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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者》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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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呼声还没有散尽,惩处汉奸的行动已经开始。上海的街头日夜都能听到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许多人从家里被揪出来,可往往人还没到监狱,他们的家产已经被瓜分,他们的妻女同样也会被瓜分。

  胜利者从来都是用掠夺来欢庆他们的胜利。

  林楠笙人还没到上海,他的公寓已经准备妥当,就在静安寺边上的爱丁堡大厦。这是他的学生与同僚们送给他的一份薄礼,为了祝贺他荣任上海肃奸委员会的帮办。但是,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协助长官筹建中美合作所上海办事处。

  前来虹桥接机的是他特训班上的学生,现在已是忠义救国军的一名队长。他把林楠笙请上车,并没有直接驶向爱丁堡大厦,而是去了华懋饭店的小宴会厅。那里有一场为他接风的晚宴,林楠笙却在步入八角厅的瞬间想起了蓝小姐。

  晚宴过后,林楠笙在众人的簇拥下出来,仍然没回爱丁堡公寓,而是沿着南京路一直往前走。他对坚持要送他的学生说,这里我比你熟,你让我—个人走走。

  林楠笙在上海的街头整整逛了一夜。天亮时分,他坐上一辆黄包车穿过苏州河桥,来到曾与朱怡贞同居的那幢小楼前,站在马路对面仰头长久地看着阁楼上那个窗口。

  现在,林楠笙每天除了工作、应酬与睡觉外,把闲暇的时间都花在查阅日伪遗留的档案上,连仁济医院里的病历都没放过,却就是没有找到一九四二年春节期间关于朱怡贞的任何记录,也没有他自己的。

  一个月后,林楠笙第一次跟上海的组织接头。这是早在重庆就定下的时间与地点。他推开春申旅社的一扇房门,就见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坐在茶几边,微笑着看着他,说,你来晚了。

  林楠笙关上门,说,我得确保我们彼此的安全。

  我姓潘。那人起身,伸出手说,你可以叫我老潘。

  林楠笙握住老潘的手,说,我认识你,你曾经是朱怡贞的上线。老潘一愣,还不等他开口,林楠笙就笑了笑,说,当初我跟踪过她。

  过去的事不谈了。老潘给他倒了杯水后,就说起了在重庆的和谈,说起了国军对伪军的整编。他长叹一声道:协议签订了,这战幕只怕还是拉不下来。

  林楠笙却轻描淡写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老人们举着酒杯交谈甚欢,孩子们在桌子底下大打出手。

  情报工作也一样。老潘话题一转就开始布置工作,从他们的传送线路到交接方式到备用方案,以及情报传递中的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与处理,他一一交代完后,又向林楠笙伸出手,笑着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穿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

  但是,林楠笙坐着并没有告辞的意思。他抬头看着老潘,说,你得告诉我朱怡贞的情况。

  老潘皱紧眉头,眯起眼睛,就像在脑海翻找这么个人,想了很久,才说,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应该在苏北的根据地。说完,他看着林楠笙,又说,我只知道这些,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其实,朱怡贞这个时候就在上海,就住在浙江中路一套带阁楼的公寓里。跟她住在一起的人是孟安南,现在已改名黎广文,在法国图片社里当编辑。每天,他提着公文包出门上班,朱怡贞就上到阁楼。这里已经成为她的绣房,到处挂满了各色的丝线与绣品,而在窗台下暗格里还放着一台发报机。

  除了黎太太,朱怡贞另一个更隐秘的身份是孟安南的报务员。他们在离开苏北根据地的前夜第一次见面,就在阜宁城外的一间茅屋里。隔着一盏马灯,孟安南用一种审查似的眼神看了她好一会儿,说,你熟悉上海,也有过假扮夫妻的经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见朱怡贞低着脑袋久久不语,他接着又说,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服从命令。朱怡贞抬起头说。

  那好,孟安南合上手里的卷宗,说,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是。朱怡贞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回身,说,我想知道,我是准的妻子。

  孟安南说,我。

  朱怡贞最后看了他一眼,离开茅屋,沿着一条漆黑的小路走到村头时,再也没有力气挪动一步。她靠着一口枯井的井台,一点一点地坐到地上,胸口那个曾被子弹贯穿的地方又开始隐隐作痛。

  中弹后的朱怡贞至今都不知道是怎样离开上海的。等她醒来时,已在嘉兴的一家德国诊所里。看护她的是个年迈的犹太女人。她是诊所的女主人,也是这里唯一的护士。此后的三个多月里,朱怡贞不止一次问过她:是谁把我送来的?年迈的犹太护士每次都是摇晃着她那颗灰白的头颅,用流利的中文说,是上帝,我的孩子。

  于是,伤愈之后的朱怡贞成了诊所里第二名护士。直到盛夏的一天深夜,她悄悄离开诊所,搭乘一艘运纱的航船由十六浦码头登岸,重新回到上海,就像个寻亲不遇而落魄的女人,每天混居在闸北最下等的旅馆里,跟那些逃难者、算命的、拐骗的、做小买卖的一起。朱怡贞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刊登寻人启事上,那是她唯一联络组织的方式。

  终于,在一个多月的等待与寻找之后,朱怡贞在兆丰公园的后门见到了老潘。

  可是一见面,老潘却说,根据组织原则,你不应该到处找我,你已经失踪半年多了。

  我不是找你,我找的是组织。朱怡贞看着马路对面的一个报亭说。

  根据组织原则,我也不应该来见你。说着,老潘叹了口气,掏出几张法币塞进她手里,又说,改天我们换个地方再见面吧。

  两天后,他们再次见面时,老潘静静地听她说完这半年里的经历,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她面前,说,这些钱你拿着,离开上海后,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

  我不要钱。朱怡贞低下头说,我干这一行也不是为了钱。

  可你也知道这一行是有制度的,你断线的时间太久了。老潘说,这半年多里,我们通过各个渠道找你,但找不到一点线索。

  所以你们就怀疑我背叛了组织。

  如果你背叛了组织,今天你见到的就不是我了。

  锄奸队吗?朱怡贞直视着他镜片后面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任务失败,使命终止,身份暴露,必须撤回老家,这是我来上海前组织上给我的命令。

  老潘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后,说,我可以安排你回去,但到了根据地你会受到严格的审查。

  审查才会证明我的清白。

  说不定会要了你的命。

  朱怡贞愣了愣,说,我不怕,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老潘再也不说一句话。半个月后,朱怡贞一到根据地就被关押,在一间由柴房改建成的审讯室里,她对审查她的两名新四军干部说,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们,这是组织原则,除非你们是我的直线上级。

  你不要顽固不化,这是一场运动,我们是在抢救你。

  朱怡贞摇了摇头,转脸看着从窗口透进来的那缕阳光,再也不说一句话。她一直被关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得以释放。前来迎接她的上级—个箭步握住她的手,张了好一会儿的嘴,却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就像关了这么久的人是他。

  朱怡贞出奇的沉静,只是有点虚弱。她嗓音沙哑地说,首长,我可以归队了吗?

  上级使劲一点头,说,我就是来接你归队的。说完,他看着朱恰贞,又说,这没什么,为了革命,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