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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实斋先生年谱》《章实斋先生年谱》(至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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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名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生长于清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据《偁山章氏家乘》)。章氏始祖仔钧,五代时起家于福建浦城。北宋末,章移居浙江山阴。南宋光宗、宁宗间,章彦武(文叔)再迁,始居会稽偁山南之道墟。(《章氏遗书》的《神堂神主议》、《乐野先生家传》、《章氏后宅分祠碑》及《章氏家乘》,《章大来后甲集》下,页二十七)

到清乾隆时,道墟章氏已有万余人。人多,地瘦,种稻不足自给,所以就有种木棉,酿酒,做师爷三种职业。那地方上的人大都明锐而疏达,做事业往往有所成就(《乐野先生家传》、《汪泰岩传》)。实斋先生的曾祖子正,祖君信,都住在道墟。君信先生,名如璋,是候选经历。配易氏,继配沈氏。“惇行隐德,望于乡党;尤嗜史学。晚岁闭关却扫,终日不见一人。取司马《通鉴》,往复天道人事,而于‘惠迪从逆吉凶’所以影响之故,津津益有味乎其言。”(《刻太上感应篇书后》及《仲贤公三世像记》,《家乘》卷一,页四十八,《朱筠笥河集?祭史孺人文》)

父名镳,字骧衢,亦曰双渠,号励堂,又号岩旃。乾隆丙辰举人,壬戌进士;辛未官湖北应城知县。丙子罢官,贫不能归,仍居应城。戊子卒(《家乘》卷二,页九二,《冯孟亭奉砚图记》)。先生自述云:“先君子少孤,先祖遗书散失,家贫不能购书,则借读于人,随时手笔记录,孜孜不倦。晚年汇所札记,殆盈百帙。尝得《郑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国时杂史数种,欲抄存之;嫌其文体破碎,随笔删润,文省而意义更周。仍其原名,加题为章氏别本。……又喜习书,缮五经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诗》、《小戴记》,凡写数本,手不知疲。尝恨为此二事所牵,不得专意札录所未见书。每还人所借,有札未竟者,怅怅如有所失。盖好且勤也如是。”(《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又《两浙轩录》卷二十二章镳诗注载先生所作行述云:“……先人读书,不为名声。为古文辞,镵刻峭削。病唐宋野史小说传记足辅正史而文多芜漫,因以意节之,抄《江表志》、《五国故事》、《南唐马书》、《北梦琐言》,凡十数种。诗则唐体多于古风,遗命勿轻示人。……”

在先生生前三四十年,骧衢先生迁居绍兴府城(即会稽县城)南门内善发衖。(《家谱》及《神堂神主议》、《仲贤公三世像记》)(按《三世像记》云:“先世自道墟迁居府城,盖百年矣”。当是算至作文这年,这年先生已五十八岁了。)

母史氏,赠朝议大夫颍州府知府史义遵之第九女,会稽人(《史府君铭 》,《家谱》。参考《朱集·祭史孺人文》)。适按,内藤虎次郎《章实斋年谱》云,“母史氏,会稽人,耐思之第九女”。此因误读朱筠《祭史孺人》文中“姊迂其言,父曰耐思”二句而误。耐思非人名也。

先生无伯叔,有一姑,适杜鉴湄。(《丁太孺人家庆图题词》)

先生无兄弟,有一姊,适山阴夏同,后来同侨湖北(《杜燮均家传》);妹妹很多,难详。

乾隆三年,戊午(西历1738)。先生生。(《任幼植别传》)

前一年,丁巳,先生之父骧衢先生会试下第,寓从子垣业(允功)家(《从嫂荀孺人行实》)。大约旋即回绍兴。

是年,先生之友人任大椿(幼植)生于兴化(《任别传》)。是年先生之师朱筠(竹君,笥河)已十岁。同时名人,袁枚(子才)已二十三岁,钱大昕(晓征,辛楣)已十一岁,戴震(东原)已十六岁。浙东前辈,万经(页一)已八十岁,全祖望(绍衣,谢山)已三十四岁。

乾隆四年,己未(1739)。先生二岁。

二三岁时,从叔衡一常携向邻店朱叟索酒,日以为常。(《十叔父八十序》)故先生长而善饮。

这年七月,清廷修《明史》告成,学风一变而矜尚《四书》文艺了。(《东华录》,《叶鹤涂文集序》。)

乾隆五年,庚申(1740)。先生三岁。

这年,崔述生于大名,赵翼生于阳湖。

清廷修《大清一统志》成。(志序)

乾隆六年,辛酉(1941)。先生四岁。

这年,万经卒,年八十。

乾隆七年,壬戌(1742)。先生五岁。

先生之父骧衢先生(镳)成进士。(《朱笥河集·祭章母史孺人文》)

