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是欧洲的窝囊废，”有份维也纳报纸于一九一三年二月如此嘲笑道，“没人喜欢我们，只要有灾难，我们都躲不过。”只有“欧洲病夫”——刚被饥饿的新强权夺走位于北非和巴尔干半岛之省份的衰老奥斯曼帝国——能和奥地利争夺“世上最大窝囊废”这个头衔。[1]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人正在比赛谁先沉沦到最底下，把欧洲病夫的头衔抢到手上。何谓欧洲病夫？最有可能在世人有生之年衰亡的大国是也。
奥地利的积弱不振，肇因于其境内龃龉不断且对统治当局心怀不满的诸民族。“奥地利”一词意味着清一色的德意志民族，但这个辽阔的帝国，其领土远非只有以维也纳、格拉茨（Graz）、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说德语的核心地区。一九一三年，奥地利是欧洲第二大国（仅次于俄国），欧洲第三人口大国（次于俄国和德国）。但五千两百万奥地利人中，只有一千两百万是德意志人，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九一三年，奥地利的最大族群是斯拉夫人。这个西起瑞士边界、东抵俄国边界的君主国，有八百五十万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五百五十万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五百万波兰人、四百万乌克兰人、一百三十万斯洛文尼亚人，斯拉夫人占奥地利人口五成；此外还有人数几乎和德意志人相当的匈牙利人（一千万），占人口一成九。
这些匈牙利人九世纪就从中亚移居至此，说着独特语言马扎尔语，孤处于与己大不相同的诸民族之间。他们始终没有安全感，担心遭德意志人支配或遭斯拉夫人吞没。这使匈牙利人产生霸道心态，决意把周遭的人全“马扎尔化”，以壮大他们的小族群，消弭族群竞争。首当其冲者是奥地利的罗马尼亚人。他们有三百多万人（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六），与匈牙利人一起居住于喀尔巴阡山盆地，匈牙利人不断逼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改说马扎尔语。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漫步于霍夫堡宫中
维也纳若有强有力的领导阶层且行事公正，或许能缓和这些问题，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始终予人软弱、敷衍的印象。他唯一一次御驾亲征，是一八五九年攻打法国人，战败收场，然后，在下一场战争，一八六六年的普法战争，他把兵权交给一位看起来能征善战结果是个庸才的将领，于是再败。这使弗朗茨·约瑟夫变得悲观，失去自信。他不想听不中听的话，不想让需要做出棘手抉择的问题缠身，于是一八六六年后他身边全是一些受他信任的唯唯诺诺之徒和愚忠之人，例如效力他已久的朋友暨参谋总长弗里德里希·贝克（Friedrich Beck）将军。这群人执行皇帝唯一不变的政策，即推迟问题，但绝不解决问题。诚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他们是“奇怪的一个小集团，古代的一帮幸存者，具有明显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作风，坚贞不移”，但与时代脱节得可悲。[2]为防哪个人试图与现代搭上线，弗朗茨·约瑟夫不给他们有此机会：他要维也纳与布达佩斯的哈布斯堡王廷施行欧洲最严格死板的礼仪，任何人都没有机会向皇帝进言，除非皇帝先找那人谈话。“那就像没有音乐的音乐喜剧，”有位美国旅人论道。[3]
一八五九年对法之战和一八六六年对普鲁士之战，改变了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地位。在那之前，它是个不折不扣的强国，与英格兰、法国、俄国并列四强，比普鲁士或意大利还要强大。但在这两场战争中，奥地利将领白白浪费掉机会，仗仗皆输。自此，这个君主国虽不至于成为世人的笑柄，却也相去不远。
一八五九年的战败，激励维也纳深刻自省弊病。弗朗茨·约瑟夫的信心动摇。他首度同意成立议会，即一八六〇年的帝国议会，然后拿不定该采取哪种政体。在一八六〇年代，奥地利开始认真处理民族主义问题（该给国内的非德裔民族多大的权力和多大程度的代议民主），而直到一九一八年底，奥国才摆脱这问题的缠扰。其处理方法之一，乃是“集权”，即由首都将帝国权力一把抓，并透过一高压的说德语的行政系统在各省贯彻帝国权力。另一个方法是建立“联邦”，即放宽皇帝和首都官员对地方的控制，让各省以本地人、本地语言管理自己。在一八六〇年代，这大体上意味着不只透过贵族——即这一君主国的“百户”，例如奥地利的温迪施格雷茨（Windischgrätz）氏族、匈牙利的埃斯特哈吉家族（Esterházys）、波希米亚的施瓦岑贝格家族（Schwarzenbergs）——来治理，还透过地方议会和各地的民族社团（包括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捷克人、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萨格勒布的克罗地亚人、加利西亚的波兰人、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人、卢布尔雅那的斯洛文尼亚人）来治理。
多年来，皇帝和其统治集团在联邦、集权两种方法之间焦虑不安地摆荡，忽而此法，忽而彼法，但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未能奏效。集权之路引发非德意志民族的众怒。在工业化、自由主义发端的近代，要透过贵族施行联邦制，已走不通，而若要透过“青年捷克党”（Young Czechs）之类的中产阶级民族社团来施行联邦制，必然导致地方脱离自立和解体。在奥匈帝国的十七个主要地区中，只有六个地区由单一民族组成；其他地区都是潜伏着民族冲突的火药库，例如波希米亚境内，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为语言、就业、地位的问题在城镇、乡村互斗。[4]弗朗茨·约瑟夫三十岁时（他活到八十六岁且至死才退位），奥地利就已无法运作，已如同一只太胖、太笨重而飞不起来且行动太迟缓、太无自卫能力而无法在地面存活的渡渡鸟。
一八六〇年代的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立即注意到这点。自一八五〇年代俾斯麦说“中欧不再容许两强并立”之时起，他就看奥地利很不顺眼。一八六六年他把矛头对准弗朗茨·约瑟夫，要求自拿破仑战争结束起即由维也纳宽松领导的德意志诸邦改奉普鲁士为主子。弗朗茨·约瑟夫以其一贯乱无章法的作风，权衡妥协开战的利弊得失，最后决定开战以“保住奥地利的颜面”。他不够深谋远虑，总是为虚无缥缈的“面子”而战，而非为具体可见的利益而战——一九一四年时他又这么干。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时，一如一九一四年时，若以战争之外的手段来保住颜面，会远更符合帝国的利益，将既能保住奥地利的大国身份，同时又能免除两个历来交好之国的毁灭性冲突。
毛奇将军的普鲁士陆军，一八六六年六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入侵奥地利，在几次交手中连连击败奥地利陆军，并于七月三日在波希米亚易北河边的柯尼希格雷茨要塞，打出最辉煌的战果。普军挺进波希米亚时，一支意大利军队入侵威尼西亚，拿下该省，兵威逼近的里雅斯特。奥地利输得一塌糊涂：开战前，奥国外交官未能以让步打消普鲁士或意大利的进攻；开战后，奥国将领未能抓住良机打赢两战线。
拿破仑战争期间，奥地利军队是反拿破仑阵营的中流砥柱，但一八六六年竟如此落败，其震撼无疑如石破天惊。罗马教廷外长听到普军在柯尼希格雷茨大胜、奥军溃败的消息，惊讶地说道：“世界垮了。”此后的政局发展更令人震惊。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一八七一年二月向下议院议员演说时，说出了欧洲其他地区人民的心声，判定俾斯麦将把三十六个德意志邦国一统于普鲁士统治之下，“彻底打破了均势”，并说此举如同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比前一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还要重大。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成立了由奥地利领导的德意志邦联，以免德意志民族的财富、工业、剧增的人口被单一强权所把持。随着那些资源突然落入普鲁士之手，欧陆的均势彻底翻转。一个以柏林为中心且雄心勃勃的新强权，一统了俄国与法国之间原本小国林立、四分五裂的局面，且决意大展身手，让世人刮目相看。[5]
奥地利比欧洲其他任何强权更努力解决一八七一年德意志革命带来的冲击。“没有哪个外交传统未遭扫除，”迪斯累利于普鲁士打赢普法战争后严正表示，“新的世局，新的势力，新且未知的东西，有待处理的危险。”但新世局不利于奥地利。随着其他强权认知到奥地利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战败和其不知为何未能插手普法战争借以收复一八六六年失土一事所代表的意义，维也纳在国际上长久享有的尊重渐渐消失。有位奥地利将领低声说，“我们已沦落到和土耳其同级”，证实了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一对欧洲病夫。[6]
