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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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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俄战争(一九〇四——〇五)以后,中国革命的运动一天一天的增加势力。同时的君主立宪运动也渐渐的成为一种正式的运动。这两党的主张时常发生冲突。《新民丛报》那时已变成君主立宪的机关了,故时时同革命的《民报》做很激烈的笔战。这种笔战在中国的政论文学史上很有一点良好的影响,因为从此以后,梁启超早年提倡出来的那种“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适用了。帖括式的条理不能不让位给法律家的论理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了。梁启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变了;《国风》与《庸言》里的梁启超已不是《新民丛报》第一二年的梁启超了。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章士钊曾著有一部中国文法书,又曾研究论理学;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欧化,只在把古文变精密了;变繁复了;使古文能勉强直接译西洋书而不消用原意来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达繁复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剥的外国文法。

章士钊的文章,散见各报;但他办《甲寅》时(一九一四—一九一五)的文章,更有精采了,故我们只引这个时代的文章来做例。他先著《学理上之联邦论》,中有云: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绝对者也。而政理只为相对。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准者也。政理则因时因地容有变迁。二者为境迥殊,不易并论。例如十乌于此,吾见九乌皆黑;馀一乌也,而亦黑之,谓非黑则于物理有远,可也。若十国于此,吾见九国立君;余一国也,而亦君之,谓非立君则于政理有违,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纵宜于九国,而未必即宜于此一国也。或曰,“自培根以来,学者无不采经验论”。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科学之验,在夫发见真理之通象;政学之验,在夫改良政制之进程;故前者可以定当然于已然之中,后者甚且排已然而别创当然之例。不然,当十五六世纪时,君主专制之威披靡一世,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论者所言,是十七世纪后之立宪政治不当萌芽矣。有是理乎?(《甲寅》,一,五)

他的意思要说“联邦之理,果其充满,初不恃例以为护符”。后来有人驳他,说他的方法是极端的演绎法。章士钊作论答他(《联邦论,答潘君力山》),中有一段云:

物理之称为绝对,究其极而言之,非能真绝对也。何也?无论何物,人盖不能举其全体现在方来之量之数,一一试验以尽,始定其理之无讹也。必待如是,不特其本身归纳之业直无时而可成,而外籀演绎之事,亦终古无从说起。……是故范为定理,不得不有赖于“希卜梯西”(Hypothesis)焉。希卜梯西者,犹言假定也。凡物之已经试验,历人既多,为时亦久,而可信其理为如是如是者,皆得设为假定。用此假定之理以为演绎,历人既多,为时亦久,而无例焉与之相反,则可谥以绝对之称矣。故“绝对”云者,亦假定之未破者而已,非有他也。(《甲寅》,一,七)

第二次答复(《甲寅》一,一九)又说:

若曰,“吾国无联邦之事例,联邦之法理即为无根”,则吾所应谈之法理,而无其事例者,到处皆是矣;若一切不谈,政治又以何道运行耶?况事例吾国无之,而他国固有。以他国所有者,推知吾国之亦可行,此科学之所以重比较,而法律亦莫逃其例者也。安得以本国之有无自限耶?大凡事例之成,苟其当焉,其法理必已前立;特其法理或位乎逻辑之境而人不即觉,事后始为之说明耳。今吾饱观政例,熟察利害,他人事后始有机会立为法理者,而吾得于事前穷其逻辑之境,尽量出之,恣吾览覩,方自幸之不暇,而又何疑焉?

罗家伦在他的《近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变迁》一篇(《新潮》,二,五)里,曾说章士钊的文章“可谓集‘逻辑文学’的大成了”。他又说,“政论的文章,到那个时候,趋于最完备的境界。即以文体而论,则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而且文字的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响,所以格外觉得精密。”(页八七三)这个论断是很不错的。我上文引的几段,很可以说明这种“逻辑文学”的性质。

章士钊同时的政论家——黄远庸,张东荪,李大钊,李剑农,高一涵等,——都朝着这个趋向做去,大家不知不觉的造成一种修饰的,谨严的,逻辑的,有时不免掉书袋的政论文学。但是这种文章,在当日实在没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卖气力;读的人也须十分用气力,方才读得懂。因此,这种文章的读者仍旧只限于极少数的人。当他们引戴雪,引白芝浩,引哈蒲浩,引蒲徕士,来讨论中国的政治法律的问题的时候,梁士诒,杨度,孙毓筠们早已把宪法踏在脚底下,把人民玩在手心里,把中华民国的国体完全变换过了!洪宪的帝制虽不长久,洪宪的馀毒至今还在,而当日的许多政论机关都烟销云散了。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以后,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连那些日报上的时评也都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这种政论文学的忽然消灭,我至今还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甲寅》最后一期里有黄远庸写给章士钊的两封信,至少可以代表一个政论大家的最后忏悔。他说:

远本无术学,滥厕士流,虽自问生平并无表见,然即其奔随士夫之后,雷同而附和,所作种种政谈,今无一不为忏悔之材料。盖由见事未明,修省未到,轻谈大事,自命不凡;亡国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后第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如足下所谓存其在我者,即得为末等人,亦胜于今之一等脚色矣。

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甲寅》一,十)

这封信,前半为忏悔,后半为觉悟。当日的政论家苦心苦口,确有很可佩服的地方。但他们的大缺点只在不能“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这一句话不但可以批评他们的“白芝浩——戴雪——哈蒲浩——蒲徕士”的内容,也可以批评他们的精心结构的政论古文。黄远庸的聪明先已见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悬想将来的根本救济当从提倡新文学下手,要用浅近文艺普遍四周,要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来。章士钊答书还不赞成这种话,他说“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黄远庸那年到了美国,不幸被人暗杀了,他的志愿毫无成就;但他这封信究竟可算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他若在时,他一定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同志,正如他同时的许多政论家之中的几个已做新文学运动的同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