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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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章里，王国维论述词与诗“气象皆相似”处，这一章转而论述有两种气象是诗赋所有而词缺乏的：一是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的气象，二是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的气象，前者只有苏轼得之一二，后者只有姜夔得之一二。
昭明太子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嫡长子，英年早逝，谥号昭明，故称昭明太子。萧统博览群书，雅好文学，以两件功绩立足于文学史：一是以文学趣味为旨归编选了一部《文选》，世称《昭明文选》；二是在陶渊明辞世百年之后编成《陶渊明集》，使陶渊明的作品免遭散佚。
陶渊明虽然在后世备受推崇，但这样的名声真属于“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在陶渊明生前及殁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名声并不显扬。刘勰《文心雕龙》对他只字不提，钟嵘《诗品》仅仅将他列入中品，所以萧统算是第一个“发现”了陶渊明的人。萧统为《陶渊明集》作序，正是这篇序言第一次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人间词话》本章所引“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便出自其中：
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骑之荣，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亦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之，若泄尾闾。玉之在山，以见珍而终破；兰之生谷，虽无人而自芳。故庄周垂钓于濠，伯成躬耕于野，或货海东之药草，或纺江南之落毛。譬彼鹓雏，岂竞鸢鸱之肉；犹斯杂县，宁劳文仲之牲。至如子常、宁喜之伦，苏秦、卫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卒如其言，岂不痛哉！又楚子观周，受折于孙满；霍侯骖乘，祸起于负芒。饕餮之徒，其流甚众。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子晋天下之储，而有洛滨之志。轻之若脱屣，视之若鸿毛，而况于他人乎！是以至人达士，因以晦迹。或怀釐而谒帝，或被裘而负薪，鼓枻清潭，弃机汉曲。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
萧统的这篇序言分为两段：第一段赞许陶渊明的人品，以那些自我标榜、自我推销、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人反衬出陶渊明的高风亮节；第二段推崇陶渊明的诗文，说他的诗歌虽然篇篇有酒，但意不在酒，只是借酒来抒发寄托而已，他的文章卓尔不群，可谓“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这十六个字，一是说陶渊明的文章风格大开大合，豪情勃发；二是说陶渊明的文章水平出类拔萃，无人可以与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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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无功即王绩，生平事迹已见于本书第三十章。“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一语出自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
乖别甫尔，已十余年，诵《采葛》之诗，增其慨咏。夫人生一世，忽同过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适，便可卒岁。陶生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又云：“盛夏五六月，跂脚北窗下，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嗟乎，适意为乐，雅会吾意。
吾河渚间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顷，河水四绕，东西趋岸各数百步。古人云：“河济之滨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兄鉴裁通照，知吾纵恣散诞，不闲拜揖，糠秕礼义，锱铢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务。
至于乡族庆吊，闺门婚冠，寂然不预者已五六岁矣。亲党之际，皆以野麋山鹿相畜。性嗜琴酒，得尽所怀，幸甚幸甚。
近复都卢弃家，独坐河渚，结构茅屋，并厨厩总十余间。奴婢数人，足以应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穮蓘，黍秫而已。春秋岁时，以酒相续，兼多养凫雁，广牧鸡豚。黄精白术，枸杞薯蓣，朝夕采掇，以供服饵。床头素书数帙，《庄》《老》及《易》而已。过此以往，罕尝或披。忽忆弟兄，则渡河归家，维舟岸侧，兴尽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则于舟中咏大谢“乱流趋孤屿”之诗，眇然尽陂泽山林之意。觉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时与舟人渔子，方潭并钓，俛仰极乐，戴星而归。歌咏以会意为巧，不必与夫悠悠闲人相唱和也。
孤住河渚，旁无四邻，闻犬声，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复有人见赠五品地黄酒方及种薯蓣枸杞等法，用之有妙，力省功倍。不能假修浑沌，并常行之。裴孔明虽是异名教物，然风月之际，往往有高人体气。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张，云其材是峄阳孤桐也。近携以相过，安轸立柱，龙唇凤翮，实与常琴不同，发音吐韵，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世扰乱，有道无位，作《汾亭操》，盖孔子《龟山》之流也。吾尝亲受其调，颇为曲尽。近得裴生琴，更习其操，洋洋乎觉声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为钟期，良用耿然。
