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2月26日
每天夜里，工厂宵禁以后，艾米莉都会听着收音机逐渐入睡。在那家首饰厂，她和其他三个女人同住一间宿舍；晚上，她们都坐在艾米莉的床上，全神贯注地听着电台的节目。她们在工厂里做的是文书工作，比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住宿条件要好，那些女工一般是10个人一间宿舍。不过，她们晚上收听的都是电台的同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做“夜空不寂寞”，据说每天晚上收听“夜空不寂寞”的听众有1百万。女主播胡晓梅可能是深圳这座一夜之城里最出名的女人了。
对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来说，胡晓梅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这个女主播的日常生活，有些细节已经被深圳杂志所披露：她年近30岁，起初来深圳也是做工厂女工。她身材不高，相貌也不是格外出众。她很少在节目里说自己的私生活，偶而说到的时候，也是含糊带过。不过，对于像艾米莉这样认真的听众而言，这些信息已经足够让她得出一些结论了。“我知道，肯定有个有钱人曾经爱上了她。”艾米莉有一次告诉我说：“她可能考虑过要不要接受，不过最后她没有选择和这个有钱人在一起。虽然，和有钱人一起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舒适得多，但她还是决定要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如果她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她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成功了。”
虽然胡晓梅极少提起自己的私生活，她却有一种天赋，能把别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夜空不寂寞”是一个听众打来热线电话的直播节目；很多听众都是外地来深圳的移民，用工厂宿舍的电话打给电台。有些人打电话去聊自己工作上的烦恼，有些人是说自己家里的事情，不过大多数人都是讲述自己的情感问题。这个打电话的他可能是担心他留在村子里的情人，而另外一个她讲的是她不堪回首的分手过程。有时候，有人反复地打进热线电话，他的故事就不断展开，可能会持续一整周。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工厂宿舍看起来一模一样，工人们的作息时间表安排得极为紧张，而电台里的故事听起来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有个最为离经叛道的故事，给艾米莉和她的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个30多岁的女人打电话过去，说她有许多次的一夜情。她常常去酒吧，勾搭上某个男人，然后跟他回家。她不想再这么干了，她想找一段稳定可靠的恋情。不过她仍然没找到她的真命天子。胡晓梅没有批评这女人的做法，她只是倾听这女人的话。”
艾米莉认为，这正是女主播胡晓梅最了不起的地方。“她不会贸然下结论。她会细细的分析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再做出判断。”胡晓梅有时说的话会非常尖锐、不留情面，她还会及时地给出具体建议，不过她同时也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安静地倾听。女主播的声音低沉而沙哑，说起话来语速很慢。她从来不会表现出生气或沮丧的样子。很多打电话去的人属于同一类；那些年轻女人为婚前是否应该和男朋友同居举棋不定，想听取她的建议。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这样的事情通常不会发生，因为来自家庭的压力非常大。然而，来到深圳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自由，只要他们没有被做工工厂的宵禁所限，他们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很多思想传统的人会说，年轻人不应该同居。不过，如果打电话的年轻女人听起来足够成熟，她已经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胡晓梅会说两个人同居是可以的。”