自此以后十年间,骧衢先生居乡,以教授为生。(《朱集》。原文云:“壬戌罢归,十年教授。”)

乾隆八年,癸亥(1743)。先生六岁。

友人余姚邵晋涵(与桐,二云)生。

乾隆九年,甲子(1744)。先生七岁。

朱筠《祭章学诚之母史孺人文》云:“自幼诫之,自《百家姓》。”

先生自言:“幼多病,一岁中……大约无两月功。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与族孙汝楠书》)

汪中(容甫)生,姚鼐(姬传)生。明年,友人武德(虚谷)生;又明年,友人洪亮吉(稚存)生。清廷诏纂《续通考》、《皇通考》。

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先生十四岁。

从同县王浩学,读书于中表杜秉和(燮均)家之凌风书屋。王先生勤学古处,迂阔不习世事。学徒七八人,王先生常挞人,杜君受挞最多,甚至伤顶门,几死;后创愈而顶肉骨隆起,不复平。其酷可想!(《杜燮均家传》,《丁太孺人家庆题辞》。)

是年先生与俞夫人结婚。四子书尚未卒业。(《与族孙汝楠书》,《章氏家谱》。)

是年,骧衢先生谒选,得官应城知县。(《李清臣哀辞》,《荀孺人行实》。)先生从父至应城。(《仲贤公三世像记》)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先生十五岁。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先生十六岁。

十五六时,在应城官舍。童心未歇。宾客皆为其父忧无后。

知识渐通,好泛览。骧衢先生以业患不精,屏诸书令勿阅。先生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辄彷徨者久之。

癸酉,父延江夏生员柯绍庚(公望)课先生以经义。先生不肯为应举文,好为诗赋而不得其似。心无张主,却不甘与俗学伍。质虽滞,而识趣则不离纸笔,性情已近史学。尝取《左传》删节事实,其父见之,乃谓编年之书仍用编年删节,无所取裁,曷用纪传之体分其所合?先生始力究纪传之史。又因官舍无他书得见,乃密从其妻乞簪珥,易纸笔,假手在官胥吏,日夜抄录《春秋内外传》及衰周战国子史,辄复以意区分,编为纪表志传,凡百余卷,名曰《东周书》。经营凡三年,卒未成书。后为馆师所觉,被责,遂中废。那时常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柯先生慨然诲曰:“文无今古,期于通也。时文不通,诗古文辞又安能通耶?”先生仍不信其言,柯甚以为恨。

官舍多暇日,宾客过从,见先生所为,渐多违心称誉者,先生心益乐之。春秋佳日,联骑出游,归必有记,同人相与贸贸叹赏。其事多绝可笑者。然先生嗜好初未入俗也。

当时学风仍尚时文,先生犹得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为杂学,诗古文辞为杂作。士不通四书文,不得为通人。

(以上综合《柯先生传》、《家书三》、《家书六》、《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跋甲乙剩稿》、《叶鹤涂文集序》、《又答沈枫墀论学书》)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先生十七岁。

秋冬之间,购得朱崇沐校刊《韩文考异》。塾师于举业外,禁不得阅他书;先生得此集,匿藏箧笥,灯窗辄窃观之。尚不尽解,但爱好不忍释手。(《朱崇沐刊韩文考异书后》)

是年戴震始入北京。(《戴年谱》)

明年,全祖望卒,年五十一。(《鲒埼亭集》、《年谱》)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先生十九岁。

骧衢先生罢官。朱筠《祭史孺人文》云:

辛未夫仕,湖北应城,不枉民狱,不撼警兵。夫人坐梱,咨诹则中。……撙节日食,室椷一椟;余金投隙,曰吾养福。丙子夫罢,代者苛责;发千金偿,识远巾帼!曰“妾知君,无我负人。……君一毡来,以一毡去;赋归去来,藏此有故”。罢仍居县,不殊官时;昔不知粝,今精不知。(《笥河集》十六)

这一节可考见先生的父母在应城时情状。《李清臣哀辞》云:“丙子,先子罢县,贫不能归,侨家故治,又十许年。”又《行述》云:“先人……以疑狱失轻免官,窭甚,久不能归,士民亲附如家人。身后徙家京师,旧治士商至京师者,必访奠故令君旅殡,执土物通问,再世不绝。”(《两浙轩录》卷二十二引)

又《家书三》云:“祖父尝辨《史记索隐》谓‘十二本纪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诸语,斥其支离附会。吾时年未弱冠,即觉邓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阴阳老少为非,特未能遽笔为说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先生二十岁。

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先生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家书三》)

先生自言:“二十岁以前,性绝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骎骎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家书六》)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先生二十一岁。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先生二十二岁。

此两年骧衢先生主讲天门。(《元则公又昌公二代合传》)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先生二十三岁。