法国大使馆在评估过一八七八年奥匈帝国的情况后，推断只有维也纳、格拉茨两地周边的地区仍属“可靠的德意志人地区”。其他地方全都受到其他民族的包围——匈牙利为马扎尔人所包围，的里雅斯特为意大利人所包围，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为克罗地亚人所包围，卡林西亚（Carinthia）和卡尼奥拉（Carniola）为斯洛文尼亚人所包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为捷克人所包围，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所包围。法国人论道，在“由诸民族像镶嵌画拼接成”的奥匈帝国里，犹太人脱颖而出，成为“奥地利境内唯一可靠的族群”。在俄国，犹太人受到严重歧视和集体迫害，而在奥地利，犹太人则受到较大的包容，是奥匈帝国里少数几个积极支持哈布斯堡家族的族群之一。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七八年记载道：“他们的人口在东方成长的速度，远大于其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下应有的速度，且透过放高利贷掠夺广大农民；在城市，他们控制报业、需要专门知识的行业、银行。”犹太人在乡村放款和在城里经商有成，在奥地利境内激起俄国式反犹浪潮，但还未满五十岁的奥匈皇帝并不怎么把他最忠贞的子民受到的攻击放在心上。法国人写道：“他有同情心且很受喜爱，为人却乏善可陈；他没有中心思想，在不同制度间摆荡；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或心腹；他什么人都不信任，也未得到谁的信任，甚至连他自己都怀疑。”[7]
这一对弗朗茨·约瑟夫的扼要陈述非常贴切，而一八六六年战败后，他未思索太久，就决定了一个解决德国、意大利统一所带来之危机的办法。军事上，他师法普鲁士（但只及于皮毛）。一八六六年战败的奥地利陆军，原靠贵族军官和长期服役的农民兵打仗，因而，一开始打了几次败仗后，奥地利军队就陷入没有受过训练之后备士兵或军官可用的困境。奥匈皇帝的新陆军部长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将军，施行义务役制度，要奥匈帝国所有男子都得当三年兵，且用考试遴选军官。不到五年，这一君主国的军事贵族即大部分离开军队，且一去不复返，以抗议库恩取消他们原有的特权（主要是不必接受考试或其他任何“能力评定”的特权）。若非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的惨败令弗朗茨·约瑟夫颜面尽失，这个自命不凡且因循旧制的皇帝绝不会同意这样的改革。不幸的是，不到五年，大部分最优秀的中层军官也离开军队，因为一八七〇年代是镀金时代（Gilded Age），最有能力的人都会离开苦哈哈的军队，到金融界找发财机会。哈布斯堡王朝的军官圈子，渐渐走上它一九一四年时将呈现的面貌：只有穷苦的中下阶层子弟报考军官。他们的父亲看上一流军事院校——例如维也纳的工学院（Technical Academy）或位于维也纳新城的军校——所提供的免费教育机会，于是把儿子送去从军。[8]
从组织上讲，一八六六年后的哈布斯堡陆军实行类似普鲁士的军区制。整个君主国，从西边的因斯布鲁克到东边的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从北边的布拉格到南边的拉古萨（Ragusa，杜布罗夫尼克），划分为十五个军区，每个兵团均从本地征得其四个营的兵员，并入最近的军。这套制度极为合理，但奥地利此前从未想过施行，因为在民族主义时代，奥地利当局认为跨国性民族不可靠。若让他们留在本籍所在地区，他们可能与心有不满的当地人勾搭在一起，把枪口转向皇帝，因此，一八六六年战败之前，奥地利团每三年就在君主国各地搬风换位——捷克人到布达佩斯，匈牙利人到布拉格，克罗地亚人到威尼斯，德意志人到克拉科夫，乌克兰人到维也纳，诸如此类。这一“不驻在本籍”的做法，在承平时期是作为反革命措施施行，但在战时那使奥地利的军队动员变复杂，因而一八八〇年代时已大部分废除。但这一新的军区制度并非全无问题。有位奥地利将领于一九一四年二月写信给另一位将领：“请用脑筋较灵光的参谋换掉我那批参谋。”对方回道：“不行，将就着用你那批较不聪明的人。”这位将领希望找德意志人组成他的参谋班子，却奉命拿塞尔维亚人凑合着用。[9]
从战术上看，哈布斯堡陆军也试图效仿普鲁士。奥地利的规划人员扬弃突击战术（一八六六年被普鲁士火力撕碎的连纵队密集队形冲锋战术），换成普鲁士的火力战术。一八七五年受邀至特鲁特诺夫（Trautenau）古战场参观奥地利军事演习的一位法国军官报告道，奥地利教官以如下讲话为演习开场：“大家都知道一八六六年在此发生的事；我们的任务乃是清除并永远忘掉让我们流了那么多血却只得到些许成就的那些观点和战术。我们用散开的单位，速射的火力，取代那些老办法。”[10]
这个新战法无懈可击，但却从未真正施行。哈布斯堡王朝在取得最新科技和训练出能有效使用最新科技且足敷需求的人员上，总是慢半拍。如果未大量征募兵员，且训练他们估算射程、瞄准射击，士兵就无法发出快速且分散的火力；届时士兵将得组成受军官、士官指导的密集队形，成为敌人的现成靶子，如一八六六年时所见。在一八九〇年代的科技革命（连发枪、机枪、急射炮）之前，奥匈帝国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就表现出一种令人痛心的倾向，即总是做错事或至少未能把对的事贯彻到底的倾向。他相信为他效命甚久的参谋总长弗里德里希·贝克的意见，批准大体上流于形式的演习。一八六六年后，他有多年时间公开拥护他的骑兵队（陆军中最后一块只有贵族能参与的领域），对于一八六六年他最能干的骑兵队队长利奥波德·埃德尔斯海姆（Leopold Edelsheim）欲扬弃长矛和马刀、代之以卡宾枪和手枪的作为，一律反对。[11]
政治上，这位皇帝的作为同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解决一八六六年战败导致的政治危机，他与国内最难缠的对手匈牙利人，坐下来谈，提出了匈牙利人千载难逢的好交易。他提议，只要匈牙利人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他愿把五成二的奥地利领土和四成的奥地利人口，交给只占这君主国人口一成九的匈牙利人掌管。作为只占有这一半奥地利领土的匈牙利人来说，他们只需负担帝国中央政府税收的三成。[12]
马扎尔人于一八六七年实质上脱离了一元化的奥地利帝国，在外莱塔尼亚重振将与维也纳没有直接关联的“匈牙利王国”。根据这位奥地利皇帝的实际头衔，他是匈牙利国王（也是波希米亚、克罗地亚、加利西亚和帝国其他地区的国王），但在一八六七年折中方案之前，这些头衔始终被视为百分之百的虚衔，因为它们名下的领土只是省份，而非王国。但这时这位皇帝则不得不认识到，匈牙利王位比其他王位都重要，连奥地利王位都比不上。布达佩斯能向维也纳提出各种要求，但维也纳不得向布达佩斯提出任何要求。自一五二六年维也纳取得匈牙利这块领土开始，奥皇就是匈牙利国王，属于他名下的奥地利建筑和固定物，一直都以k.k.这一缩写来表明为他所有。k.k.为kaiserlich königlich的首字母组合词，意为皇帝暨国王的。但这局面不再：一八八九年，匈牙利人要求在两个k之间加上一个u（“和”），使两k不再如胶似漆地紧挨在一块。匈牙利人认为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皇帝的和国王的），比kaiserlich königlich，更彰显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分隔，更合他们的意。[13]
连这样的枝微末节都要这么讲究区分，令维也纳大为惊骇。这位皇帝原以为透过一八六七年的折中方案，他已用匈牙利的自治换取到统一的奥地利大国，以为让匈牙利人在其内政上完全当家做主，他们会真诚参与“共同的”或“联合的”k.u.k.陆军部、外交部、通商部、财政部。匈牙利人似乎过河拆桥，背弃双方的协议：他们从这个联合君主国得到很大的好处（五分之二的奥匈帝国人口，却只需负担帝国每年税收的三分之一），却一再阻挠军事、外交政策、财政、通商方面统归中央指导，此举别说是不知感恩，根本形同暗中扯后腿。住在维也纳美景宫（Belvedere Palace）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愤愤说道，奥地利会垮，不是会垮在敌对大国手里，而是会垮在“内敌——犹太人、共济会员、社会党人、匈牙利人”手里。[14]
弗朗茨·约瑟夫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心力放在应付维也纳、布达佩斯这两个互争高下的首都上，以确保哈布斯堡王朝的存续和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是件易事，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即使就较放任开放时代的宽松标准来看，都不具威严。一八八九年，弗朗茨·约瑟夫的独子暨皇储，三十岁的鲁道夫大公，爱上某男爵未成年的女儿，然后在他位于维也纳森林的狩猎用的住屋梅耶林（Mayerling）里，开枪杀了她再自杀。这一杀人、自杀事件，不仅使不苟言笑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不久后成为新皇储，也切断了皇帝和皇后之间本就没什么往来的联系。这时，皇后正在维也纳之外四处旅行，直到一八九八年遇刺身亡，才结束这一云游四海的习惯。