1999年末，艾米莉已经在首饰厂上了两年班。那一年她23岁，已经是她所属部门年纪最长的女性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艾米莉逐渐弄清了工厂里的社交动态，包括不同工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台湾老板这个人的本质。台湾老板仍然追逐着厂里的漂亮女性，所有人都知道他经常叫鸡。不过艾米莉看穿了他，这只是个懦弱的男人。艾米莉一点儿也不怕他。
艾米莉工作到第二年时，工厂里所有湖南籍的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老板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在工厂的世界里，地域性的关系是很有力量的；工人会为新来的同乡们介绍各种工作生活的情况。有时候一整条生产线的员工，可能都出自同一条村子；在工作的地方，他们说着自己的家乡话，其他人都听不懂。有些管理者会避免请来太多来自一个地方的人做工。当艾米莉以前找工作的时候，时不时会在招工点看到这样的告示：不招四川籍工人。不招江西籍工人。
在艾米莉工作的工厂，有20个湖南籍的工人，几乎都是男的，好些还有亲戚关系。他们都在生产线那一层工作，还未熟手的工人在那儿一小时赚12美分。他们只有在紧急订单下来、要超时工作的时候，才能赚到足够生活的薪水。
那些湖南人静静筹划了好几个星期，然后他们在一天之内同时请假，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家里出了急事。他们把正式的告假信拿到艾米莉的办公室，艾米莉把信交到台湾老板的手里；此时的老板不知所措。如果所有的湖南籍工人请假离开，工厂的生产就会立即陷入停顿状态。
老板到隔壁的工厂去取经。隔壁也是一家首饰厂，那儿的台湾老板要更为能干，他清楚那些外地工人的心理。他来到艾米莉所在的工厂，与湖南籍的工人交谈。首先，他倾听工人们抱怨的情况，从中认定这次“罢工”事件的几个带头人。随后，他花了些时间，批评了工人们这种鲁莽的做法。最后，他私下向那几个带头人承诺，会给他们和他们的亲戚加工资。
每个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有些人仍然是拿着1小时12美分的薪水。下一年，老板逐渐地裁掉一些工人；有些工人自己辞职不干，老板选择替代人选时也很谨慎——最后，工厂里再没有一个来自湖南的男工人了。
文书这个职位的流动性也很大。做这份工作的人都受过一定教育，这些20多岁的女子有太多事情要考虑了：究竟要不要结婚生子？究竟要不要回家乡去？她可能会找一份新的工作，甚至自立门户做起生意来。艾米莉写给我的信里常常说起这些人事变动和新的机遇：
露露可能要辞职了，之后她要自己做生意。她的公司只有她一个，公司名字会叫作“芊芊首饰”。陆云等待着她变为我们公司第二把手的那一天，到时候除了老板以外所有人都要听她的。等到所有的老员工——包括我和露露都走了以后，陆云等待的那一天就会到来。除了我们三个以外，还有一个叫何金花（音译）的女生也在这儿干活，做会计。不过她应该干不长，她家里人要帮她在湖南老家找工作，还有找老公。
对艾米莉来说，陆云是个神秘莫测的人。开始艾米莉给我写的信里，形容陆云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不过渐渐地艾米莉改变了想法。她发觉，陆云会在同事背后捣鬼，暗地破坏大家的关系；还常常在老板面前谄媚地说好话，背地里却狠狠地骂他。工作一年以后，艾米莉很想知道陆云到底关心什么。那个女人看起来完全自有一套。
有一天晚上，艾米莉躺在宿舍的床上，照例听着胡晓梅的电台节目，一个打通热线电话的女子格外引起了她的主意。那一个星期，那女子又打了好几回热线电话，慢慢地，艾米莉意识到这个人的声音为何对她格外有吸引力。她讲的故事让艾米莉联想起陆云：
“她说她受过小学教育，刚来深圳时在一家工厂做女工。后来她又去别人家里做佣人。那时候她觉得其他人都看不起她，因为她来自农村。她开始自学。最后，她为了拿到一个专科学院的文凭，参加了它一系列的自学考试。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完成所有的考试，于是她用钱买了一张假文凭。假文凭这种东西如今你上街就能买到。她确实买了假文凭，不过她也确实学习很刻苦。她本来就有那张文凭的水平。
有了新的学历，她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工作非常认真，职位也越升越高。不过，她时不时会做些事情，确保其他同事没有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如果一个低级员工升了职，她就会想法子使些招数，让她没办法再升上去。她很坦白地说出这些事情。她说她只有在感到自己的地位被别人威胁时，才会这么干。其他时候她对公司里的所有人都很好，大家也很喜欢她。他们并不知道她藏了什么心眼。
她也讲到了自己的家庭。她说她常寄钱回家给父母，也写信给他们。该做的她都做了，不过她心里并不爱她的父母。她一点也不想管他们的死活。