始出游,道访陈执无于汜水县署,款留旬日。至北京,应顺天乡试,主从兄垣业(允功)南城之寓。是时道墟章氏居京师者不下百家,独族孙文钦,守一,及文钦族侄汝楠颇好学,可与论文,欢然若兄弟。其后剧谈养气炼识之旨,有“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从嫂荀孺人行实》、《跋陈西峰韭菘吟》、《章氏二女小传》、《滕县典史任君家传》、《童孺人家传》、《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但《童孺人家传》云:“乾隆二十五年壬午”,壬午误。)

自庚辰至辛巳,骧衢先生主讲应城讲席。(《李清臣哀辞》)(《家谱》亦云:“去任后,邑人聘留主讲书院。”)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先生二十四岁。

先生自言:“廿三四时所笔记者,今虽亡矣,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家书六》)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先生二十五岁。

是年还会稽(《杜燮均家传》、《丁太孺人家庆题辞》)。不久,又北上应顺天乡试。道出山东,访族婿任肇元于滕县。(《任君家传》)

冬,始肄业于国子监内舍。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艰。试其艺于学官,辄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仅五七而先生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齿,同舍诸生视先生若无物,每课榜出,先生往觇甲乙,皂隶必旁睨笑曰:“是公亦来问甲乙邪!”而以先生意视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为何许人也。(《庚辛之间亡友传》、《甄青圃六十序》)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先生二十六岁。

肄业国子监(《甄鸿斋家传》)。二月,始识曾慎(麓亭),并因以识甄松年(青圃),皆相知契。是时学力未充,所言大抵鲜所征引。本其意识所达,则亦与后有不甚远者。慎辄为之首肯,且箴以稍洽于时。(《庚辛之间亡友传》、《甄鸿斋家传》)

夏,给假出都,省亲湖北,索处蒲骚侨寓。(《题壬癸尺牍》、《庚辛之间亡友传》)

壬午癸未两年中,先生与同志往反论文,函稿“烂然盈箧笥”,九月朔,辑为一卷,曰《壬癸尺牍》。(题《壬癸尺牍》。此书不存。《与甄秀才论修志》二书,《论文选》二书,当是这里面的残存者。)

九月,游陕西(同上)。《遗书》卷十九有《碑洞》、《杨太尉墓》、《望西岳》等诗,当是此行所作。“祭汉太尉杨伯起先生文”则自题癸未九月。此行目的不详,似旋即返湖北。

是年,戴震作《原善》成。(《戴年谱》)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先生二十七岁。

骧衢先生主湖北天门县讲席。(《李清臣哀辞》)

是年冬杪,天门知县胡君议修县志,先生为作《修志十议》。十议者:一议职掌,二议考证,三议征信,四议征文,五议传列,六议书法,七议援引,八议裁制,九议标题,十议外编(《通义》外篇三)。十议之中,征信一条注重核实,征文一条主张“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皆可见先生此时对于修志一事的主张已开后来的先路。

十议后有跋云,此篇“大意与旧答甄秀才前后两书相出入”。此可见《答甄秀才论修志》二书之作在此议之前。(按《甄鸿斋家传》云,“癸未,学诚肄业国子监,新宁甄松年亦在监中,与学诚志义相得,已而奔走四方。”又云,“乾隆乙酉,……松年遂膺乡荐。”据此,甄秀才即甄松年。)论修志二书当作于癸未甲申之间。今撷其大要,附于此年。第一书论六事:

一、论义例:“皇恩庆典,当录为外纪;官师铨除,当画为年谱;典籍法制,则为考以著之;人物名官,则为传以列之。”

二、论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学士著撰书籍,分其部汇;首标目录,次序颠末;删芜撷秀,掇取大旨,论其得失,比类成编。”

三、论前志:“修志者,当续前人之记载,不当毁前人之成书。即前志义例不明,文辞乖舛,我别为创制,更改成书,亦当听其并行,新新相续,不得擅毁。……仍取前书卷帙目录,作者姓氏,录入新志艺文考中。”

四、论“志之为体当详于史。……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椽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目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闾史胥之遗意”。

五、论“志乃史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

六、论史志宜注重有禆风教之记载。

此六条之中,“前志”一条,后来先生修志时列为专目:“立志科”一条,即先生后来《州县请立志科议》之底子。

第二书论八事,第七事主张另立《文选》一类,与志乘相辅佐。此即先生后来立《文征》一例之底子。篇末自言其志云:“丈夫不为史官,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

按《文史通义》外篇三尚有《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天门县志学校考序》三篇。《天门志》乃先生之父所修(此据孙德谦君与孙毓修书中语),诸序当是代笔,大概作于甲申与戊子之间。又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云:“《天门志》呈览。中为俗人所改,所存才十之六七。著作之事,必自己出,即此亦见一端。”则先生所代作,当不止三序而已。此书今尚存。