皇室成员发生丑闻时，采取措施控管其对皇族威信或形象的伤害，乃是当时的一贯做法。人人都知道这皇帝有个情妇——女演员卡塔丽娜·施拉特（Catharina Schratt）——跟了他三十年，但没人在报纸上谈论此事。皇帝的弟弟路德维希·维克托（Ludwig Viktor）一九〇四年两度在公共澡堂与男伴一起被捕（第一次在维也纳，第二次在意大利）时，该丑闻遭掩盖。没有一家奥匈帝国报纸提及此事；想将此事曝光的报纸则遭罚款、没收。路德维希·维克托本人被诊断得了“忧郁症”，被关在他的乡间宅邸，不得出门。[15]在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中，中产阶级出身的将领，败得和贵族出身的将领一样惨。于是，经过此一败仗之后，弗朗茨·约瑟夫开始安插诸大公（哈布斯堡家族的亲王）出任每个指挥要职，以捍卫帝权，但这些人都未有出色的表现。法国大使馆于一八九七年品评其中居首的两位大公时论道：“弗里德里希，欠缺将领的基本要素；欧根，苦干实干，但没有天赋。”[16]而这两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是整个家族里最优秀之人。哈布斯堡王朝无疑存活了下来，但这个身为大国的君主国已开始步上死亡之路。
匈牙利是让哈布斯堡家族丧命的病毒。一八六七年后匈牙利的阻挠，啃蚀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基础与行政根基。一八七八年，叛乱席卷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正可趁机从土耳其手里夺走这两个省份，并入奥地利，进而达成一八六六年奥地利遭意大利和德国驱逐后，奥匈帝国一直追求的新使命——使奥地利称霸巴尔干半岛。不幸的是，连占领这两省都遭匈牙利人反对，更别提将它们并吞，因为匈牙利人担心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百万左右的斯拉夫人加入后，会使本已是少数民族的匈牙利人在这君主国里更为少数。在柏林会议上，俾斯麦想把土耳其这两个省送给奥匈帝国，以在俄国于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对土战争扩大领土后，重新平衡欧洲诸大国的势力，结果发现这一可笑的情况：“我听过有人不肯吃他们的鸽子，除非有人把鸽子射杀，替他们烤好，但我从没听过有人非要人把他的嘴掰开，把鸽子强行塞进他喉咙，他才肯吃。”[17]
在内莱塔尼亚境内，也没有一个联合起来对付马扎尔人的亲哈布斯堡集团。弗朗茨·约瑟夫在位期间，这位皇帝始终依违于德意志自由主义中间派和斯拉夫封建体制联邦派之间。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九七年为止，皇帝把内莱塔尼亚的政事交给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伯爵的“铁环”（Iron Ring）内阁处理。这个内阁的最高目标，乃是使帝国的诸多民族处于“轻微不满的平衡状态”中。[18]但这个让皇帝享有某种程度控制权的办法，在民族主义与大众通信发端的现代，却变得较无效。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为了一些次要但被民族社团和报纸大做文章的问题（例如某小镇小学的教学用语），奥地利几度更换内阁；若在十九世纪初期，则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奥地利十七个省里，德语始终是规定的学校教学用语，而地方语言的学习只列为选修课；这一安排在过去得到接受，这时却激怒日益要求自身权益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民族。捷克裔历史学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一八四八年主张“如果未曾有奥地利帝国，也该把它造出”，以防俄国宰制。这一为帝国张扬的言谈，五十年后引来讪笑。奥地利诸民族不想要奥地利或俄罗斯，他们要的是自由。
在奥匈帝国，一八九七年是生存出现危机的一年。为帝国二元制给予匈牙利人的优惠暗暗不满多年的捷克人，终于起事反对内莱塔尼亚的官方德意志文化，要求让捷克语享有同等地位。新任奥地利首相卡西米尔·巴德尼（Casimir Badeni），让捷克语与德语在说捷克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省境内享有同等地位，想借此平息捷克人的怨气（并巩固塔弗的旧“铁环”）。从此，官员得通晓这两种语言，但捷克人已从学校教育习得德语，因此受此一改革影响者只有德意志人。在这之前，只有少数德意志人特意去学捷克语。结果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愤怒的德意志人打断维也纳帝国议会的运作，推倒议员座席，丢掷墨水瓶，在布拉格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两地的其他城镇动用暴力。[19]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从萨克森跨越边界，嘴里唱着德国爱国歌曲《看守莱茵河》（Wacht am Rhein）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 über Alles），誓言阻止他们的“奥地利兄弟”失势。
有位外交官写下令人震惊的心得，说：“德意志元素，始终是奥地利境内最强的胶黏物，如今却已成为促成奥地利分解的最有力东西。”[20]德意志人担心自己的地位在奥地利衰微，于是强烈捍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背弃传统自由主义政党，改投向民族主义政党的怀抱，例如格奥尔格·冯·舍纳勒尔（Georg von Schönerer）所创立，极力主张民族主义“比忠于王朝重要”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Pan-Germans）。[21]就连德意志族奥地利人都破天荒开始主张将哈布斯堡君主国分割为数个民族国家。舍纳勒尔谈到他的“德意志心”，把德国（而非奥地利）皇帝称作“我们的皇帝”。巴德尼当政时，帝国议会的德意志族下议院议员，每听到有人提到霍亨索伦一名时即欢呼叫好，表明其对声势蒸蒸日上的普鲁士统治家族的支持，摆明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不以为然。这类的颠覆性看法，扼杀了哈布斯堡王朝长久以来的多民族特质。
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所领导的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的壮大，反映了新的思想状态。[22]奥地利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党，在一八九〇年俾斯麦下台后和舍纳勒尔因多项丑闻被起诉后势力衰退，却在巴德尼当首相期间，在卢埃格尔掌旗之下声势复振。舍勒纳尔提及德意志帝国时总是语多赞赏，因而他在奥地利始终无法打入主流社会。卢埃格尔完全不玩这一套，表态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但保留民粹元素：反犹和鄙视居奥地利人口过半数的斯拉夫人。维也纳曾以其超越民族或地域的开阔心胸而自豪，维也纳人喜欢在日常言谈中穿插来自帝国各地民族的语言，但这时，在德意志沙文主义者眼中，这意味着堕落性的言语混杂。既是地道的德意志人，在咖啡馆里还可以用意大利语将送饮料来的侍者称作piccolo？还可以随兴用波兰语的chai来点茶？还能在日常言谈中讲到“另一个”时随意用匈牙利语来表达，例如在Geb’n wir auf die maschikSeite（“我们到另一边去吧”）中所见？德意志人还可以用意第绪语将糟糕的商业交易称作meschunge？[23]奥地利蓬勃的犹太文化尤其是受攻击的靶子。随着反犹心态（“傻瓜的社会主义”）高涨，意第绪语衰落。《犹太问题》（Die Judenfrage）之类的书籍，指出犹太人阴谋推翻、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内莱塔尼亚境内的报社，有三分之二在犹太主编手中，而据反犹主义者的说法，在匈牙利境内，情况更严重，“犹太裔马扎尔人”主宰报业、需专门知识的行业、艺术、商业、工业，担任“舆论的参谋”。[24]
随着唯我独尊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奥地利政局里得势，对多元性的包容乃至赞赏，成为明日黄花。感受到德意志人这一压力的斯拉夫人——在捷克人帮他们打头阵下——强力申明他们本身的利益，扬言要瓦解内莱塔尼亚的德意志行政体系和德意志氛围。奥地利领袖苦恼地绞拧双手，却没什么因应作为，巴德尼则认为这些内部仇恨和帝国军事安全两者有着谁都看得出却遭忽视的关联：“多民族国家发动战争，必会危及自身。”[25]
随着皇帝渐老，角色更显重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认为奥地利的匈牙利民族是最大的隐患。他惊骇于弗朗茨·约瑟夫一九〇三年向匈牙利人做出的新一轮重大“民族让步”，认为那无异于向君主国已然受损的军力发出致命的一击。
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在奥匈帝国所发挥的社会、政治作用，乃是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在这君主国里，每个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因此军队隐隐然是一所“国家学校”，透过这学校将帝国的十余个民族去民族化，教他们学德语、尊敬皇帝（皇帝玉照到处悬挂）、看重自己身为多民族“奥地利人”的身份。匈牙利人所攻击的，就是这一趋同化异的作用，为此他们大删军事预算（即使在帝国面临危机和科技变迁迅速的时期亦然），并为说马扎尔语的匈牙利地方防卫军，而非为正规军，竭尽所能挑选最好的新兵。[26]自一八八九年起，匈牙利一直粗暴拒绝让帝国每年的征兵员额与内、外莱塔尼亚两地的人口增长同步调升，因此，多年来，k.u.k.陆军兵力逐渐萎缩。就在帝国人口已超过五千万时，陆军仍根据先前人口普查得出的三千七百万人口征募新兵。一九〇〇年，在奥地利每一百三十二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相较之下，在法国是每六十五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在德国是每九十四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在俄罗斯是每九十八名男子中有一人当兵。这使帝国陆军的兵力只有法国或德国的一半，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就连意大利在每十万居民里强征、训练的男丁人数都高于奥地利。