她打热线电话去电台，并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寻求建议，只是因为她有倾诉的欲望。她讲完了自己的故事以后，胡晓梅问道：‘你不怕其他人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吗？’那个女孩回答说，其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心思，她太善于隐藏自己了。她还说，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她从来都不后悔。
她挂了电话以后，胡晓梅评论说，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她说这个女人的心肠太坏、冷漠无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无法拯救她。”
实际上，艾米莉和她父母的关系，并不如她所期待的那般亲密。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造诣的数学家，在涪陵教师学院是拿最高等级工资的教授。他去过两次美国，为学术会议做论文报告，这种经历在涪陵这种小地方是非常罕见的。不过，即使是这么成功的往事，在中国的过去，可能也只变成惨淡的阴影罢了。艾米莉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次，她写了一篇英文的文章，里面讲述了她父亲的背景：
“我的父母像我一般大的时候，整个国家正处于一团混乱之中。当时的社会政治为先，知识分子被认为有向资本主义靠拢的嫌疑，被下放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就被下放到一个煤矿，工作了八年。”
那个煤矿位于涪陵南面的深山之中，毗邻贵州省的边界。很多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况，都会感到绝望；不过艾米莉的父亲是在农村长大，他只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好过一些。他在煤矿的时候，不断向组织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总是遭到拒绝。和艾米莉一样，他的脸宽宽的，颧骨很高，眼睛显得很友善。他的身上流露出一种安静、沉着的气质；无论人们是否受过教育，与他相处都会感到舒适而自在：
“我觉得，他在煤矿工作的那些年，生活过得并不是太苦。那儿的人们都很尊敬他，给他安排了个相对轻松的工作，让他做会计。即使到了现在，他的故事还被当作奇迹在当地的工人中流传：人们说他只是看看账簿就能算出余额。”
艾米莉出生在1976年，当时她的父母还在矿上工作。那一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随后政府允许她们一家搬回涪陵。在涪陵的家中，挂了很多毛主席的画像，还摆着他的塑像，艾米莉和姐姐、还有比艾米莉小两岁的弟弟，都在那儿长大。1980年代中期，艾米莉的父亲终于加入了民盟，民盟是中国9个合法的政党之一。在涪陵，知识分子似乎都愿意加入民盟；不过这个组织像中国其他所有的政党一样，都得服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这些党派没有什么影响力。”有一回，艾米莉对我说：“我父亲说，每次共产党说了什么话，民盟马上就会附和。不过，在民盟自己的会议上，他们会说说自己的想法。他们不能公开地说这些话，不过至少可以在内部说一说。”
当艾米莉还没长大的时候，她的父亲从来不跟她谈政治。艾米莉相信教科书上说的每一句话。她相信共产党版本的历史、政治和时事。而她在学校用的空白练习本，甚至都不是全然空白的。每一本练习本的封底，都印了两句话：
台湾、苏联和越南通过电台散布谣言和假话。
我们强烈呼吁大家不要听敌人的讲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主席的画像和塑像都从艾米莉的家中消失了。偶尔，艾米莉的父亲会说出只言片语，透露出他并不同意当局的态度，但他从来不会长篇大论地发表这样的观点。对于艾米莉来说，人生的转折点是在大学时期。她对于英语系里某些官员的受贿行为感到非常厌恶，并且她还觉得，学校制定的很多规定，都是为了阻止学生自由思考和提出疑问。她不喜欢刻板的宿舍生活；读大学的头一年，她就向学校提出申请，要求回家住。她是班上唯一一个不住宿的学生。毕业以后，她写了一封信：
“我讨厌政治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因为我曾经对那些话信以为真。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逐渐展现在我眼前：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我的父亲在五十几岁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我想，他应该比我要痛心得多。”