清廷重修《一统志》。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先生二十八岁。

先生三至京师(《任君家传》),仍居国子监中,伥伥无侣(《庚辛亡友传》)。应顺天乡试,沈业富(既堂)与分校,荐先生之文于主司,不录。沈大惋惜,馆先生于其家,俾从事铅椠,益力于学。(《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冯君家传》)

是年十月,骧衢先生作《熊征君墓志铭》(此篇今附见浙本《遗书》七,但刘本题注云:代家大人作)。

是年先生始见刘知几《史通》(《家书六》)。先生自云:“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书二》)

始学文章于朱筠(似由沈业富介绍。因沈、朱最相契,与翁方纲、张曾敞并号四金刚)。朱先生一见许以千古。然语及时文,则云“足下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先生曰:“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朱先生日:“科举何难?科举何尝必要时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未尝不得。即终不得,亦非小学时文之咎也。”先生信其说(《与汪龙庄简》、《湖北按察使冯君家传》)。《跋甲乙剩稿》自评云:“甲申乙酉,……沈先生始荐其文,而朱先生始言于众,京师渐有知名者。彼时立志甚奇,而学识未危,文笔未能如意之所向。”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先生二十九岁。

仍在国子监。仍学文章于朱筠(《通说》,又《朱笥河集·椒河吟舫小集序》)。同学可考见者,邱向阁。吴兰庭(胥石),任夫椿(幼植),冯廷正(仲囫)。(《吴府君墓碑》、《冯瑶罂别传》、《通说》)

是年,先生已寄居朱筠家,在日南坊李铁拐斜街之南。先生自述云:“是时朱先生未除丧,屏绝人事。学诚下榻先生邸舍,时时相过,若程舍人晋芳,吴舍人烺,冯大理廷丞,及君(蒋秦树,雍植)为燕谈之会。晏岁风雪中,高斋欢聚,脱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蒋君墓志铭书后》,《笥河文集》有《椒河吟舫小集序》)

从兄垣业方辑其支谱,商榷体例于先生。(见下书)

这年先生有《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题下自注“丙戌”),是早年第一篇重要文字,最可注意。其略曰: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震)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此可见先生受戴震的影响甚大。又云:

近从朱先生(筠)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斯言实中症结。仆则以为学者祈向,实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古人复起,未知以斯语为何如也。要之,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

先生学问之所以有成功,实由此时立志不错。又云:

仆……家贫亲老,勉为浮薄时文,妄想干禄,所谓行人甚鄙,求人甚利也。顾又无从挟赀走江湖,籴贩逐什一;而加之言讷词钝,复不能书刺干谒:坐此日守呫哔,余力所及,不得希古人之一二。闲思读书札记,贵在积久贯通,近复时作时辍。自少性与史近。史部书帙浩繁,典衣质被,才购班马而下,欧宋以前,十六七种。目力既短,心绪忽忽多忘,丹铅往复,约四五通,始有端绪,然犹不能举其词,悉其名数。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而闻见寥寥,邈然无成书之期。况又牵以时文,迫以生徒课业,未识竟得偿志否也。他所撰著,归正朱先生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

著书之志始此。又云:“四月间,得楚中书,……细君去秋又举一子。……”此可知这年先生已有二子了(即贻选、华绂)。

此书末又议家谱义例,已引邵念鲁(廷采)说。

是年,戴震写定《绪言》三卷。(《年谱》)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先生三十岁。

先生自言:“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侘傺无聊甚。然由是得见当世名流及一时文人之所习业。”(《任幼植别传》)

久居国子监,贫不知名。去年,欧阳瑾摄祭酒,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馆之士,至相诧而嘻!欧阳先生独谓“是子当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秋,国子监修志,遂令专司笔削。(《欧阳先生奉使告祭碑后叙》、《与家守一书》)(但《后叙》谓瑾丙申摄祭酒,申字系戌字之误。下文叙瑾做官,曰累迁,曰进擢,曰免官于庚寅冬,曰悠游六七年,而作文之年又是戊戌,丙申戊戌仅隔二年,不合,必有误。且瑾令修志,而志修于是年。)

朱先生被诏撰《顺天府志》,亦属先生辈经纪其事,先生深以得行其旧所讨论之主张为喜(《与家守一书》)。但其书似未成。

清廷诏修《续通志》、《续通典》、《清通典》。钱大昕始撰《廿一史考异》。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先生三十一岁。

二月,自朱先生家徙寓族兄垣业僦斋,初七日有《与家守一书》。(题下自注“戊子”)

四月后,暂卸各书工程,读书以待秋闱。(《与家守一书》)

