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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文集》政论 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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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3月22日)

自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自甲午以后,情见势绌,东三省之铁路继之,广西之士司继之,胶州湾继之,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继之,各省铁路、矿务继之,工江左右不让与他国,山东、云贵、两广、福建不让与他国之约纷纷继之,于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国之议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间,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讲求其法者,杂遝然矣;然末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号,东西驰步,而莫知所凑泊。当时,四万万人未有知皇上之圣者也。自戊戍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国之事,始有所著,海内喁喁,想望维新矣。仅及三月,大变遽起,圣君被幽,新政悉废,于是保全之望几绝。识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邻,耽目而视,佥曰:是固不可复保全矣。哀时客曰,吁!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哀时客曰,吾闻之议论家之言,为今日之中国谋保全者,盖有三说:

甲说曰,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则中国可保全也。

乙说曰,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或此辈入政府,则中国可保全也。

丙说曰,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美、法之国体以独立,则中国可保全也。

然而吾谓为此谈者,皆暗于中国之内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说之意,谓西后与荣禄等今虽守旧,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艰难,必当翻然变计也。辨之曰:夫龟之不能有毛,免之不能生角,雄鸡之不能育子,枯树之不能生花,以无其本性也。故必有忧国之心,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危亡,然后可以言变法;必知国之弱由于守旧,然后可以言变法;必深信变法之可以致强,然后可以言变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娱乐耳,荣禄等之所知者,权势耳,岂尝一毫以国事为念哉?语以国之将危亡,彼则曰,此危言耸听也,此莠言乱政也。虽外受外侮,内生内乱,而彼等曾不以为守旧之所致,反归咎于维新之人,谓其长敌人之志气,散内国之民心。闻友邦忠告之言,则疑为新党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虽土地尽割,宗衬立陨,岂复有变计之时哉?故欲以变法自强望之于今政府,譬犹望法之路易十四以兴民权,望日本幕府诸臣以成维新也。且彼方倚强俄以自固,得为小朝廷以终其身,于愿已足,遑顾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则为甲说者,殆非本心之论,否则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说之意,谓政府诸臣虽不足道,而各省督抚中如某某、某某者,号称通时务,素主变法,他日保全之机,或赖于此。

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数十年,其所办之事,岂尝有一成效?彼其于各国政体,毫无所知,于富强本原,膛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习气,而又不欲失新党之声誉,于是摭拾皮毛,补苴罅漏,而自号于众曰,吾通西学。夫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旧党之声誉,岂肯任之?夫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谓其不爱国也,然爱国之心究不如其爱名之心,爱名之心又不如其爱爵之心,故苟其事于国与名与爵俱利者,则某某必为之。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国。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国事者,众谤所归,众怨所集,名爵俱损,智者不为也。冯道大圣,胡广中庸,明哲之才,间世一出,太平润色,正赖此辈。惜哉,生非其时,遭此危局,欲望其补救,宁束手待亡耳。此外余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国民之有识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说之意,以为政府腐败,不复可救,惟当从民间倡自主独立之说,更造新国,庶几有瘳。辨之曰:此殷忧愤激者之言,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权,虽属公义,然当孩提之时,则不能不借父母之保护。

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时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民皆蚩蚩,伏莽遍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户窃号,莫能统一,徒鱼肉吾民;

而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

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圣德之记,具详别篇)。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易)曰:

“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凡我同胞,各厉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待他日之用,扶国家之敝,杜强敌之谋。勿谓一篑小,积之将成丘陵;勿谓涓滴微,合之将成江海。人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国将赖之,四万万同胞将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