吾所居南渚，有仲长先生，结庵独处三十载，非其力不食，傍无侍者。虽患瘖疾，不得交语，风神肃肃，可无俗气，携酒对饮，尚有典刑。先生又作《独游颂》及《河渚先生传》，开物寄道悬解之作也。时取玩读，便复江湖相忘。
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常语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吾近作《河渚独居赋》，为仲长先生所见，以谓可与《白牛》连类，今亦写一本以相示，可与清溪诸贤共详之也。
乱极则治，王途渐亨。天灾不行，年谷丰熟。贤人充其朝，农夫满于野。吾徒江海之士，击壤鼓腹，输太平之税耳，帝何力于我哉！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于礼乐，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庆如之也！夫思能独放，湖海之士，才堪济世，王者所须。所恨姚义不存，薛生已殁，使云罗天网，有所不该，以为叹恨耳。
吾比风痹发动，常劣劣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适，琴歌酒赋，不绝于时。时游人间，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于北山，松柏群吟，藤萝翳景，意甚乐之。箕踞散发，与鸟兽同群。醒不乱行，醉不干物，赏洽兴穷，还归河渚。蓬室瓮牖，弹琴诵书，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首夏渐热，足下何如也？愿动息多宜。黄颊之聚，何时暂忘？偶因南风，略示所怀，敬愿珍厚，不一一。王君白。
这是隐居中的王绩写给处士冯子华的一封书信，信中铺陈自己的隐居生活之乐，说自己有祖上传下来的田产十五六顷，厨厩十余间，奴婢数人，非但无生计之忧，还可以足额向政府缴税并供应差役。闲来读《老子》《庄子》《周易》，服食养生，弹琴咏诗，不亦乐乎。信中还说自己读过薛收《白牛溪赋》，觉得这篇文章“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足以与汉赋名家班固、扬雄的名作媲美。
王绩的文章表面上夸赞薛收，实为借薛收以自夸，而且手法曲折巧妙得很。王绩说《白牛溪赋》得到自己朋友圈的一致推崇，有个叫姚义的高人常说：“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还有一位仲长先生，结庵独处三十年，不畜奴婢，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虽有哑病，没法与人交谈，但器宇不凡，不沾半点俗气。仲长先生写有《独游颂》及《河渚先生传》，堪称体悟大道的佳作。
王绩在为这位仲长先生做了足够的渲染之后，接下来说：我近来写有一篇《河渚独居赋》，仲长先生认为可与薛收《白牛溪赋》比肩，所以我抄录了一篇副本随信给你（冯子华）寄去，你可以拿到你那边的朋友圈子里共同参详。
可见王绩是一个如何自恋的人，和他做朋友一定不会是什么愉快的事。但是，王绩与薛收都是由隋入唐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如此自恋的王绩却可以由衷赞叹同时代的薛收，想来薛收必定有些不同凡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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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白牛溪赋》失传已久，那“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的风采我们已无从领略，只能简单了解一下薛收其人。
薛收出身名门，是隋朝文学大师薛道衡之子，自幼被生父过继给本家薛孺。及至隋炀帝即位，对薛道衡颇多嫉恨，终于以奏对不称旨的理由将薛道衡赐死。薛道衡之死，天下称冤，薛收也因此不仕于隋，后来做了李世民的谋臣，很受器重。可惜薛收英年早逝，未及看到李世民即位，后来李世民图画十八学士时，最遗憾的就是薛收早逝，不得列于其间。
薛收与王绩渊源颇深，两人不但有通家之谊，薛收还是王绩兄长文中子王通的弟子，薛收那篇《白牛溪赋》所赋之白牛溪正是王通隐居讲学的所在。王通仿《春秋》著《元经》，薛收为《元经》作传，《四库全书》便存有《元经》薛收传、阮逸注本。
我们还可以从王绩的人生旨趣理解他对薛收《白牛溪赋》的推崇，因为显然他之所以推崇《白牛溪赋》是因为自信自己的文章足以与之比肩，所谓“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也完全可以看作王绩的自我标榜。
王国维于《人间词话》本章列举萧统、王绩对陶渊明、薛收文章的评语，意在将词与文相比，正如之前将词与诗相比一样。王国维竟然坦承，文章所能够达到的两种妙境是词所欠缺的，勉强言之，也只有苏轼的词能写出陶渊明文章“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的少许气象，只有姜夔的词能写出薛收文章“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的少许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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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词，确实有跌宕昭彰、抑扬爽朗的气象，典型者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有小序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苏轼与人同行，意外遇雨，同行者皆狼狈不堪，只有苏轼若无其事，“吟啸且徐行”。不多时便已雨停，太阳也出来了，回望方才雨中行过的地方，“也无风雨也无晴”。
