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过斯波克先生问题之后，现在为大家介绍更为完整的理性思维谬误分类。如图12-3所示，6个分类分别对人类的非理性思维和行为提供了解释。每一类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智力相互独立，都可能是导致理性障碍发生的原因。在这一部分，我将重点讨论这些类别与智力相互独立的实证证据和相关理论。
图12-3 思维谬误的基本分类
斯波克先生问题在高智商群体和低智商群体中的发生率相仿，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该问题与智力之间的相互独立性。来自自主心智（比如情绪管理模块）的输入信息不足（或是输入不正确）是导致此类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自主心智子程序加工方面的个体差异与智力是相互独立的。
图12-3中所示的默认使用自主心智（类型二加工完全不参与）是最为肤浅的认知吝啬鬼加工倾向。保持类型二加工的能力与智力之间关系密切，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采取这种加工方式的倾向，或是选择自主心智作为默认加工方式，这就属于反省心智的职责范围了，而反省心智并不在智力测试的评估范围之内。想想看莱维斯克问题（杰克正看着安妮，但安妮正看着乔治），就是避免类型二加工的一个典型例子。单从智商方面来看，答对的被试并不比答错的被试智商高，至少在玛姬·托普莱克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中，两个群体的智商并无显著性差异。
在解决完全析取推理问题时（比如莱维斯克问题），需要个体进行认知表征去耦化，并通过去耦表征（算法心智的重要操作，也是智力测验的核心内容）对所有可能的情况进行计算。不过，为了保证答案的正确性，个体需要准确识别使用完全析取推理的情境。在此过程中，个体必须避免启发式反应，比如：“哦，既然我们不知道安妮是否已婚，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无法确定的。”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高智商完全派不上用场。参与去耦操作的目标指令并非是由高级的反省心智的策略控制向算法心智下达的。毫无疑问，高智商个体更擅长维持去耦操作。但是，在任务的完成过程中，智力只有在建构可能世界模型时才能派上用场。
单从理论方面分析，智力应该与反省心智发动类型二加工的倾向存在正相关。由于高智商个体更认可类型二加工的潜在效力，所以更有可能使用这种加工方式。事实确是如此，随着智力水平的升高，被试在有些研究任务上的表现更加优异。比如第6章中介绍的球拍与球任务：一个球拍和一只球的总价格为1.1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球的价格是多少？然而，这一类任务与智力之间仅为中度相关，相关系数在0.43~0.46之间，给理性障碍留下了很大的生存空间[1]。研究者谢恩·弗雷德里克发现，很多来自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的高才生在完成这一类任务时都倾向于使用粗糙原始的认知吝啬鬼策略。
带有焦点偏差的连续性联结加工是一种有较高认知需求的认知吝啬鬼策略。由于类型二加工参与其中，所以这种策略对认知资源的需求更高一些。不过，这种策略并没有进行具体化的心理模拟，所以我们也将其归类为认知吝啬鬼策略。框架效应是认知吝啬鬼进行焦点偏差加工的典型例证。对框架效应的个体差异进行研究后发现，这种思维偏差是独立于智商的。被试内研究发现，避免框架效应影响的倾向与智力之间关系微弱[2]。在非理性框架效应方面，高智商群体与低智商群体表现无异。因此，框架效应导致的理性障碍非常常见。
接下来介绍的思维谬误是压制失败，即类型二加工试图取代自主心智发起的类型一加工，用类型二加工后得出的答案取代类型一加工的反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去耦化操作失败，进而导致对类型一加工反应的压制失败。如果仅从理论层面分析，这一类思维谬误与智力的相关度（负相关）理应最高。因为去耦化操作需要算法心智的计算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可以用智力测试评估的。不过，我们应该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相关度不可能完美。在去耦化操作发生之前，反省心智必须要触发压制操作，而触发压制与维持压制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美相关。
以上是从理论角度的分析，有什么实证证据可以支持这些观点吗？若想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区分热压制和冷压制讲起。前者指的是对情绪、本能驱力和短期诱惑的压制（对应“热”认知的类比）。后者指的是对内化的规则、达尔文进化模块、类型一加工倾向等驱力的压制（对应“冷”认知的类比）。
在热压制领域，最有名的莫过于对儿童延迟满足的研究。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首创了延迟满足的研究范式，该范式有很多种变式，其核心程序如下：研究者提供与年龄相匹配的奖励物（玩具、零食等），儿童被告知他有可能获得小奖励（一块棉花糖）也有可能获得大奖励（两块棉花糖）。实验房间中有一个可以用来呼叫实验员的铃，实验员离开房间后，儿童可以选择一直等待，直到实验员再次返回房间，获得大奖励；儿童也可以选择按铃呼叫实验员，但中途按铃的儿童只能获得小奖励。此研究的因变量是儿童的等待时间[3]。
罗德里格斯、米歇尔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智商与等待时间之间的相关仅为0.39。大卫·丰德（David Funder）和杰克·布洛克（Jack Block）使用相似的实验范式，结果表明智商与等待时间的相关为0.34（该结果与预期一致，即这个任务范式同时涉及反省心智与算法心智，在排除智商带来的变异之后，人格测量结果可以预测等待时间）。成年人在该任务上的表现与儿童研究结果一致。