朱筠、朱棻元(春浦)皆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先生应试,仅中副榜。朱棻元于邻座见先生对策言《国子监志》得失,惊叹不已,怪六馆师儒安得遽失此人。于是先生名稍稍闻。(《朱府君墓碑》、《通说》、《笥河墓志铭》)

是年冬,父骧衢先生卒于应城(《朱集?祭史孺人文》)。先生闻讣,犹暂寄从兄允功家,贫不能奔丧(《章氏二女小传》)。作允功妻荀孺人《行实》(甚详,为传记中佳品)。以第三子华绶为允功后 (《行实》、《家谱》)。华绶字绪迁,号苧阡,系先生之妾蔡氏所生。(《家谱》)

这年以前,未有家累。馆谷所入,自人事所需而外,铢积黍累,悉以购书。(《滃云山房藏书目记》)

是年,朱棻元擢国子监司业。(《朱府君墓碑》)

是年,王引之生。

清廷纂《通鉴辑览》成。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先生三十二岁。

为座师秦芝轩校编《续通典》之《乐典》。(《上朱先生书》)

先生居父丧。举家扶柩附湖北粮艘北上。书箱为漏水所浸,骧衢先生随身的三数千卷书,损失三分之一(《滃云山房乙卯藏书目记》)。夏六月,家口十七八人到北京。先生于三四月已赁居柳树井,冯君弼(廷丞)居宅,遂以安顿家眷。(《冯室周淑人家传》、《上朱先生书》)

是年,任大椿登第,先生始见之。(《任幼植别传》)

是年萧山汪辉祖赴京会试,始交先生(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上,页三二)。二人自是相交三十二年不衰。(《梦痕余录》,页五七)

是年陈本忠(伯思)成进士,与先生朝夕论学。(《陈别传》)

任朝(鹭传)除国子监丞。先生方以国子生与修《监志》,多与诸学官牴牾。独司业朱棻元主持其说,而任朝与之言,尤有深契。(《庚辛之间亡友传》、《朱府君墓碑》、《候朱春浦先生书》)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先生三十三岁。

仍居北京柳树井南冯宅。(《赠乐槐亭叙》)

二月,友人蒋雍植卒于北京。秋,朱筠为作墓志铭,值将主考福建乡试,属先生与钱大昕参定之。先生如命以诣钱先生;钱略商数语,不肯涉笔。先生乃仿佛朱先生之意而改定之,并作《书后》。(《与朱少白书》、《蒋渔邨墓志铭书后》)

朱先生自福建贻诗,问有意名山著作否。(《朱笥河诗抄》)

从兄垣业辑宗谱尚未成,属先生采遗文,因录《武强德政序》、《何垣序》以进;八月,并为《德政序》作《书后》。(《书后》)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先生三十四岁。

朱筠充会试同考官,邵晋涵(二云,与桐)、周永年(书昌)皆成进士。先生始识二云,欲因以访书昌,不果。(《周书昌别传》、《朱先生墓志铭》)

年来仍从事《国子监志》之编摩,殊不得意。朱棻元欲使作成《则例》一书,先生卒谢去。(《候朱春浦先生书》)

秋,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学政。十月十八日,与先生及邵晋涵、张凤翔、徐瀚、莫与俦等,联车十二乘,离京。先生道吊从女适任肇元者于山东滕县。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到太平使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游采石矶,朱筠有记。(《笥河文集》、《章氏遗书?任君家传、陈伯思别传》)

先生方学文章于朱先生,苦无藉手。邵晋涵辄举前朝遗事,俾先生与朱先生各试为传记,以质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自是晋涵与先生论史,契合隐微。(《邵与桐别传》、《丙辰札记》刘刻本外三页五八)

其文尚有存者,如《景烈妇传》,《笥河文集》亦有,题曰《书烈妇景事》。

先生盛推邵二云从祖廷采(念鲁)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五百年来罕见”。二云甚谦挹,先生正色曰:“班马韩欧程朱陆王,其学其文,如五金贡自九牧,各有地产,不相合也。洪炉鼓铸,自成一家,更无金品州界之分,谈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义理乃在子史之间。五百年来,谁能辨此?”二云敬诺,乃为念鲁作《行状》,请朱先生表其墓。(《邵与桐别传》贻选跋、《笥河文集》、《邵念鲁墓表》、《南江文抄》、《念鲁行状》。念鲁事迹,详见姚名达所作《年谱》。)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先生三十五岁。

三月五日,朱筠与先生等游青山,有游记。(《笥河文集》卷七)

夏,先生访宁绍台兵备道冯廷丞于宁波道署。过会稽。

秋,又在太平。(《冯君家传》、《冯瑶罂别传》、《杜燮均家传》、《与严冬友侍读书》、《童孺人家传》)

秋冬间,有《候国子监司业朱春浦先生书》,申述所以脱离监志局之故,又云:

夫人之相知,得心为上。学诚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资不能自给。十口浮寓,无所栖泊。贬抑文字,稍从时尚,则有之矣。至先生所以有取于是而小子亦自惜其得之不偶然者,夫岂纷纷者所得损益?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并以附呈。先生试察其言,必将有以得其所自。

由此可知先生作《文史通义》实始于是年(《南江文抄》、《与章实斋书》,亦可作证)。而所谓辛楣先生候牍,即《上辛楣宫詹书》,辛楣即钱大昕。

《上辛楣宫詹书》云: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韩退之《报张司业书》谓“释老之学,王公贵人方且崇奉,吾岂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诸篇,当日未尝昭揭众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不知者以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较唐时为尤难矣。惟……著书为后世计,而今人著书以表襮于时。此愚见之所不识也。若夫天壤之大,岂绝知音?针芥之投,宁无暗合?则固探怀而出,何所秘焉?

此书可见先生当日之不合时宜。先生对于钱大昕,始终无有贬辞;对于王念孙,也无贬辞。但钱大昕似未能赏识先生之史学见解。(又按此书在浙本题注为《戊午抄存》之一,故本年谱初版列在戊午年下。今据《候朱春浦书》,知是此年之作。)

是冬,朱筠试士徽州(《笥河文集》),黄景仁、邵晋涵与先生皆相从校文(《南江文抄》、《与章实斋书》)。时徽州知府为郑虎文。(《黄景仁年谱》)

岁杪,先生又返会稽,主道墟族兄孟育家。(《元则公又昌公合传》、《童孺人家传》)

是年,幼子生于北京。(《与周筤谷论课蒙书》)

辛卯壬辰之间,都门尝再迁家,藏书颇有遗失。先人札录多袭巾箱,偷儿不知为书,负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别置一箱,得以仅存(《滃云山房藏书目记》)。然其后亦未付雕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先生三十六岁。

正月初旬,访邵晋涵于余姚,留数日。晋涵始信先生推尊念鲁《思复堂文集》之言,属为校定,将重刻以问世。然卒不果。(《邵与桐别传跋》)(一直到光绪末年,才由蔡元培校定,徐友兰重刻,收入《绍兴先正遗书》。)

旅客宁绍台道署。(《书李梦登事》)

二月,由宁波过会稽太平至和州,似因朱筠之介,应知州刘长城之聘,编摩《和州志》。(《书李梦登事》、《金地山印谱序》、《笥河文集》、《安徽通志》。)先作《志例》。据今日所存残本,则有下列十一部:

一、《皇言纪》

二、《官师表》

三、《选举表》先详制度,后列题名。

四、《氏族表》每姓推所自出,详入籍之世代。科甲仕宦为目。无科甲仕宦,不为立表。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齐民,则及分支之人而止。虽有科甲仕宦而无谱者,阙之。

五、《舆地图》一曰舆地,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

六、《田赋书》具录田赋颠末,附采私门著述,官府文移,有关田赋利病者。

七、《艺文书》部次,条例,治其要删。

八、《政略》次比政事,编著功猷。凡三篇。

九、《列传》以正史通裁,特标列传;旁推互证,勒为专家;上裨古史遗文,下备后人采录。(并下列二列传,凡二十三篇。)

十、《阙访列传》标名略注,事实难征,世远年湮,不可寻访者归之。

十一、《前志列传》历叙前志,存其规模。

但据刘刻本《和州志》考察,则决不仅十一部。如《田赋书》称书第一,《艺文书》称书第六,则其间尚有四书,而书之总数最少亦有六,可知也。《舆地图》称图第一,又云:“二曰建置,三曰营汛,四曰水利。”则图最少有四,可知也。故可谓为共分十八部。

春,有《与严冬友侍读书》云:

皖江,足下旧游地也,风土人情,故自不恶。第武陵一穴,久为捷足争趋。邵与桐、庄似撰(炘)诸君相守终年,竟无所遇,文章憎命,良可慨也。锁院校文,生计转促。以此悒悒,思为归计。正恐归转无家,足下能为我谋一官书旧生业否?

日月倏忽,得过日多。检点前后,识力颇进而记诵益衰。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草创未多,颇用自赏。曾录内篇三首,似慕堂(曹学闵)光禄,乞就观之,暇更当录寄也。

是年夏,在宁波道署遇戴震(东原)。是时戴年已五十,方主讲浙东金华书院。先生与戴论史事,多不合。戴新修《汾州府志》(乾隆己丑。见《戴氏年谱》)及《汾阳县志》(辛卯。亦见《年谱》),及见先生《和州志例》,谓修志但当详地理沿革,不当侈言文献。先生则谓“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又曰:“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兼该,是以远或百年,近或三数十年,须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则沿革明显,毋庸考订之,州县可无庸修志矣。”又曰:“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文史通义》外篇三)

