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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丁玲续集》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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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天气阴阴的。我那住处既在四楼,从住处客厅一排窗口望出去,对马路是邓托摩饭店的大楼,平时早上常可以见到穿白衣的侍役,在窗口边用白粉抹玻璃,且轻轻的唱些什么曲子。我便站在我这边楼上窗边,看他作事,且想像这个人作完了事又在什么地方服务,服完了务又过什么地方休息。今天似乎因为天气不好,这人到时还不出现,因此使我稍稍觉得寂寞。九点左右,在那客厅中看过了报纸,本想过法租界去,问问海军学生,看他是不是预备过江西。假若已决定动身的日子了,小孩子应如何送回去,也好让丁玲女士不至于为孩子拖累过久,妨碍应作的事情。假若湖南方面有人来接小孩子,或照预定计划,我返武汉时就可把母子顺便照扶带过武汉,到了汉口交小孩子给家中人,丁玲一人再返上海,事情也方便多了。

当天恰好我已答应了一个中公同事储先生,十二点钟过四马路某地方吃饭,预备从法租界回来便过四马路,吩咐公役锁好了门跑下楼时,在门前见着了邮差,带了一大包邮件上楼,算定我也许还有些信件,故又跟他返身爬上四楼。一堆信件递到我手上后,我明白我已不能过法租界去看他们了。信件中就有海军学生昨晚从法租界寄来的一封,告给我日来如何亟于需要搬家,再不能在那地方住下。且告我今天不必去看他们,因为那住处似乎不大适宜我常去。邮件中还有好些报纸同书籍,且有北京方面两种报纸,皆提到丁玲女士的,朋友不知道她的住处,便远远的寄来给我看。另外还有一本李青崖先生寄来的《艺林外史》(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法郎士所著,李青崖译——编者),我既然不过法租界去了,就在客厅把那本书看下去。

到了十一点,四楼甬道上有皮鞋声音橐橐橐橐的走过去,从那急促而又带点拖沓的声音里,我估想这人一定是海军学生。但很稀奇处,却是这种声音乃由北而南,我觉得十分奇怪,想出客厅去看看究竟是谁。一到门边,他那个宽宽的肩膊也撞进来了。

原来他从后门上楼,见我房门业已上了锁,还以为我走了,走过前门事务部去询问。

“我正想过法租界去,问你们决定了怎么样一种计划,下楼时看看来了信,就动身不成了。”

“我还以为你出去了!”

“你什么时候动身!”

“我自己也不知道。动身以前我得搬个家,那边实在不能再住了。第三昨天又捉了一个。现在什么好办法也没有,到处拿不到一个钱,搬又无处可搬。房东那独生儿子死去后,明天就要开吊念经,一热闹起来对于我们倒有好处,可是他们正因为家中的丧事,就非得我为他把房间空出来不可。搬既无办法,我们只有送他幅挽联。你来为我想一幅挽联,下午过我家中去帮帮忙吧。”

“有什么可写的?这件事我全不在行,找李(达)先生去!”

“你在行,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文章,随便做成写上就得了。”

“实在不行!这不是逼得出来的事情!”

“不要推辞,这种事也推辞!你只想,这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正在一切成长能够大有作为的时节,无意中死了,觉得很可惜。如此做来就完事了。”

我们把挽联说妥后,又说起关于近来每个作家稿件受商人的苛刻处,海军学生就告给我有人正在旧事重提,商量“作家协会”进行组织的事情。发起这个组织的,还在三四年前,当时因《创造社》方面的出版物,正希望从这个组织的保障下,得到出版自由的方便,故最热心于这会的也是那方面一批人。发起那个组织的动机,既由于《创造社》,内部一切也有被《创造社》控制的情形,到后这会便无结果而散。这一次,却似乎因商务编辑部兴资方发生了龃龉,那方面有几个人在本身痛苦上,感到这协会组织有存在的必要,同时又有些人以作家地位,也认为这会应当努力弄成,作家中之纯左翼,则尤其需要这个会来帮助他们在出版上取得最大的自由,在商人间办交易方能得心应手,故海军学生及其他诸人,如叶圣陶、陈望道、章锡琛……莫不认为这个协会有产生的必要。