艾米莉的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在不同的时代，往相反的方向渐行渐远。艾米莉父母年轻的时候，变革推广到农村，那时候共产党正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波又一波的试验。20年以后，艾米莉和她的姐姐迁徙到了城市；她们去的不是普通城市，而是深圳这一个“经济试验室”。两代人参加的试验截然不同：上一代人是政治上的试验，而这一代人是经济上的试验；第一代的试验是全国性的，而第二代的试验实质上是从一个个人、一个个私人决定开始的。
于是，父母自身的经历无法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什么指导。艾米莉想起父亲的事，就会意识到，她父亲的职业生涯基本是由别人的决定掌控的。“我想父亲会有遗憾。他有些同班同学出了国，或者做了一番很成功的事业。父亲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些机会。”而艾米莉的父母却觉得，艾米莉和她的姐姐常常很任性。艾米莉读大学时和黯逆（Arny）拍拖，开始她妈妈是不同意的。“我妈说，我年纪太小，不应该交男朋友。我对她说，你结婚时岁数比我现在还小呢！她就说这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种代沟对艾米莉的弟弟而言，似乎是最难适应的。艾米莉的弟弟极其聪明，他继承了父亲的数学头脑，但他的性格非常害羞内向。这个年轻人进了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系，但他后来退了学。他更喜欢读哲学和宗教的书籍，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了法轮功。他常常说，他讨厌钱这个东西。他到21岁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工作过，仍旧跟父母住在一起。他的时间大部分用来下象棋，他的棋艺非常棒，简直出神入化——在格子棋盘上，他找到了一种符合逻辑的和谐。有一次，他跟艾米莉说，如果她读一些孟子的书，她就会变得更漂亮；因为真理会在她脸上散发光芒。艾米莉不知道如何回应。家里人考虑过，要不要送他去接受心理治疗。当我问起艾米莉的弟弟时，有一次她回答说：“我弟弟是现代化的牺牲品。”
艾米莉呆在深圳的头一年，她的姐姐继续迁徙，在浙江省找到了工作。很快她的姐姐就结了婚，然后父母开始为艾米莉担忧起来。艾米莉觉得这很可笑：“当我和黯逆在一起时，他们觉得我年纪太小了。现在，他们却觉得我年纪太大了！”1999年8月，艾米莉的父亲去了一趟深圳，头一回与艾米莉的新男友朱云峰见面。朱云峰只上过一年贸易学校，如今在一家生产电炉、高压锅、电饭锅和其他厨房电器的工厂里工作，是生产线上的主管。
父亲的态度让艾米莉知道，父亲原本期待她会找到更相称的对象。不过，父亲并没有试图让她改变主意。艾米莉的父亲不是那种霸道的角色，生活也教会了他如何接受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其实他的女儿也还未决定要不要嫁给朱云峰，甚至根本还未决定“结婚”这件事。“我不喜欢举行婚礼。婚礼上总是有很多人，他们一点儿也不关心你怎么样。他们只是要来看看，和你结婚的那个傻子是谁，婚礼的各个细节准备得怎么样。他们来参加婚礼，只是来看看你有一个怎样的婚礼罢了。”她从来未打算就这些事情征求父母的意见。当她考虑到这些私人问题时，更多的是打开收音机听取胡晓梅的建议。
这个电台主播成了艾米莉在深圳的守护神。每当艾米莉谈起道德问题时，她都会提及胡晓梅的建议，似乎女主播开的是万无一失的灵丹妙药。有一次，当我们谈到深圳未婚同居的情况，艾米莉委婉地提醒我，不要直接地向人们提出这种问题。“在这儿，我们不会公开问这样的问题。”她说。“比如说，胡晓梅就建议，如果你和一个男人同居，你不应该告诉别人。这会影响到人们对你的看法，特别是以后你要和这男人分了手。绝口不提是最明智的。”
在我和艾米莉的几十次谈话中，反复出现的词就是“胡晓梅、胡晓梅、胡晓梅”。最后，我终于和电台取得了联系，约了一次对胡晓梅的访问。访问之前，艾米莉给我做足了功课，她向我描述了那些热线电话中最为有趣的人物，那些让她在宿舍感动至深的故事。她还再次提醒我，胡晓梅喜欢过一个有钱人，不过他们在交往中出现了问题。
这个电台女主播个子娇小，五官小巧，有一头黑色的长发。她不停地抽着卡普里的薄荷烟。我们在深圳市中心一间四川饭店见面，约在一个单独的包房内。她带了另一个客人来，她介绍说这是她的朋友，对美国记者很感兴趣。那个年轻男人有一点发胖，留一头长发——在中国，这是艺术气质的明显标志。那男人安静地坐着，听我们的谈话。
