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和几位编辑朋友吃饭，吃到中间，有两位工作比较狂热的抛开梅菜扣肉又讨论起了稿子，中间冒出一句——“今天，你搞日了没有？”
嗯，这什么词儿啊？
好奇之下一问才知，“搞日”一词原来是个典故，在北京编辑界颇为流行。可能近来穿越流行，仓颉经常在北京的大街上游荡，三天两头创造出“BT”、“雷”之类新词，让字典追着改都来不及。大环境如此，作为文化人的一员，编辑们自然也不甘人后，这“搞日”一词，竟然是报纸上出了错字的意思。
这个词兴起来没多久。原来，某大报前些天发了篇历史评论，编辑一个疏忽，竟把“抗日”排成了“搞日”，一直到报纸上市了才发现。老总看见“搞日救亡运动”，抱着脑袋在屋里转圈，心说，我们当年确实抗过他们一回，可是我们并没搞他们啊！
这简直……
结果当班的编辑扣了五十块钱，“搞日”的典故，也就在圈里传开了，谁的版面出了错字，就是谁今天“搞日”了一回。
若不知内里究竟，看了这个词，真是不知从何说起啊。
实际上，据老编辑讲，排错字这种事儿在所难免，“搞日”这类错误也不胜枚举。而且仿佛冥冥之中自有神灵，一旦出错，常常错得十分可怕。
比如，“文革”中，某报一次文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排错，竟然错成了“中国人民解散军”，报纸已经印出来才发现，赶紧满街跑着往回收才避免一场灾难。
有经验的老编辑分析，这种错误也是有时代特色的：比如把“抗日”错成“搞日”，这明显是五笔字型造的孽，而“解放军”变成“解散军”呢？肯定和当时的铅字排列有关，“放”和“散”都是反文旁，当时这两个铅字位置是在一起的，排字工人一时眼花实在正常，但错得如此“政治”，不由人不怀疑那排字机跟“地富反坏”有亲戚关系。
根据大家说法，中国的报刊编辑制度一向是严格的，各级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比如周恩来总理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看《人民日报》的清样，据说确实抓出过不少问题来，并不是摆摆样子的。
◎性情温厚的吴晗
但是，也有人比较宽容。
比如吴晗。他是旧文人出身，虽然做了北京市副市长，依然保留着一点儿喜爱潇洒自如的风格。这怎么形容呢？诸葛亮算是旧文人的偶像了，人家怎么说诸葛亮的？“读书不求甚解”，“观其大略”。
这种注重大的走向，忽略细节的性格，可算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色。它有提纲挈领、主次分明的好处，也有不够细致，轻视数字的坏处，难以用好坏形容，只能说是一种特点吧。
吴晗就有点儿这种风格。
所以，在吴晗手下，偶尔报纸上出个错字什么的，也未必会受到严格批评。这对于畏惧文字狱的朋友们来说，实在是件难得的好事。
不过，据说温文尔雅的吴晗也曾经有一次对校对出错发过火，这事情虽然怪异，却没法怪吴先生。
那是北京一家大报，一天刊登新闻，里面写到——“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如何如何。
这报纸给吴晗看见，感到十分新鲜，北京市副市长是我吴晗啊，什么时候冒出个本家兄弟吴哈来？
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报社。检查结果，原来是排字错误，加上校对不认真，让错字蒙混过关。报社赶紧向市长道歉，深表遗憾，请组织批评。
吴晗发火了？
那就不是吴晗了。吴晗很客气，不就是弄错了个名字吗？他没怎么当回事儿。
不过吴晗的秘书和报社联系，还是认为报社应该做个更正说明。
报社这边赶紧应承。
第二天，吴晗拿过报纸一看，上面有更正消息呢。哦，报社行动够快的啊。
吴先生拿起来细看，只见上边写着——“本报昨日×××一文中‘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应改为‘北京市副市长吴哈哈’，特此更正……”
好脾气的吴副市长看了什么反应？
那就不用我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