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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丁玲续集》丁玲女士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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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女士这个名字,应当是许多人所熟习的名字。近来得到几个朋友来信,方知道她在上海租界上,已被几个政府的便衣侦探,用绑票方法捕去了。捕去以后就下落不明,凶多吉少。上海地方绑票案件极多,想不到还有政治绑票!

政府对于这类事情,按之往例,便是始终一个不承认。对于捕去的人,常常不经由正当法律手续,多用秘密手段解决。如往年胡也频君,因左翼作家运动失踪后,至今犹无人知道他所犯何罪,且不明白他的死去,究竟如传闻所说,用麻袋沉到黄浦江心呢?还是活埋地下?

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处置,几年来有他一贯的政策,为党,为国,为民族,不管用什么名义去说明,采用非常手段去扑灭他,残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足惊异。譬如在江西,我的一个朋友,就亲眼见到过军队用一大桶石灰解决过二百余名逃兵的事。朋友说完他那点稀有的经验时,就告我,“这是战争!”因为他这一句话,我便遇事装成看得十分平常了。既要“战争”,写这一页历史,难道上好的血不用,还去用那由于哀怜而来的眼泪么?

但我要说的是对于一个年青作家,本身同战场距离得那么远,他的住处又正是司法机关极其完备的大都市,他的活动也只限于用一支笔写一篇两篇小说,是不是还得政府使用处置土匪处置敌人的方法来教训他?

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国民党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未敢苟同。象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年青人一个极坏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的种子于一切人记忆中而已。执柄当权的人,若贤明达识,就不会采用这种政策。纵或作了这种事情,也明白如何去补救。为政府计,既偷偷悄悄的把人提到了,若这人实在有罪,就应当罗列罪款,该死的,置诸典刑,人无间言;罪不至于死的,斟酌轻重,坐牢罚款。不问有罪无罪,先决问题,政府既以法绳人,自己一切行为,就应当从法律入手,有罪无罪,事情应由法庭处置,且应给堂下人一个在法庭上辩白的机会。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处,无人明白,所犯何罪,也不明白。且据传说,则其人又有业已为某方害死的消息。这传说我希望它不是事实,但政府也应当用别的方法证明,这是个不实谣言,且应当即刻公开审讯。人若当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杀也好,仿照别一处处治盗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绝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议。因为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后面,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当全个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浮面的光色,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阳充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府官办各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从所谓党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干,无事可作便聚处一堂,惟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即由此二三上海小有产者与小游民兴味与观念,支配国内年青人兴味与观念。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的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国库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闲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

五月二十五日

(本篇发表于1933年6月4日《独立评论》第52、53期合刊。署名沈从文。——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