去年冬,清廷敕催各省访求遗书,朱筠除采奏数十种外,后又上《谨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拟出办法四条: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且饬取《永乐大典》分别写成专书;三,著录校雠当并重,宜开馆校书,择要进呈;四,金石图谱在所必录。是年春,清廷议决采用前三条,命军机大臣为校书总裁,拣选翰林等官,定规酌办。将来成编时,赐名《四库全书》。旋又特征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五人入馆,赐官翰林(《东华录》、《邵与桐别传》、《笥河文集》)。先生由宁波返和州,道过杭州,闻戴震与吴颖芳谈次痛诋郑樵《通志》。其后学者颇有訾謷。先生因某君叙说,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马班,下辨《文献通考》,皆史家要旨,不尽为《通志》发。初名《续通志叙书后》,后易名《申郑篇》。(《答客问上》、《申郑》)

修《和州志》未讫,以私稿示周震荣(筤谷)于青阳县署。周偶失其稿,中有佳传,多不可忆。(《记鬼神二事》)(又《周筤谷五十屏风题辞》云:“壬辰癸巳之间,尝从大兴朱先生竹君较安徽学使幕中,往来君旧治。”可知此时先生已识周氏。)

在和州时,病诸史列传人名错杂,令人将《明史》列传人名编韵为书。初欲通编全史人名,后以为功稍繁,先将列传所著人名,通编为韵,更取诸篇人名重复互见者,遍注其下,编为一卷。(《与族孙守一论史表书》)

九月,朱筠失官,左迁,在四库全书处行走。继其安徽学政者为秦潮。(《笥河文集》、《安徽通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先生年三十七岁。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编摩既讫,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及文辞典雅者,辑为《和州文征》八卷(《和州文征序例》),计:奏议二卷,征述二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上其书于安徽学政秦潮。潮以州辖含山一县,志仅详州而略于县;且多意见不合:往复驳诘,志事遂中废(《方志辨体》、《安徽通志》)。乃删存为二十篇,名日《志隅》。自序日: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盖空言不及征诸实事也。《志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义》非迂言可比也。……乾隆三十九年季春之月。(《灵鹣阁四》,一,页十七)

季夏,代郑虎文作《沈母朱太恭人寿序》。据《文献征存录》云,虎文称先生有良史才。

秋,与金友莲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巨浸.晓浮鹦脰湖,过嘉兴至杭州。应浙江乡试,不中。过会稽,抵宁波(《金地山印谱序》、《杜燮均家传)、《童孺人家传》)。遂在道署度冬。(《冯君家传》)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先生三十八岁。

春,冯廷丞迁台湾道,宾客云散。先生亦倦游,返会稽,初与宗人春社。(《冯定九家传》、《蒋南河家传》、《家效川八十序》)

五月,校编《章格庵遗书》,作序。又为《刘忠介公年谱》作序。

秋,遂还北京。家益贫,而交游益广,因迁居金鱼池陋巷(《庚辛亡友传》、《朱司业碑》、《周书昌别传>、《任幼植别传>、《章氏二女小传》)。是时,四库馆已开,人才多集于北京。先生与邵晋涵,任大椿,任朝,胡士震,沈棠臣,裴振诸人时相往还。(《任幼植别传》、《庚辛之间亡友传>)

《邵与桐别传>云:

自四库征书,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之勤,为功良不可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王之志焉者,则河汉矣。

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君抚膺叹绝,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时议咸谓前史榛芜莫甚于元人三史,而措功则《宋史》尤难,君遂慨然自任。

即此时之事。

《周书昌别传》云:

余……乙未入都,……(书昌,与桐)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余因与桐往见书昌于藉书之园。

周永年以藉书名园,藏书近十万卷,中多精本。藉者,借也。周意在流通,颇似今之图书馆。先生为作《藉书园书目叙》,言周君“尝患学之不明由于书之不备,书之不备由于聚之无方,故弃产营书,久而始萃”。末云:“群书既萃,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斯则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者也。”观此文,可知先生此时心思所注。

冬初,趋省从女于涿州,仲冬再往,则女已死。(《章氏二女小传》)

《跋甲乙剩稿》自评云:“甲午乙未,江南修志而复入都门,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然不免有意矜张也。”

乙未丙申之间,蹙蹙无所就,侍朝为之筹划甚至。(《庚辛亡友传》)

朱筠弟子李威去年始自福建入京,今年始见先生。后作《从游记》,有云:“及门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指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笥河文集》首)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先生三十九岁。

困居北京,援例授国子监典籍。(《庚辛亡友传》)

