇帝下诏说:“两位常侍所论很诚恳,可以说你们是想补益时事。可是主管的人大抵以常制来裁决,怎能不使你们抒发愤懑呢?两位常侍所论,有的列举了大纲而条目不详备,也可让他们裁制,然后让五曹尚书、二仆射、宗令等八座官员共同研究以求缜密。大凡关系到人君的言论,是臣子最难办的。而国君如果不能虚心采纳,就只会使自古以来的忠心之臣和直谏之人万分感慨,以至于闭口不语。每每想到这些,没有不叹息的。所以上次诏书要求臣下敢于直言,不要有所中止,差不多可以启发昏昧补正过失,永保帝位。如果言论有些可取,心情合乎忠诚,即使文辞有错误,言语有得失,都应当宽宥饶恕。古人尚且不拒绝别人背后议论批评,何况都是值得采纳的意思呢?近来孔..、綦毋騄都判为轻慢之罪,我之所以都宽恕了他们,正是要使天下人知道我大晋朝不必忌讳言论。”不久将傅玄升迁为侍中。

当初,傅玄推荐皇甫陶,等到入朝后两人就有抵触,傅玄因政事与皇甫陶争执,争吵声喧哗,被有司陈奏,两人都获罪免官。

泰始四年(268),任命为御史中丞。当时多有水涝旱灾,傅玄又上疏说:

我听说圣明帝王承继天命,天时不一定没有灾害,因此尧有九年水灾,商汤有七年旱灾,只不过能用人事赈济它罢了。所以洪水滔天都能避免淹没,地不长草却不困乏。我想陛下您道德操行圣明,现时小小的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大的饥荒,下发敬天命的诏书,寻求符合天意的言论,像夏禹商汤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周文王一样谨慎小心,不敢怠慢。我很高兴,上疏陈述应该做的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现在耕种的人务求多种却因干旱不能成熟,白白浪费劳力没有收成。另外从前士兵用官府的牛,官府得收成的十分之六,士兵得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施行已久,众心安定。现在一旦减少用官府牛的分成比例,官府得十分之八,士卒得十分之二;用私牛以及没有牛的,官府得十分之七,士兵得十分之三,人人失其所得,一定都不高兴。我以为雇佣士兵用官府的牛给他十分之四,用私人的牛与官府平分,那么天下士兵都欢欣鼓舞,爱惜粮食,就没有损农弃业的忧患了。

第二件事是:由于二千石俸禄的官吏虽然承奉致力农业的诏书,但还是不尽心尽责以获地利。从前汉代因开垦农田不务实,验证后诛杀二千石俸禄的官吏用十计算。我认为应该重申汉代的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都用死刑督促他们。

第三件事是:魏代以来,没有留意兴修水利,先帝统领百官,把执掌河堤的分为四部,连同本部共有五位河堤谒者,因为水利事关重大,跟农事一并兴起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现在河堤谒者只有一个人,管理天下各地水利,无法考虑周全。我看河堤谒者车谊也不懂水利形势,可转任别的职务,再选了解水利的人代替他。可以分为五部,使他们各自精通分掌的职事。

第四件事是:古代以一百方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所差超过一倍。近代魏朝开始抽田税,不求多收田亩,但求休整劳力,所以白田收到十多斛,水田收几十斛。近来,一天天增加田亩的赋税,而种田的士兵更厉害,劳力不能休整,甚至一亩几斛以上,有的还不够偿还成本。并不是跟从前的天地不同,横遭灾祸,其弊病正是由于务求田亩增多而不休整劳力。我私下看到河堤谒者石恢很精于水利和农田,知道利弊,请求中书召见石恢,仔细寻问农业水利的得失,一定会有所补益。

第五件事是:我认为胡夷之族是人面兽心,不与华夏相同,鲜卑族最厉害。当初邓艾只想取得一时利益,没有考虑到后患,使鲜卑族几万人散居在民间,这必然会有灾祸。秦州刺史胡烈一向对西方有恩,现在胡烈前往,各种胡人虽然已没有作乱,必将消除,但兽心难保不发,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如果以后有动乱的迹兆,胡烈的计谋能制伏他们。只是担心胡虏刚刚被征讨所困,就会向东逃到安定,向西逃到武威,表面上降服,能够騷动时还是騷动。这两郡不受胡烈控制,那么凶恶的胡人东西都有窟穴缓冲漫游,所以以后再生祸患,是没有办法禁止的。应该在高平川再设一郡,让安定西州的都尉征募乐意迁徙的百姓,大量免除徭役之数来补充,打通北行道路,渐渐充实边境。最好考虑这两郡和所置的郡都统一属于秦州,使胡烈能够统管边境事宜。

诏书说:“得到所陈奏的应办之事,谈到农事的得失和水利官员的兴废,以及安定边境抗御胡夷政事宽严的事、陈述周详完备,一应俱全,这的确是治国的根本大事,当今的迫切任务。论述都正确,深知你忠心王室,你要更广泛地思考应做之事,并把情况告诉我。”

泰始五年(269),任太仆。当时连年五谷不登,西羌胡人騷扰边境,皇帝下诏让公卿讨论。傅玄应答皇帝所问,陈述事理恳切率直,虽没有全部施行,但时常被宽容。转任司隶校尉。

献皇后在弘训宫驾崩,设立祭丧的位置。按旧制,司隶应在端门外面就坐,在众卿之上,独坐一席。进入宫殿,按本品的官秩在众卿之下,按次序坐,与人同坐一席。而谒者认为弘训宫是在殿内,把傅玄的位置设在卿位之下。傅玄大怒,大声呵叱谒者。谒者假称是尚书安排的,傅玄面对百官大骂尚书并下了席。御史中丞庾纯上奏傅玄大不敬,傅玄自己上表又不符事实,坐罪免官。然而傅玄天性严峻急躁,遇事不能有所宽容;每次有奏疏检举,或遇天晚,便手捧奏章,整饬冠带,焦躁不安地不睡觉,坐着等天亮。于是那些无官职的王公贵族畏惧屈服,尚书顿生威风。不久死在家中,享年六十二岁,谥号叫刚。

傅玄年少时在河内避难,专心读书,其后虽然显达富贵,但著述没有荒废。撰述著作评论治国的三教九流以及三史旧事,评断得失,各为条例,书名叫《傅子》,分为内、外、中三篇,共有四部、六录,合共一百四十首,几十万字,连同文集一百余卷流行于世。傅玄当初写成内篇,儿子傅咸交给司空王沈看。王沈给傅玄的信中说:“看到您所著的书,言辞宏富道理齐备,筹划治理国家大事,重视儒家教化道义,足以堵塞杨朱、墨翟学说的放浪形迹,可以跟往古的荀况、孟轲相比并。每次开卷,没有不感慨叹息的。‘不见贾谊,自己认为超过他,现在才知道比不上’。真是这样啊!”

后来追封为清泉侯,儿子傅咸继承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