匈牙利不同意增加新兵征募员额或预算，使得火炮——在急射枪炮和化学爆裂物时代最有威力的作战武器——数量无法增加。在这方面，奥地利人也落后，每三百三十名士兵才拥有一门（落伍的）火炮，相较之下，德国和法国是每一百九十五名士兵有一门火炮。[27]这一不足将在一九一四年时产生重大影响，届时奥匈帝国才赫然发现本国火炮的质和量都逊于对手。
最后，一九〇三年，匈牙利人终于大发慈悲同意每年征兵员额增加两万四千名，但附带令人咋舌的条件：从此，凡是在匈牙利境内征集的奥匈帝国部队，都要挂匈牙利旗帜，从而打击了“联军”概念；在匈牙利参谋部和匈牙利团服务的奥地利军官则会被“遣返”奥地利，好似把奥地利当成外国；匈牙利语将从此是设在匈牙利境内之奥匈帝国军校和军事法庭的官方语言；匈牙利地方防卫军将终于获准拥有自己的火炮。一八六七年起，维也纳一直不愿给予匈牙利上述最后一项特权，以确保其与匈牙利人内战时占上风。更让奥地利难堪的是，从此之后，奥地利纳税人不只得支付他们自己奥匈部队的经费，还得支付四分之一匈牙利部队（一百九十六个匈牙利步兵营中的五十二个、一百零八个匈牙利炮兵连中的二十八个、一百零八个匈牙利骑兵中队中的二十八个）的费用，为此奥地利人每年得多付四千万克朗，而且这笔花费往后肯定会逐年增加。而由于匈牙利为二元帝国负担的军事开销如此低，奥地利人更觉辱上加辱；匈牙利的人口是巴尔干小王国罗马尼亚三倍之多，每年为奥匈共同军承担的费用却和罗马尼亚差不多。[28]
凡是客观的观察家都把奥匈帝国军力的衰落归咎于匈牙利，维也纳的统治者也不例外。一九〇三年让步之后，身处于昏庸、易受骗之帝国核心政治圈外的人士，开始打算对付匈牙利这个绊脚石。四十二岁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一九〇五年在奥地利众多的作战计划之外悄悄添加了一个U计划（U指Ungarn，即德语的匈牙利）。如果匈牙利人继续阻挠奥地利重振哈布斯堡君主国，奥地利将透过铁路和多瑙河将大军送入匈牙利，占领布达佩斯，扶立一哈布斯堡军事行政长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认为，位于外莱塔尼亚的五个奥匈军中，只有一个军，即在布达佩斯周遭征集的第四军，会在内战时为匈牙利而战；其他四个军，由克罗地亚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组成，会为皇帝而战。据法国大使馆的说法，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奥匈帝国避掉一场“类似一八四八年”时奥地利部队入侵匈牙利以敉平该地革命的内战，乃是因为匈牙利人知道打仗他们会输，而奥地利人则担心意大利人会趁奥匈内战的机会入侵主权归属有争议的哈布斯堡王朝领土，例如的里雅斯特、特伦蒂诺（Trentino）和南蒂罗尔。[29]
一九〇三年的军事让步，羞辱奥地利太甚，以致弗朗茨·约瑟夫的首相、陆军部长、参谋总长都递出辞呈（全遭挽留）。法国大使馆谈到“奥地利皇帝全然怠惰、愚昧、绝望的心灵”：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为何会与匈牙利达成这一“糟透的协议”？“皇帝把他君主国最大、最富裕、人口最多的那一半视若无物，”法国大使馆惊叹道，“若不收回这一做法，后果将不堪设想。”[30]语言与旗帜上的这一让步，让每个人都推断下一次匈牙利人会以此为先例，要求完全废除德语。而捷克人受到这一让步的鼓舞，要求让他们军队以捷克语为指挥用语，挂他们自己的波希米亚旗，对此要求，皇帝——没道理地——连讨论都不愿。捷克民族主义者软土深掘；从此，军官点名时，捷克籍新兵大胆打破既有规矩，答以zde（有），而非hier。
向来靠德语维持团结的多民族军队，崩解速度愈来愈快。原本所有军官均得说一口流利德语，所有新兵都得记住八十个指挥用的德语词。皇帝所做出最令人震惊的让步，乃是替这份协议锦上添花，让匈牙利语在匈牙利的军校和军事法庭享有崇高地位：从此匈牙利军官可以不必学德语、说德语，能把这件苦差事丢给他们的士官。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对此一姑息作为写了篇尖刻（但匿名）的评论，人在科诺派斯特（Konopischt）之波希米亚乡间宅邸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得知后击节赞赏：“写得好！立刻发布。一切后果由我承担。”[31]这时，维也纳的军方领袖用触及层面甚广的“军队问题”一词来指称，因为一切（语言、旗帜、歌曲、武器装备）似乎都没个准，匈牙利人终于拿到自行添置火炮的权利。更糟糕的，诚如弗朗茨·约瑟夫的亲信顾问卡尔·巴尔道夫（Karl Bardolff）上校所指出的，与匈牙利人进行的这些累人的谈判，每一场都暴露了奥地利陆军有多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受过训练的奥地利步兵连编制较小，奥地利每个营所拥有的机枪较少，奥地利的火炮较少。[32]由于资金、兵员太缺，有个奥匈新军区，位于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的第十六军区，配属的部队不是新征集的营，而是厨子、乐师、店员和从其他十五个军勉强拨出的士兵。一九一〇年，匈牙利人试图阻挠奥匈帝国建造两艘无畏级战舰的计划，最后在皇帝答应于匈牙利的阜姆（Fiume，克罗地亚语称里耶卡/Rijeka）造船厂建造第三艘战舰后才软化立场。[33]
一九〇七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终于找到向匈牙利人施压的办法，或者说他认为他已找到办法。他会发布敕令，让奥地利、匈牙利境内的所有男子都享有投票权，借此让非匈牙利人，也就是外莱塔尼亚境内可能亲奥的人民，享有权力。但匈牙利人无视皇帝的敕令长达三年，然后，在匈牙利一九一〇年的议会选举时，拒绝实行该法令，且只让外莱塔尼亚境内有钱、受过教育的马扎尔人享有投票权。内莱塔尼亚则立即依照敕令，让所有男子享有投票权，结果招来一场皇帝所始料未及的灾难。社会民主党拿下帝国议会五百一十六席中的八十六席，蛮不讲理的斯拉夫人、德意志人集团拿下其他席次，使议会从此瘫痪于他们的吵闹争执。原先分裂为中间派、联邦派两派的帝国议会，从此以阶级和族群为分界线分为不同阵营。社会民主党抨击皇室、富人、教会的特权。大部分下议院议员加入院内二十多个“民族社团”的其中一个。到了一九一三年，每年与匈牙利代表团会晤一次以协调政策和批准预算的奥地利代表团，已沦为胜选政党酬庸支持者的东西，有七名德意志人、七名波兰人、四名捷克人、五名社会民主党人、七名基督教社会党人、三名克罗地亚人、三名斯洛文尼亚人、两名乌克兰人、两名意大利人等，直到将四十个名额填满为止。[34]在外莱塔尼亚，代表团的成员没这么多元，因为一族独大的马扎尔人，以“抵触匈牙利国策根本原则”为由，压下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弱势民族要求在学校或官方机构讲自己语言的努力。沙文主义的马扎尔人，例如阿尔贝特·阿波尼（Albert Apponyi）伯爵，自豪地谈到文化上的“殖民化政策”。[35]
一九〇七年在为扩大选举权后选出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主持的开议仪式时，弗朗茨·约瑟夫恳请议员“把他们对帝国的职责更加放在心上”，把他们各自所属的民族放在其次，但在民族主义时代，这样的呼吁几乎无异于对牛弹琴。[36]由于禁不住奥地利德意志人施压，皇帝已于一八九九年废除巴德尼的开明语言法，而新爆发的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暴力活动，一九〇八年十一月迫使皇帝的内阁阁员集体请辞。接着布拉格戒严，该城两万捷克、德意志暴民相互攻击长达两天，在基本上实行族群隔离制的查理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捷克人大举涌出说捷克语的院系，德意志人大举冲出说德语的院系。三百人丧命，六百人受伤——承平时期骇人的伤亡。[37]接着，在莱巴赫（Laibach，斯洛文尼亚语称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特罗保（Troppau，捷克语称奥帕瓦/Opava）、维也纳、布隆（Brünn，捷克语称布尔诺/Brno），为教育问题发生类似冲突，愤怒的奥地利斯拉夫民众扯下哈布斯堡旗，高唱俄罗斯、塞尔维亚国歌。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从国际观点评断这场最新的内部危机，认为那“表明族群情感已在奥地利多个地方走到极端”。奥匈帝国因无力解决丛生的问题而逐渐崩解，皇帝不得不将其最可靠的士兵，波斯尼亚穆斯林，安置在卢布尔雅那之类城镇的街头和广场上，以防德语学校、剧场、社团遭攻击。诚如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所说，在非德意志人区域，德意志人机构已成为眼中钉，这些城镇“有过去，甚至有张脸，但眼睛和嘴巴不搭，或下巴和头发不搭”。[38]