写这首词的时候，苏轼正困居黄州贬所，处境虽然艰难，心情却依旧豁达自适。只这一场阵雨，却被如椽巨笔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句句实写风雨，句句影射人生，全是一番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态度。再如那首被公认为中秋词绝唱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词有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中秋团圆之夜，苏轼、苏辙兄弟两地悬隔，思念之情付诸酒，付诸词，完全是跌宕昭彰、抑扬爽朗的气象。每一句与下一句的衔接都生出新的起伏跌宕，思路与情绪随着视角不断转折起伏，于是当结语道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时候，读者感到的是比期盼家人聚首更加丰富亦复杂得多的内容：他或许在政治的旋涡里无限厌倦，想要乘风归去——或诵佛修仙，或泛舟五湖——但那终归不是他的夙愿，儒家兼济天下之志又何尝能够轻易放弃呢？琼楼玉宇虽好，毕竟高处不胜寒，何如继续盘桓人间，享受这“起舞弄清影”的欢愉呢？
所以宋人有记载说，当神宗皇帝读到这几句时，不禁感叹“苏轼终是爱君”。神宗读出的，正是苏轼在词句里所蕴含的对儒家理想的那份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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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宋婉约词影响最大的名家。在那个以填词为娱乐的年代里，他却如柳永一般成长为一名职业词人。只是柳永专走下层路线，在歌楼酒肆里浅斟低唱，姜夔却在达官显贵的庇护下度日，过着一种近乎清客的生活。
所以柳永的词流俗，姜夔的词雅驯。姜夔不仅以词谋生，甚至仅以一首词就为自己赢得了一桩美满姻缘。那是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诗坛名宿萧德藻接受了晚辈姜夔的拜访。姜夔的辞章令他多少次击节称赏，尤其是那首《扬州慢》，简直就是代不两出的杰作！老诗人慨叹自己“四十年作诗，始得此友”，然后果断地把侄女嫁给了他。那一年姜夔刚刚年过而立，依古代的标准绝对要算晚婚了。
晚婚自是有苦衷的：姜夔出身于官宦家庭，婚事自然要门当户对才好，但父亲过早去世，姜夔长期寄居在已出嫁的姐姐家里，虽然是官宦子弟，家境却相当贫寒；弱冠之后，他又不得不浪迹天涯以求取功名，婚事也就一拖再拖下来。有哪个书香门第愿意把女儿嫁给姜夔呢？负责任的父母总要谨慎地对待女儿的婚姻大事。
萧德藻太欣赏姜夔的才华，笃定他终有飞黄腾达的一日。我们倒不该轻率责怪这位长者因缺乏知人之明而投错了注，因为，若我们站在萧德藻的位置上，或多或少怕也会如此动念的，尤其是读到姜夔那首《扬州慢》的时候。要知道，姜夔写出如此佳作时才刚刚二十出头啊：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那是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的冬至，姜夔途经扬州，看到这座曾经车挂轊、人驾肩、繁盛一时的名都因为金人之乱而变得四顾萧条，不禁感慨系之，自度此曲。是的，姜夔还是一名音乐家，不似其他词人只可以依律填词，而是会自己写词，自己谱曲，《扬州慢》便是他自创的词牌。
词一起首便是优雅的写法：“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巧妙点出了扬州之地。宋代于淮水下游的南岸设置淮南东路，称为淮左，扬州是淮南东路的一大名都。扬州北门外有竹西亭，是有名的风景胜地，杜牧《题扬州禅智寺》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此后一提起“竹西”，人们便会立即联想到扬州。“过春风十里”，既是实景，又有杜牧《赠别》诗“春风十里扬州路”的语源。然而这本应繁华一片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却因何不见了繁华，只有青青荠麦，一片萧疏？
原因是“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和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两度南侵，直逼长江，第二次甚至驻兵扬州，使扬州荒废的池塘与沧桑的古树至今仍怕听到战争的消息。于是到如今，“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夕阳西下，号角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扬州城里回荡，足以催落任何一名过客的泪水。
上阕两度暗用杜牧诗意，下阕直接点出杜牧的名字：“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杜牧曾在扬州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风流快活的一段岁月，但假令杜牧复生，重过扬州，难道还能认出这座芜城就是他的诗酒故乡吗？他曾在这里爱过“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的歌女，度过“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的青春，纵然以他不世之诗笔，面对如今这残破的扬州，还能够写出怎样的诗句呢？“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座二十四桥如今尚在，消失的只是吹箫的玉人与如水的月色。看那桥边的芍药花，不管人世如何兴亡变幻，年年都照旧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是而今谁还有赏花的心情呢？
姜夔为这首词写有小序：“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千岩老人即萧德藻，“《黍离》之悲”即亡国之慨，语出《毛诗序》：周大夫途经故国宗庙宫室，见到昔日繁华之所已沦为禾黍生长的农田，彷徨不忍离去，感愤而作《黍离》之诗。姜夔此时所见之扬州，与周大夫当日所见之宗周故地，情与景皆有惊人的相似。
这样的词作，无论如何也当得起“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其实“词义晦远”与张惠言所主张的“深美闳约”并无二致，南宋词家寄托家国兴亡之慨，多有这一路风格的作品，绝非只有姜夔一人才“略得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