关于这个协会过去事情既尚保留在若干人记忆中,希望它组织坚实健全,且希望它不至于为某一方面所单独利用,用何种方法产生,用何种方法去维持,方不至于陷入两年前“中国著作家协会”困难境遇里去,方法上实在值得注意。海军学生在这方面便有所主张,以为以人作单位不相宜,以团体作单位也不大好,目前照各方面的意见,则似乎有以各个书店的编辑作为主体的趋势。然据我意见说来,却以为这协会首先即以各个书店编辑或刊物编辑主体,假定其人即为协会当然执行委员之一名,对于目前稿件出路问题,虽可以得到相当的解决,其他较大问题,是否这几个身在上海的编辑先生知识与能力便可解决?说来就使人怀疑了。

照海军学生意思,他总以为这个机关只要能比较公平的产生出来,先成一个同商人对抗的团体,每一个作者若受出版商人过分苛刻时,依赖这个机关,就能够得到他应当得到的那一分利益。其次便是用这个团体,以不合作为原则,从政府方面争取出版的自由。政府方面的争斗效果如何,当看这个团体内部的坚实与否而定。至于与商人对抗,则胜利实不待言,因编辑者即协会中之事务执行者,战胜困难,可谓毫无问题。

当时协会的计划,在卖稿一类目前打算以外,还有其他几件事,也认为协会的工作,如由协会来监督或指导一些向国际方面发展的工作,如由协会来建议对于本国出版法某种意见;在国际方面与本国方面,凡有关于原作者权利受侵犯后,或无从由目下现行法律得到何等保障,或法律虽曾规定而情形不合无从援引时,则这个协会,当以团体负责者名义,向各方作出有力的主张与公正的说明。

因为这协会的组织,以各书店有力编辑与刊物责任编辑为主干,要这种商人雇定的编辑,替作家利益说话,同时若干编辑不是书业股东就不宜于称为作家的人物,从表面而言,仿佛他们一来就可以控制出版业者的恶习,事实上却恐怕连原来的那一点点利益也完全弄掉了。并且这协会当发起时,首先就有三数经营出版业者用作家资格加入这个协会,这样一群人物,对于国际文化发展上,以及对于在本国向政府应作的事情,能够弄出什么成绩,实在就使人不能乐观!

我听他那番叙述,且看过他拿来的那一束作家协会发起人宣言,因为他对于这件事那么热心,我就说出我的意见:

“鱼和熊掌不许我们同时得到,这是一句老话。这协会因必需解决作家的生活,想在目前把大部分稿件向商人卖钱,故把几个书店中的编辑作为协会主持者,我不反对。若我们当真还希望这协会对于国际文化发展上有一点贡献,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编辑先生,恐怕他们忙不过来!”

海军学生说:

“休,你是不是怀疑他们的热诚?”

“我并不这样。”

“那么你以为他们能力不够是不是?”

我说:“是的。事实上他们能够作这件事,就不能够作那件事。要他们卖稿,就不能再责望他们作经手稿件以外的工作。对于作家协会组织既不是单为稿件寻出路,执行委员的分配,便不得不需要一番考虑了。”

海军学生就说:“那是无办法的问题,因为将就这些人,明明白白知道这种计划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结果,但总得有人热心去作!希望大一点并不妨碍这份事业的完成。目的在那一方面,眼前事实只许我们作到这方面,我们也得去试试。我以为用较生疏较艰难的事情,训练我们的能力,即或失败了,也比因为畏难苟安保守现状较好。”

我并不反对这件事,因为我明白当时的情形。政府的压迫与商人的刻薄,两方面逼迫到作者无路可走,作者是常常无法维持他的生活的。希望政府宽容同希望商人公道,既同样是一个徒然的希望,那么作家的事作家自己不想法来解决,还有谁人能来解决?本身的艰难不由自己想出救济的办法,仿佛只等待另外一个时代的人来为我们呼唤,这自然极不合情理!并且我们不止为我们自己打算,亟需要这样一个组织,便是我们时代较后力量较弱的作家,也更需要这样一个组织!