于是，人尽皆知的奥匈帝国行政系统取代代议机构，负起治理这君主国之责。[39]为吸收人数日增的大学毕业生，国家行政机关广设耗掉不少税收的职位。罗伯特·穆西尔在家乡克拉根福特下船登岸后，参观了“省级总部、中小学校与大学、兵营、法院大楼、监狱、主教府邸、会议室与剧场，并由掌理它们所需的人陪同”。那是个“庞大的帝国行政机器”，主要由“数百年前移植到斯拉夫土地上的德意志自治市镇居民构成”，而这些移居者在这君主国各处兴旺滋长。[40]这一赞助的开销——每年花在行政官员上有二十亿克朗，大约是这位皇帝的军事支出的五倍——彻底压垮国家预算，一九一三年光是哈布斯堡文职机关就耗去超过四分之一的国家总税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弗朗茨·约瑟夫的陆军部长在向奥匈两代表团讲话时透露，光是匈牙利一地（不断抗议哈布斯堡陆军规模过大之地），就雇用了三十二万名公务员，换句话说匈牙利的行政官员人数，比整个奥匈帝国陆军的士兵还要多。[41]即将降临的全民战争将需要有效的民众治理，而奥匈帝国本身的条件无法应付这一挑战。一九一四年总绾奥地利兵符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在战前痛批奥匈帝国“备忘录、许可条、公章、请愿书、议事录、报告”的自挖墙脚文化。[42]地位、头衔、级别、形式始终被看得比效率还重要，导致这一帝国乱无章法、屡屡出错，而在平时这危害就颇大，战时则会毁掉国家。
哈布斯堡王朝希望其陆军的运作会比行政系统更有效率，并消弭帝国里日益严重的民族差异，结果却事与愿违。在这个原本自豪于其“超民族性”的包容和活力的军队里，懂得多种语言之人，例如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能讲奥匈帝国十五种语言中之七种的康拉德，乃是异数，而非常态。在匈牙利，马扎尔语之外的语言遭禁。在奥地利，外国武官注意到，多民族理想实际上很少实现；理论上，举斯洛文尼亚团为例，团里的士兵彼此交谈会用斯洛文尼亚语，但长官指挥他们时用德语。因此，士兵学会几十个德语短语，但在这样的团里，军官被认为该说流利的斯洛文尼亚语，以便说明复杂事物，与其士兵打成一片。事实上，德意志籍军官占大多数的军官团，会极度倚赖《军用斯洛文尼亚语手册》（ Military Solvenian：A Handbook）之类的速查卡，里面有“闭嘴”、“除非找你谈否则别开口”、“在我办公室等我”、“马厩里不准抽烟”、“还是不懂？”之类的实用短语。团军官得懂他们部下的语言，或至少得懂这些实用的短语，但参谋不必。这导致演习时出现可笑场景（战时就没那么好笑）：参谋快马驰抵前线部队，用德语厉声质问（“敌人在哪里，兵力如何？”），前线部队一脸茫然地盯着参谋。[43]
对一个建立在地区合作、族群合作理念上的帝国来说，这些语言争议表明情势非常不妙。大部分奥匈军官除了懂德语，其实只懂本族语言（陆军本身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到一成军官会讲斯洛文尼亚、乌克兰或罗马尼亚之类语言），因而把他们说成是他们的鲁里坦尼亚（Ruritania）世界的热情积极公民，乃是种迷思。无法精通如此多种重要语言，令军官苦恼，同样令军官苦恼的，是败坏士气的政治作为。例如，根据未成文规定，共同军里的匈牙利籍军官，对其他语言的掌握可以不必到流利的程度，因为皇帝急欲取得马扎尔人的“输诚效忠”。这使未能免除这要求且痛恨得利用闲暇时苦记捷克语或波兰语语法或乌克兰字母的奥地利军官怒不可遏。[44]捷克人在陆军军官里所占比例甚高，但很少出将领；他们也常因彼此用捷克语交谈，乃至在咖啡馆里用捷克语对女士讲话，会被上级叱责。这种会以用捷克语写明信片为由惩罚军官的军队，显然已失去该军队过去所一贯拥有的超民族性活力。[45]
语言只是哈布斯堡军队所面临的诸多难题之一。决意遏制维也纳独大的匈牙利，使帝国陆军自一八六七年起一直维持如此小的规模，从而使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得离谱。一九一三年时三十三万五千人的陆军有两万名军官，军官对士兵的比例高居诸大国之冠，而且这些军官的素质在变。首先他们逐渐老化，也就是说有一些已显老态的指挥官和一个由享有丰厚退休金的退役人员组成而吃掉大量现役陆军经费的庞大组织。哈布斯堡陆军把那些过度膨胀的退役人员团体称作pensionopolis。[46]例如，一九一〇年，有三十三名现役三星将领，更有人数是这三倍的退役三星将领。两星将领的情况同样糟：九十一名现役，三百一十一名退役。就一星将领来说，退役是现役的四倍之多。
剩下的真正现役军官，诚如莫里茨·冯·奥芬贝格（Moritz von Auffenberg）将军在一九一〇年谈奥匈军官团的报告所表明的，情况同样令人惊愕。至一八六六年为止，奥匈陆军的最高阶军官均由贵族充任，下层军官则均由乡绅和靠己力翻身的有钱农民子弟——奥芬贝格所谓的“保守、冷静、安稳的上流社会人士”——充任。这些人是能把一排排农民出身的步兵团结在一块，并让他们心甘情愿忍受艰苦行军、接受死伤的那类人。但二十世纪的新军官，已跟着社会其他行业一起变动。奥芬贝格发现，贵族已“几乎完全不投身军旅”，且乡绅和有钱农民子弟所占比例也在衰退（据奥芬贝格估算，降到四成或更低）。这时，大部分军官是“铁路职员、旅店老板、店员、基层小官员、老师、商店老板”出身。他们缺乏旧式军官的“吃苦耐劳、勇气、冲劲”，当旧式军官统领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军队时，好似天生就属于那军队。但这时，陆军里有农村出身的兵，也有城里来的兵，把他们交给庶民军官带领，庶民军官很容易受到正撕裂君主国的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影响，且不大挺得住敌人的猛攻。即便有八成军官和过半数的士官是德意志人，但也不利于军队战斗力，因为这些德国军士官普遍才能平庸，面对军中人尽皆知的低薪和升迁缓慢，甘之如饴。狄俄尼索斯·加布伦茨（Dionysus Gablenz），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时唯一从普鲁士人手里拿下一场胜仗的那位奥地利将军之子，一九一四年，六十岁时官拜少校，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语称泰雷津/Terezin）的要塞行政当局服役（如果那叫作服役的话）。
奥匈帝国的入伍兵中的大部分非德意志人，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都不会听命于这些军官太久。[47]奥匈帝国军官对士兵所讲语言的精熟程度受到大力赞扬，但在这点上，奥芬贝格也觉得没什么特别。他认为由于当时的“民族沙文主义”，奥匈帝国所需要的军官，远不只是个结结巴巴说捷克语或斯洛文尼亚语的德意志籍军官，而是需要会说德语且能激励自族士兵的捷克籍或斯洛文尼亚籍军官，但这样的人才老早就离开军职，投入其他行业。
奥芬贝格也慨叹军中缺少富裕中产阶级出身且受过教育的军官，这类人全涌向金融业和需要专门知识的行业，“追逐富与贵”。自一八五九、一八六六年两场战败之后，奥匈帝国陆军已失去其社会威望，且未再找回，而要和现代“易得手的钱财”和“物质主义精神”相对抗，注定没有胜算。在平时，中尉要升到上尉，平均要花上十六年，而到了上尉这个官阶，普通军官大概会退役，且还是单身，没有女朋友（择偶条件高的女人不会嫁这种男人），靠微薄退休金过日子，把大部分储蓄挥霍在养马、制服、赌博、上妓院、上舞厅，以及为上述消费欠下的债上面。有幸于熬了二十五年后升上少校者，一年薪水将只有三千六百克朗（五百美元），连小学老师、电车车长乃至水电工都还不如。而这些人还算命好，只需烦恼升迁缓慢和微薄薪水的问题（匈牙利代表团将薪水冻结在一八六〇年代水平，使有意从军者打退堂鼓）。那些没这么好命者，则在更早时就因伤、病或违反军纪而被迫离开军队，过着苦不堪言的穷日子。
奥芬贝格于一九一〇年报告道，奥匈帝国军官团里的这些社会性变化，产生了一种“强烈且危险的自满心态，而且只有在土耳其陆军军官身上才能找到比这更自满的心态”。还存有一种不悦，即对奥地利军中食堂的不悦。奥芬贝格以陆军督察身份走访了数十个军中食堂后指出，“走进食堂，你会发现餐桌上连葡萄酒都没有”。在场众人个个为葡萄酒的昂贵发愁。过去，“快乐战士精神”将晚上喝醉、狂笑的奥地利军官团结在一块，此刻，那一精神已成明日黄花。[48]
俭省挂帅的哈布斯堡陆军里，还存有贪污歪风。一九一〇年奥芬贝格揭露这一歪风，而在他拿军火承包商的股票搞内线交易后，他本人也因贪污于一九一五年受罚。“为了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逃离卑微的边境岗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沮丧、愤怒、怀疑、烦乱，使我们的军官作奸犯科，”他如此论道。奥芬贝格尖锐地谈到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的低下，“他们大部分人连一场像样的交谈都做不来”。[49]那些擅于交际者发动猛烈的地盘争夺战，以使自己更接近维也纳和该地有钱有势者的圈子。
虽然一八六六年败于普鲁士之手，却也使奥地利参谋部咸鱼翻身。直到一八六六年为止，职责为情报搜集、动员、拟定作战计划的参谋一职，都被视为可鄙、死气沉沉的职务；走参谋这条路，不会使人更快出人头地，只会妨碍人出人头地。但普鲁士毛奇将军的优秀参谋部，在德意志统一战争中所拿下的数场漂亮的胜利，已使各国陆军（包括奥地利的陆军）相信应该扩编参谋部员额，并赋予他们权力。这样的转变并不容易，即使对普鲁士来说都是如此。一八六六年柯尼希格雷茨之役时，毛奇向某军军长下了一道命令，军长回道，“这好倒是很好，但毛奇将军是谁？”他当然知道毛奇将军是谁，只是装作不知道，以免参谋部连他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管。