秋,因朱筠、朱棻元、张方理之介绍,访梁梦善于蠡县,周震荣于曲阳。时震荣以清苑县丞,署曲阳县事,始与先生结深交(《庚辛亡友传》、《朱府君墓碑》、《周筤谷别传》。《内藤谱》,曲阳作永清,误。可参看卷七,《周府君墓志铭》)。其后先生屡馆畿辅,至于携家自随,中历悲欢离合,且有死丧疾厄患难之遭,震荣与休戚周旋于其间者,一十二年。(《周别传》)

震荣是年即调永清知县。(《周筤谷五十屏风题辞》)

清帝命史馆立《贰臣传》。(《东华录》)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先生四十岁。

春,因周震荣之介,主讲定州之定武书院。既萃诸生而课以文,复授州之秀童以小学而榷其塾师之日课。诸童颇用斐然。(《书孙氏母子贞孝》、《庚辛亡友传》、《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

周震荣延先生主修《永清县志》(《周筤谷别传》、《周府君墓志铭》)。先生以五月去定州,至永清。(《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庚辛亡友传》、《周府君墓志铭》、《周筤谷题辞》)

秋初入京应顺天乡试。主考官山阴梁国治(瑶峰)恶经生墨守经义,束书不观,乃发策博问条贯,杂以史事,以觇宿抱。榜发,先生中式,谒梁。梁曰:“余闱中得子文,深契于心。启弥封,知出吾乡,讶素不知子名。询乡官同考者,皆云不知。闻子久客京师,乃能韬晦如是!”(《庚辛亡友传》、《梁文定公年谱书后》、《张公墓志铭》、《周府君墓志铭》、《国朝耆献类征》、《梁国治传》)

先生前此尝七应乡试,凡三中(兼副榜),一荐,一备,二落。(《与汪龙庄简》)

洪亮吉《北江诗集》有赠先生诗,当是此年所作。

自君居京华,令我懒作文。我前喜放笔,大致固不淳。君时陈六艺,为我斧与斤。不善辄削除,善者为我存。仪真有汪中,此事立绝伦。藐视六合间,高论无一人。前者数百言,并致洪与孙。勖其肆才力,无徒嗜梁陈。我时感生言,一一以质君。君托左耳聋,高语亦不闻。(原注:君与汪论最不合。)君于文体严,汪于文体真。笔力或不如,识趣固各臻。别君居三年,作文无百幅。以此厚怨君,君闻当瞪目。

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于北京,年五十五岁。戴震为当日朴学第一大师;清代朴学至戴氏而始大成;至戴氏诸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等——而始光大。先生对于戴氏,虽时有贬辞,但他确能赏识戴学的好处,先生作《朱陆篇》,即为戴氏而作的。《朱陆篇》云:

……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为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于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后学之哓哓乎?但门户既分,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者必窃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陆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己守残,束书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

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伪陆王之自谓学朱而奉朱,朱学之忧也。盖性命事功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而约礼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诸经解义不能无得失,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是何伤于大体哉?……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别,以为优于陆王矣。然则承朱氏之俎豆,必无失者乎?曰,奚为而无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九峰(黄幹,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潜溪(宋濂)、义乌(王祎),五传而为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古人著于竹帛,皆其宜于口耳之言也。……今之黠者则不然:以其所长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则似有不屑焉。徙泽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有可以知而不必且为知者,则略其所长,以为未可与言也;而又饰所短,以为无所不能也。雷电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键箧以固之,标识以示之,于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于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为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于朱也,惧其不类于是人,即不得为通人也。

先生晚年复作《书朱陆篇后》,明言此篇为戴氏而作。此篇前半论戴学为朱学的正传,真是特识,非研究学术渊源有所得者不能为此言。先生不满意于戴氏,凡有数端。第一,戴氏论修志,与先生不合。先生述戴氏语,有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于古迹”。此言若确,戴氏真该骂了。第二,先生述戴氏论古文,谓“古文可以无学而能,余生平不解为古文词,后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复思之,忘寝食者数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为文者(适按,者字当删),振笔而书,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远出《左》、《国》、《史》、《汉》之上”。此言若确,当是戴氏天才本高,自述其经验如此。(今观段玉裁所作《戴氏年谱》,似戴氏实曾用过古文的功。先生所引,或有不实。)但先生是用过苦功学古文的,故疑戴氏自欺欺人。第三,最重要的是戴氏攻击朱子,先生述其口谈有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先生是维持“宋学”的人,故对于此事最不满意。先生说:“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谤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先生于此等处仍有“卫道”的成见,或尚含有好胜忌名的态度。

但先生对于戴震的学问,确有卓绝的了解。如《书后》云: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先人所未发,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此与先生平日论学宗旨一致。先生平日深恨当时学者误把“功力”看作“学问”,见了“学问”反不认识,反以为不如“功力”,故他能为戴氏抱不平。

是年先生有《与李讷斋太守论碑刻书》、《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

是年先生不时回京。冬,始识罗有高(台山)。(《庚辛亡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