但我总觉得这个协会所能做到的,同理想相去太远。且根本上有若干适宜于这个协会的分子,既不能设法使他们加入,对于协会前途极有妨碍的某种人,却已显得极端活动,因此我总以为海军学生的热心处同他参加别一个组织一样,全凭天真作去,缺少理知来自加检讨。

海军学生一忙就显得更瘦了些,望着他那个瘦脸,我什么话也不说了。凡事他比我作得认真,我却常常比他想得透澈。

我们为这个问题讨论过将近一点钟,他被我说服了,“不必对于那个会怀了太大的希望”!我也被他说服了,“加入协会”。十二点三十分后,他从我手中拿了六块钱,同那两份报,并那本《艺林外史》,和我一同离开了住处,一同从北四川路向南走去。走到恰在装修门面的惠罗公司门前,他说他应当过先施公司去买那个作挽联的白布,就伸出手来捏了我一下,且向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眯眯的从马路边走去了。

我在四马路把饭吃过后,大约已三点左右,就走过法租界他们的住处去。丁玲女士见了我,问我海军学生是不是已到过我住处。我就告给他午前的一切情形。知道海军学生还不回家,我仿佛就有种不祥预感,以为一定出了什么事故,带笑说:

“他约好我来写挽联,他这时还不回来,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丁玲女士正在小孩身边为小孩子折叠一片围身的白布,满不在乎的说:

“不碍事,身上并不带什么东西。”

“他应当小心一点,他那么洒脱,我为他担心。”

“从文,照你这种胆小,真是什么事都不能作!”

我并不胆小,我为了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毫无理由,就为她告给了一件从朋友处刚知道的“故事”。但她想让我明白上海租界也有上海租界的好处,就为我也说了一个新故事。瞿秋白身在××某一时节,成为上海方面的负责人,这是一种人所习知的事情,直到××××年,中央的通缉命令既未撤消,××的职务也未交出,去年从俄国奉派回国,在上海电车上,一个下班的巡捕认准了他,轻轻的招呼他:“瞿先生,什么时候回国来了呀?”他自己还料不到有这种事情,只好结结巴巴的说:“回来不久的。”但因为是租界,租界上的巡捕还不至于好事到捉了人往别处送去,因此那巡捕虽认准了他,到后还是自由离开了那巡捕,并不被当场逮捕。

我觉得那个例子并不能说明目前一个人的安全。照海军学生在我住处所谈的看来,他似乎随时随地都有捉去的机会。但从丁玲女士态度看来,则又似乎她自己也还并不明白海军学生生活。我为她那分镇静有点着恼,我就走了。

到了晚上,我把饭吃过后,终究有点不大放心,又走过法租界去看他们。海军学生仍然还不回家。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我作,她就要我为她照料小孩子,一个人出去了约一点半钟,方匆匆促促的走回来。问她有什么消息没有?她只咬定下唇微笑着,把头摇着。

十八早上我又过她那儿去,一看情形我就明白海军学生还不回来,猜想这人一定已捉去了。

我说:“为什么晚上还不回来?这是不是有例可援的情形?”

小孩子的母亲,夜来整个晚上似乎皆不睡觉,正坐在小孩摇篮边,为海军学生缝补一件旧衬衫,又像心中十分焦躁,方故意把一件不必作的事来消磨时间。听我说到海军学生的去处时,神气很镇定,依然微笑着,好像那微笑里有几句话:

“一切的灾难,假若是自己预先认定了应当有的那一份,迟早这一份还是得接受的。人事应当去尽,万一捉去了,就设法来救他,杀掉了,自然就算完事了。”

这份因勇敢而来的镇静,对于她实在大有帮助。两个月以后,若非她这种长处,把小孩送回湖南去时,我们路上一定将增加不少麻烦。且到了家中,她若不能遮掩她的悲痛,海军学生失踪的消息,一为那风烛残年的老太太知道,那方面就更不知糟到什么样子了!

当时既不见海军学生回家,把所有上海各种报纸买来,在社会新闻栏内去检查,并不曾发现一个汽车撞伤一类可以疑到海军学生身上的新闻。在逮捕案件上也并无征兆可寻。想去两处相熟的地方探听消息,又担心那方面住处的人已被逮捕,正等候探信的人落网。并且在同里刚不久还捉了人去,这屋里说不定业已早就被人注意,人一出门也许就有跟随的……且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有人进屋捕人。丁玲女士既不适宜于出门,故只好让我各处去看看。

我从法租界跑到闸北,从闸北跑到静安寺,从静安寺再回到万宜坊,各处跑到了,皆无这个人什么消息。且到过熟人×××处。用电话向公安局方面熟人询问。近日来是不是捉了些人,公安局方面也无什么线索可寻。

但一到下午,我们就从××处得到了海军学生业已被捕的传说,回到住处去,把两天来一切哑谜全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