一度困扰普鲁士陆军的那种人事政治，这时在奥匈帝国扎根。参谋官与团军官钩心斗角，而军方的新作风更加剧这暗斗。哈布斯堡参谋部以让军队更能打、“更普鲁士”为名，持续增加团参谋官的人数，于是到一九一〇年时，每个团有十或更多参谋官，每个营有两个参谋官。但野战部队认为此举意在扩大权倾一时的参谋总长的影响力和职务任命权，而非使野战部队更有战斗力。派系分立，人尽皆知。曾任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之参谋总长达二十五年（一八八一至一九〇六）的弗里德里希·贝克将军，乃是唯一被这位老皇帝称作“我朋友”之人。老狐狸贝克透过这一深厚交情集大权和庞大财富于一身，因而被人畏称为“副皇帝”。[50]贝克变得日益懒散，生活舒适讲究吃喝，却坚持不肯退休，靠下属代劳他的职务。其中最可靠的下属，乃是人称“贝克的皇储”，将在一九一四年时扮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角色的奥斯卡·波蒂奥雷克（Oskar Potiorek）将军。在日益萎靡的贝克终于被逼退休时，派系现象更为严重，因为新的派系不择手段谋取贝克超过二十五年来所积聚的权力（贝克被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逼退时，难过的皇帝给了贝克一份工作清闲而报酬优厚的闲差作为补偿）。[51]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身为武装部队督察长和皇储，经营一有力派系，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其副官（军事办公室主任）阿瑟·博尔弗拉斯（Arthur Bolfras）将军，也有自己的派系。贝克自一八六六年起一直是皇帝的亲信，因此皇帝和博尔弗拉斯自然打算让“贝克的皇储”波蒂奥雷克接任参谋总长。但弗朗茨·斐迪南不想看到贝克下台后透过代理人继续呼风唤雨，于是想到了他在一九〇一年匈牙利境内的帝国军事演习时遇过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52]派系分分合合，叫人眼花缭乱。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担任奥匈帝国陆军部长的弗朗茨·舍奈赫（Franz Schönaich）将军，利用陆军部结党营私，提拔自己门生。他与皇帝和博尔弗拉斯结盟对付康拉德，但也对付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其超级干练的军事文书署署长亚历山大·布罗施·冯·阿雷瑙（Alexander Brosch von Aarenau）上尉（后来升少校，再升上校，这在这些有权有势的小圈圈里升迁不慢）。
一九一一年的舍奈赫危机，使这些派系对立之事曝光。那一年，两派系达成一重大交易：皇帝愿意将舍奈赫解职，换取斐迪南大公将康拉德解职，他因鼓吹战争、高谈匈牙利之不是而令皇帝极为反感。斐迪南大公瞧不起舍奈赫对匈牙利人不够强硬，动不动就让步以安抚匈牙利人的不满。法国大使馆眼中“冷漠、乏味、时时紧张且性情不定”的波蒂奥雷克，极力想夺下参谋总长之位，他具有足以和这个“舍奈赫圈子”联手对付康拉德的资深地位和分量。法国人指出，“他极想坐上参谋总长的宝座”。这一次，波蒂奥雷克的愿望未能实现，但他继续耍阴谋施诡计，直到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战爆发为止，乃至爆发之后。[53]
为遏制持续侵权的斐迪南大公，凸显帝国大政仍由他当家做主，这位老迈的皇帝坚持每年由他，而非由弗朗茨·斐迪南，发布升迁令和交付任务。奥匈帝国军官抱着嫉妒心态看谁拿到“最好的驻地”和职位，谁被流放到偏远落后的地方。参谋官把野战军官斥为“前线野兽”，而这些“野兽”则痛批参谋官在灰屋（‘das graueHaus’位于维也纳的参谋部总部）无休无止的阴谋诡计。在贝克、康拉德领导下，受冷落的“前线野兽”老年化，饱受呵护的参谋官则年轻化。一九一二年，有位军官哀叹军队里他所谓的“令人苦恼的不搭调现象”，即既有欧洲最老的野战军官，又有最年轻的参谋。[54]奥芬贝格于一九一〇年建议打开灰屋的窗子，好让“光线、空气、清新微风进去，吹走维也纳的派系、爱泡咖啡馆者、整天窝在办公室的头头”。[55]布罗施上校于一九一三年示警道，康拉德（斐迪南大公的早期门生）已在参谋部作战局建立自己的派系。这时的参谋部作战局被人称作Feldhernngestüt，即将领的种马场。如果康拉德不让某军官到那个机关历练，那人绝无机会出掌军或集团军。一如他之前的贝克，“康拉德权力已太大，凌驾整个军官团，且安插自己人填补最好的职缺，从而摧毁了士气”。“在咖啡馆这个流言蜚语的渊薮生出”的中伤传言，引发派系对立。
有斐迪南大公这条人脉当护身符的布罗施上校，在一战前的几年里不断暗地诉说康拉德的不是，也抱怨钱的事。有钱军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收入不足以温饱的军官，服役和退役期间都得忍受穷苦生活，两者间的反差使整个军官团气氛紧张。执掌陆军部某部门的乌尔班将军（General Urban），虽在一九一一年拿了全额退休金退役，却在一九一三年重回陆军部任职，“因为发现在外面过不了好日子”。[56]
在这气氛下，唯利是图和贪污之风大行其道。布罗施上校在美景宫任职许久之后，弗朗茨·斐迪南安排他前往博岑（Bozen，意大利语称博尔扎诺/Bolzano）享有盛名的第二皇家步兵团，然后布罗施从博岑写信给奥芬贝格，感叹“即使人在温泉疗养镇，还是无法放轻松”。他为已计划好与妻子搭船前往希腊、西西里一事发愁：“我要怎样用我那一点小钱玩个尽兴？”他们夫妇俩挑“并不是海上航行之最佳季节”的冬天搭船出游，因为“那时搭船、在船上吃住较便宜”。安全舒适的客轮，例如汉堡-亚美加利公司或奥地利洛伊德公司的客轮，票价较贵，因此他选择了票价便宜的老爷船以省下更多钱，那艘船“又小又挤，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颠得人想吐”。布罗施得意地说道，他把价钱砍到九十五克朗，因为“军官和其眷属可打五折！”这一趟出游省下的钱还不只这些，因为这次出游将使他离开博岑，从而可以不必参加为军官、士官、退伍老兵办的多场嘉年华舞会，可让薪水微薄的他少花一些钱。要在军中闯出一番事业，必得有团长资历，而布罗施能掌管这个著名的团和为其军中资历镀金的驻地，得归功于他的人脉，但他显然错过了取得他所谓维也纳之“肥缺”的机会。[57]
在哈布斯堡军队四处找钱或省钱以维持生计时，哈布斯堡帝国巍巍颤颤走在灭亡边缘。一八六七年折中方案的经济、军事条款，每十年得重订，而一九〇七年的重订争辩比以往更为激烈。这些条款已与男性普选权这个令人忧心的问题牢牢挂钩，无法分割。为使老迈的帝国更有活力，皇帝已同意让奥地利、匈牙利境内的成年男子都享有投票权，但只有奥地利这一边落实这道法令。匈牙利人向来不屑维也纳所发出令其困扰的指示，这一次亦不例外，仍只让其百分之七的人口享有选举权，摆明不把他们的人民和君主放在眼里。直到迟迟未有动作的皇帝终于扬言要用武力（而非只是下命令）在匈牙利落实男性普选权时，马扎尔人才在一九〇七年重订折中方案，让这一体制得以再走十年。马扎尔人要能继续主宰匈牙利，有赖于使该王国内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在其现有体制下——占匈牙利人口五成五的匈牙利人占去议会席位（四百零五个）的九成八——不敢妄动。就连厚脸皮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这时都觉得这一中世纪的安排让其在国际上颜面挂不住。牛津大学学者塞顿-华森（R. W. Seton-Watson）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匈牙利的民族问题》（Racial Problems in Hungary）一书，详述布达佩斯对外莱塔尼亚境内非匈牙利裔人民的种种不当对待，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令弗朗茨·约瑟夫大为不快。为挽回颜面，说服匈牙利议员照奥地利人已做的（和奥地利人所希望匈牙利照做的）行事，皇帝破天荒于一九〇八年秋将其皇廷搬到布达佩斯，以就近督导选举改革的落实。
七十八岁的皇帝兼国王从伊舍（Ischl）坐了十小时颠簸的火车来到布达佩斯，欲解决男性选举权的问题，结果吃了闭门羹。马扎尔人靠选举舞弊保住其独大地位，匈牙利的“自由党人”认为没理由改变现状，即使皇帝兼国王下令亦然。于是，一九〇八年匈牙利的选举权“改革”成了这副模样：占人口超过四分之一的文盲，只有十分之一有投票权（其他十分之九则无权投票）；高中毕业生（全以马扎尔语受教育者），每次投票可领两张选票；大学毕业生和有钱纳税人可投三次票。投票也非秘密不公开，但选票得公开示众，以使“投票人不至于在秘密投票的掩护下违反自己的承诺”。有了这些规定在手，说马扎尔语的乡绅和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员，将可以几乎毫无阻碍地永葆其在匈牙利的支配地位，无视较弱势之匈牙利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的心声。[58]
简而言之，匈牙利人要把哈布斯堡帝国拖到悬崖之外。在识字率、自由化、民族意识都日益高涨的时代，这个帝国唯一的指望是逐渐放松“支配性民族”的控制权。奥地利人愿意，匈牙利人不愿意。他们不给予男性普选权，甚至以延展折中方案为人质，勒索到较低的税率，从而使奥地利人负担六成四的“共同”税，匈牙利人只负担三成四。对匈牙利人享有特权深恶痛绝的奥地利纳税人，愈来愈认清自己在替匈牙利的建设出钱。在匈牙利境内征集的部队，高达四分之一由奥地利纳税人在养。原来一直由奥地利境内Skoda厂制造的火炮，从此将改在匈牙利迪欧斯捷尔（Diosgyör）的新厂制造。