在现实世界中，压制失败与智商之间仅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例如，人们常常从压制失败的角度对吸烟、赌博、毒品等成瘾行为进行分析。伊丽莎白·奥斯汀（Elizabeth Austin）和伊恩·迪尔瑞（Ian Deary）对爱丁堡动脉纵向研究（Edinburgh Artery Study）的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探索智商是否是吸烟和酗酒的长期保护性因素（假设智商有助于保持对自主心智的压制）。结果发现，高智商并不能确保某个人今后不会成为酒鬼。智商与吸烟之间仅有着微弱的相关[4]。
前面我所说的“相关”皆是指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从相关值的绝对量来看，无论使用何种统计评估方法，都仅为中等相关。这就使得智力与成功压制自主心智之间的分离成为可能，智力与“冷”压制失败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似的状况。第9章讨论过的信念偏差任务（“玫瑰是生物”）和爱泼斯坦橡皮糖任务（从两只碗中抽取红色糖，两只碗中红色糖的比例分别是1/10和8/100）是两个典型的冷压制任务。信念偏差任务中成功压制与智力之间的相关值范围在0.35~0.45之间；爱泼斯坦任务中两者的相关在0.25~0.30之间[5]。相关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两者之间的相关强度并不大，智力与成功压制两者之间的分离给理性障碍留下了很大的发挥空间。
依图12-3列出的顺序，导致理性障碍发生的第5个原因是决策时缺乏恰当心智程序（认知规则、策略、知识和信念系统）。由于心智程序缺陷与教育程度低下和经验缺失有关，由此我们推测这一点与智力之间关系较为密切。然而，虽说智商越高学到的知识越多，但是，与理性有关的知识（以及思维倾向）并非全部来自于书本，很多都是源自生活。任何层次的教育系统都没有专门开设心智程序课程。心智程序方面受教育水平不一致，意味着有些聪明人并没有机会学会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方面。认知能力与概率推理任务之间的相关（绝对值）约为0.25~0.35，与假设检验任务的相关约为0.20~0.25，与贝叶斯推理之间的相关约为0.05~0.20。如此低的相关度说明智力与理性思维所需的心智程序缺失之间存在不一致[6]。
图12-3列出的第6类是污化的心智程序。由于高智商个体的学习能力更强，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心智程序，进而产生更多的理性思维。可是，学习能力强并不能帮助高智商群体免受污化心智程序的影响。许多寄生信念系统的概念都很复杂。例如否认屠杀、一夜暴富的金融骗局、伪避税骗局等，都是复杂寄生心智程序的典型案例。鉴于这些心智程序的复杂性，只有足够聪明的人才能够被诱惑。对金融骗局被害者特点进行分析的研究支持了该推测[7]。伪科学信念流行于高智商群体中的现象也支持了这个观点。
[1] 弗雷德里克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了智商与此类洞察力任务之间的中等程度相关（Frederick，2005；Gilhooly and Murphy，2005；Toplak and Stanovich，2002）。由于多数研究都是以大学生为被试，被试群体的智商范围较小，因此研究结果的相关度都会因此而被削弱。
[2] 使用两种不同的研究设计对框架效应个体差异进行的研究参见：Bruine de Bruin et al.，2007；Stanovich and West，1998b，1999，2008b。
[3] 很多研究使用了米歇尔研究范式（Ayduk and Mischel，2002；Funder and Block，1989；Mischel and Ebbesen，1970；Mischel，Shoda，and Rodriguez，1989；Rodriguez，Mischel，and Shoda，1989）。成年人被试的研究结果参见：Kirby，Winson，and Santiesteban，2005。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有些研究者并不把米歇尔任务中未能完成延迟等待视为压制功能失败，而是将其归为自主心智的奖励折扣机制出现障碍（Sonuga-Barke，2002，2003）。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那么被试在完成米歇尔任务范式时的糟糕表现就应该被视为斯波克先生问题，而不是压制失败。
[4] Austin and Deary，2002。
[5] 相关系数来自一系列的研究（Kokis et al.，2002；Macpherson and Stanovich，2007；Stanovich and West，1998c，2008b）。
[6] 这些相关系数来自于多个不同的研究（Bruinede Bruin et al.，2007；Kokis et al.，2002；Parker and Fischhoff，2005；Sáet al.，1999；Stanovich and West，1998c，1998d，1999，2000；Toplak and Stanovich，2002；West and Stanovich，2003）。针对儿童的研究，涉及不同能力状况的儿童。以成年人为被试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样本。
[7] 关于金融诈骗的研究，参见：Consumer Fraud Research Group，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