一战爆发的前几年，匈牙利人对联合君主国一直是口惠而实不至。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担任首相的国民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s）党魁伊斯特万·蒂萨（István Tisza），一九一〇年将这老政党改头换面，将其改名为国民劳动党（National Party of Work），一九一〇年再当首相。蒂萨表面上支持折中方案，但对于维也纳欲加强奥匈合并的程度，乃至欲使奥、匈公平分摊合并成本的举动，一律抵制。[59]意大利时事评论家把弗朗茨·约瑟夫打趣称作“匈牙利皇帝”，倒也颇有道理，影射这个君主国的大权实际掌握在布达佩斯手上。[60]
在为选举权和延展折中方案而争辩期间，奥地利欲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面积不大的东部地区彻底纳入掌控，奥地利、匈牙利两者影响力的日益悬殊，随之清楚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一九〇八年，由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撼动君士坦丁堡政局，由于亲俄的塞尔维亚王朝觊觎位于奥匈帝国与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维也纳认为该将其于三十年前柏林会议上单纯只是占领的这些土地并吞。这激发了匈牙利人另一波暴露其居心的阻挠，布达佩斯不会同意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君主国，不管是并入奥地利，还是并入匈牙利。匈牙利人会坚持实行又一个没什么实际用处的折中办法。这些新省份将被视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但统治它们者，其实不会是皇帝，而是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长。[61]财政部长将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厘清如何与其下属沟通上，因为皇帝已同意波斯尼亚与奥匈帝国部长的往来公函一律以德文书写，与匈牙利办公室的往来公函一律以匈牙利文书写，与克罗地亚官员的公函往来一律以克罗地亚文书写。[62]这些荒谬的安排，意在使皇帝在巴尔干半岛取得的这些新土地，永远处于“特别行政区”这个不上不下的状态里；布达佩斯既担心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使内莱塔尼亚更为强大，也担心外莱塔尼亚境内的斯拉夫人因此变多，特别是担心多了后可能与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联手对付马扎尔人的南斯拉夫人。[63]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样不苟言笑、办事有条不紊的人，当然看到军事、政治上受到这种种掣肘的愚蠢之处。一九一三年，这位五十岁的皇储誓言，等他当上皇帝，会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他指出依长远来看至为荒谬之事，即不断操纵这些省份（和软弱皇帝）的匈牙利实质上欲“使奥地利与巴尔干半岛隔绝”，他还说巴尔干半岛是“奥地利未来前途所在”。他要往南扩张，使这个君主国的势力直抵萨洛尼卡，要吸并土耳其放弃的领土，要在地中海开辟新港口，要使这个君主国成为推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乃至塞尔维亚这些巴尔干新王国贸易与发展的引擎。[64]
但这一计划，一如其他所有计划，若要能实现，有赖于匈牙利的配合，而到了一九一三年，匈牙利人已几乎完全退出奥匈帝国体制。他们连奥匈帝国国歌——海登的《主佑君皇》（Gotterhalte）——的歌词，都不愿唱出口，因为国歌里有他们所痛恨的字Kaiser（皇帝）。他们会哼着曲子，或不出声，乃至发出嘘声。由于匈牙利人坚持以日益烦琐的文书工作和礼仪，来将两首都、两议会（一在维也纳，一在布达佩斯）、弥合两政府之歧见的两代表团联结在一块，所以向来不彰的奥地利行政效率每况愈下。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一体制都如某外国观察家所说的，是个欠缺最高权威的“不完整联邦制”。[65]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体制则如外国另一观察家所说的，是个由匈牙利掌管的“恐怖、勒索”体制，“弗朗茨·约瑟夫始终屈服于匈牙利人的要求；这时，一个较强势、较睿智的君主，大概会反击人口和比利时一样少的这个小国。”[66]
这个想反击的较强势之人是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一八八九年鲁道夫大公自杀后，二十六岁的弗朗茨·斐迪南熬过结核病的荼毒，然后于一八九八年获指定为奥匈皇储和皇位接班人。他的干劲、独立、好斗性格为人所津津乐道；他爱打猎成痴，一生射杀了二十七万五千只野兽；他挑妻子时，不挑旁人为他选的哈布斯堡家族的堂姐妹，而是挑中担任女官的伯爵千金苏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从而引发一场“贵庶通婚”的轩然大波。贵庶通婚代表斐迪南大公的子女将来无权继承皇位。[67]斐迪南大公是哈布斯堡家族某大公和那不勒斯某公主所生，没有幽默感且一板一眼，人缘不佳，尤其不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喜欢。事实上，每个人原都认定皇帝会再娶，再生个儿子，使弗朗茨·斐迪南继承不了大位——直到一八九八年大家才不再这么认为。但皇帝钟情于施拉特女士，从未想过再娶，所以这个君主国注定要由弗朗茨·斐迪南接掌。
弗朗茨·约瑟夫把折中方案视为君主国不容怀疑的根基，弗朗茨·斐迪南却视之为得割除的肿瘤。就像缠着老狗不放的小狗，弗朗茨·斐迪南一九〇四年在下美景宫（Lower Belvedere Palace）建立自己的军事文书署，把它当成影子政府来经营，署里设了职能如同陆军部部长、外交部部长、内政部部长的职务，而充任这些职务者大部分是曾和弗朗茨·约瑟夫意见冲突者。[68]弗朗茨·约瑟夫满足于坚守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二元结构时，弗朗茨·斐迪南却想把君主国彻底拆除再重建。皇储与皇帝，一年轻一老迈，两者差异悬殊，不由使众人开始思索退位之事：老态龙钟的皇帝主动下台，让位给法国大使馆所谓的“原生液——坚毅、精力充沛的皇储，如果还未太迟，这人或许能挽救这君主国”。[69]一九〇七年，皇帝命弗朗茨·斐迪南前去布达佩斯庆祝折中方案施行四十周年时，斐迪南答应得很不情不愿：“我得告诉陛下真相，即对于这一庆祝活动，外界其实充斥着不同的想法，折中方案施行四十周年庆的此时，正值这些人居支配地位的时期，而这些人，我只能称之为叛徒，他们不断鼓动抵制任何东西，王朝、帝国、陆军诸如此类的任何东西。”[70]
鉴于皇帝老迈，鉴于斐迪南大公雄心勃勃、斐迪南幕僚长布罗施·冯·阿雷瑙熟练的权力斗争手腕，忠于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臣和官员愈来愈不得不两边下注。布罗施于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一年担任弗朗茨·斐迪南的副官，一九一一年，即老皇帝去世的五年前，就开始筹划帝位接班之事。布罗施的计划郑重宣告要将奥地利的投票权引进匈牙利，要终结马扎尔化的不当行径，要解决各地行政用语的问题，要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身份地位正常化，要把奥匈联军摆在坚实的基础上，要把奥匈改名为“奥地利君主国”，并只有一面国旗：黑黄底色，上有哈布斯堡双鹰。最重要的，弗朗茨·斐迪南承诺消除维也纳一贯予人的“胡乱应付了事”印象。[71]总的来说，他要执行“公平高压政策”，取代弗朗茨·约瑟夫吃力不讨好的偏匈牙利政策。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对哈布斯堡家族没有好感，但对弗朗茨·斐迪南却也只保有勉为其难的尊敬。在他眼中，斐迪南不同于弗朗茨·约瑟夫，“从不迎合维也纳人善变、低俗、虚情假意的天性，甚至连博取民心都无意一为”。这位大公是“福丁布拉斯型的人物，不是哈姆雷特型的人物”，是这个君主国赖以“成为秩序井然之国、赖以拨乱反正”的最后、最大指望。[72]
弗朗茨·斐迪南或许是这个君主国的最大指望（除了他，没有可让人寄予重望的出色人物），但他的宏图大计不可能实现：民族问题太棘手，这位大公本身充斥着种种矛盾。比起弗朗茨·约瑟夫，他的确较能干，有较明确的奋斗目标——谁不是如此？——但他没有调和相龃龉之诸民族的计划，而且身边除了净是逢迎拍马之徒，还有个信教惊人虔诚，拿天主教信仰的虔诚程度作为将领、部长之选拔标准的妻子。他是恃强凌弱之人（逢迎上意的奥地利体制使他得以恃强凌弱），而且他把自己愚昧的成见化为方针，如一九〇九年他评论奥地利大使门斯多夫伯爵（Count Mensdorff）与英国官员诺埃尔·巴克斯顿（Noel Buxton）的某场交谈时所表明的：“门斯多夫十足无能。他娶了匈牙利人，已忘了自己是奥地利人。巴克斯顿，一如所有英格兰人，盲目且愚蠢。你可以把这些观感告诉康拉德将军。”[73]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
就像缠着老狗不放的小狗，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下美景宫创设了影子政府，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霍夫堡的政府公开争夺帝国控制权。“我们不只有两个议会，还有两个皇帝，”有位奥地利高官在这一争权白热化时如此抱怨道。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有这样的上级，难怪奥匈帝国参谋总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以爱说大话、行事鲁莽不计后果而著称。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弗朗茨·斐迪南在一九一三年接任哈布斯堡武装部队督察长后，逐步侵夺皇帝仅存的权力。那一年，他和康拉德撤换掉奥匈帝国十六个军的军长，拔掉皇帝的人，换上自己的人马。[74]报界以隐晦、拐弯抹角的口吻将斐迪南大公称作“能干官署”或“极高层”。每个大国的大使馆都在申布伦（Schönbrunn）夏宫和霍夫堡冬宫安插了线人，以了解皇帝在接受何种药物治疗、体重多少、平常疾病的病情。渐渐地，皇帝完全不去霍夫堡，整年留在申布伦夏宫，以免去搬迁之苦。[75]大部分观察家认为他随时会死。弗朗茨·斐迪南的崛起和老皇帝大权的旁落，使这个本已四分五裂的帝国的内部对立更为严重。“我们不只有两个议会，还有两个皇帝”，有位高官不悦地说道。[76]人称“美景宫之斯芬克斯”（Sphinx of the Belvedere）的斐迪南大公，乃是一九〇六年阿洛伊斯·莱克萨·冯·埃伦塔尔（Alois Lexa von Aerenthal）出任奥匈帝国外交部部长和一九一二年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伯爵接任埃伦塔尔外长职务这两项人事案的推手。[77]一九一一年在斐迪南大公力促下出任陆军部长的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哀叹皇帝不愿“解决匈牙利问题”，不愿挽救萎靡不振的陆军士气。[78]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也支持斐迪南大公的政策，一九〇六年他五十四岁时获晋升为参谋总长。[79]
康拉德失望于有五千万人口的君主国，其外交、财政、军事却受制于一千万匈牙利人，且从未掩饰这份失望之情。就像曾说过“陆军的主要职责不是保卫祖国防御外敌，而是防御所有内敌”的弗朗茨·斐迪南，康拉德深信这个君主国的使命乃是“团结欧洲的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一起防止俄国、德国或匈牙利的称霸。[80]一如埃伦塔尔，他深信在巴尔干半岛采取前进政策，乃是激励奥匈帝国衰颓的民心和吓阻君主国之敌人蠢动所必需。
为使帝国的巴尔干策略不致流于纸上谈兵，康拉德于一九〇六年后重拟了奥匈帝国作战计划。针对为入侵匈牙利而拟定的U计划，增补了三个可能情况：I计划（I指意大利）、B计划（B指巴尔干）、R计划（R指俄罗斯）。I计划以奥地利的名义伙伴意大利为对象，严格来讲自一八八二年结成德、奥、意三国同盟起，意大利就是奥地利的盟邦，但谁都很清楚意大利骨子里与奥地利为敌。意大利人与法国人常为北非殖民地发生争端，意大利人加入三国同盟，只是为了在发生这类争端时取得外交掩护。比起取得利比亚或突尼斯，他们更想得到奥地利的里雅斯特、达尔马提亚、特伦托（Trento）周边的蒂罗尔地区。因此，被外交界称作“结盟之敌人”的奥地利、意大利两国，很有可能兵戎相向。
维也纳拟定俄罗斯、巴尔干半岛作战计划，则一点也不让人惊讶。若与俄罗斯开战，八九不离十肇因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因此康拉德的B计划、R计划在两个战线都采取守势，并保留一个可能足以决定战局的四个军的梯队作为预备队，以备需要时介入其中某个战线。如果俄罗斯人缩手，塞尔维亚会被击溃；如果俄罗斯人坚持不退，会在加利西亚打成僵局，然后在波兰受到奥、德联军包围。至少，计划如此想定。[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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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usil，Man Without Qualities，2：730.
[41] In 1913，770 million crowns were spent in Cisleithania alone for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Salzburger Volksblatt，Jan. 23，1914；Österreichische-Ungarische Heeres-Zeitung，Feb. 1，1913，“Der Moloch Staatsbeamtentum”；KA，B/677：0-10（Auffenberg），Sarajevo，July 1910，“Geist und innere Verfassung der Armee 1910”；SHAT，7N 1131，Vienna，Jan. 2，1912，“Les delegations austro-hongroises.”
[42] BNA，FO 120/907，Vienna，Aug. 9，1913，Cuninghame to Cartwright，F C v H，Bocr，7；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Osterreichs Ho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
[43] SHAT，7N 1127，Vienna，Oct. 1，1889，“La question des nationalités dans l’armée austro-hongroise”；Josef Pfeiffer，Slovenische Militär-Sprache：Ein Handbuch（Vienna：Seidel，1896）.
[44] SHAT，EMA，7N 1129，Vienna，Nov. 18，1903，“La pénurie d’officiers hongrois pour l’encadrement de l’armée hongroise—les causes de cette pénurie.”
[45] Fremden-Blatt，Dec. 18 and 19，1913，“Österreich ohne die Nationalitäten nicht Österreich wäre.”
[46] Wien Zukunft，Oct. 1，1913；Die Zeit，Oct. 28，1910.
[47] SHAT，EMA，7N 846，2ème Bureau，Rome，April 13，1916，Col. François，“Cohesion de l’armée austro-hongroise”；7N 1124，Vienna，Mar. 1878，Capt. De Berghes，“Composition et recrutement du corps d’officiers dans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48] The queue of officer aspirants was so long and promotion so slow that Auffenberg in 1912 recommended creation of a new rank in the army，Majorleutnant or Vizemajor，i.e.，a senior captain. KA，B/677：0-10，4（Auffenberg），Vienna，Jan，1，1913，“Memorandum nach meiner Demission als Kriegsminister.”
[49] KA，B/677：0-10（Auffenberg），Sarajevo，July 1910，“Geist und innere Verfassung der Armee 1910.”
[50] Bardolff，Soldat im alten Österreich，72.
[51] Bardolff，Soldat im alten Österreich，88-89.
[52] 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us Meiner Dienstzeit 1906-1918（Vienna：Rikola，1921-1923），1：37-38.
[53] SHAT，EMA，7N 1129，Vienna，June 28，1903，Cdt. Laguiche；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27-45.
[54] KA，MKFF 199，“Generalstab und Beförderungsvorschrift von einem Truppenoffizier.”
[55] KA，B/677：0-10，4（Auffenberg），Sarajevo，Nov. 1910，“Stellung und Aufgaben eines nächsten Kriegsministers.”
[56]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Dec. 9，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57]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and Dec. 9，1913，Brosch to Auffenberg：“...die gut dotierte Stelle.”
[58] NARA，M 862，roll 568，Vienna，Sept. 8 and Nov. 16，1908，Rives to R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