胡晓梅说她自己是“夜猫子”。我们那天吃晚饭的时间已经不早了，而她的一天才刚刚开始；她的电台节目安排在11点直播。胡晓梅告诉我，她对美国文化很感兴趣，不过她并不会说英文。她喜欢雷蒙德·卡佛的故事，她读的是中文译本。（“可以从这么个微小的细节里展开这么多的故事！”）在饭店里，胡晓梅讲述了她来到这个一夜之城的故事。
她在江西的一个小镇长大，那儿以开采煤矿著称。她的父母是初级的采矿工程师。他们的生活不算贫穷，但赚的钱也不多。她从小就想离开那个地方。“我是个很内向的人。我习惯自己跟自己说话，还想象自己是在做电台节目。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真有机会做电台节目，我会有很多东西想要说。”
1992年，胡晓梅20岁，移居了深圳。她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矿泉水厂干活，那时候她每月的工资是70美元。晚上，她经常收听电台的热线电话节目；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节目逐渐在全中国风行。有一天晚上，她终于打进了热线电话。她没有像绝大多数打电话的人那样，是要征求别人的建议，她只是想和听众说话，说自己那个要成为电台主播的梦想。她是个很善于讲话的人，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后，她留下了自己的工作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打过电话的第二周，就收到了好几摞的信件，还接到了100多个电话。”胡晓梅回忆道：“不过那家矿泉水厂把我开除了，因为我偷用了公家的电话。所以我失业了。我把所有的信件捆成一堆，拿着它们去了电台。电台的人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像成为这个热线电话节目的主播。他们说我年纪太小了。那年我只有20岁，也没有任何相关经验。不过，其中一个电台的长官决定给我一个机会试试。当时我跟他说，我只有20岁，还不了解很多事情，但是很多听众却都跟我一样，所以可能我能够了解他们，能和他们沟通。”
她记得她第一次上电台节目的日子：1992年12月22日。不到8年之后，“夜空不寂寞”成了深圳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胡晓梅本人最近刚出版了一本书。她说，每晚听了那么多的故事，这个节目让她逐渐成熟了起来。她认为深圳对女人来说，是个特别不容易的地方。这儿的离婚率要比内陆高，生活也没那么稳定。“这儿的压力更大，因为拥有了自由。”胡晓梅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很重要，也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私人生活。这跟内陆的情况很不一样，在那儿，你的父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这儿你拥有了自由，但正是这种自由带给你压力。”
她提到自己的婚期，说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她结婚算晚了。她打算明年结婚，到时候她就30岁了。她提到结婚的事以后，我就问起了关于她未婚夫的问题，这时她忽然沉默了下来。“他喜欢写作。”过了一会，她温柔地说：“他现在可能还不算成功，不过他是一心一意地做这件事的。我觉得这就够了。我们关心彼此。”她又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
“我不喜欢用这个社会的标准来作为我自己的标准。我曾经和一个很有钱的人拍拖，他是深圳的一个大开发商。他关心的事情只有他的生意。有一次，他在一栋新楼前安了几只巨大的石狮子，然后用80万元的价钱卖给人家；本来那些石狮子就值20万元。用四倍的价格把一个东西卖出去，这就算得上成功了吗？”
她点上了另一根薄荷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管怎么说，”胡晓梅说道：“他也不喜欢有些人知道他，只是因为他是‘胡晓梅的男朋友’。”
过了一年，当我再次经过深圳的时候，我和胡晓梅又吃了一顿晚饭。我们是打电话约的，当时她跟我说，她会带着新婚的老公赴晚餐。
我走进餐厅，看见一个男人陪伴着她——那个人稍稍有点发胖，留一头长发，就是第一次采访时陪她来的那一个。胡晓梅看着我，有些羞涩地笑了，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想告诉你我和他的关系。”
1999年冬天，艾米莉经常打电话和写信给我。圣诞节前，她寄了一些她工厂的样品给我，是一些白、蓝、粉红颜色的塑料珠子做成的手镯，装在密封的袋子里。艾米莉说，我可以送给美国的姐姐。
不过，她的来信则要阴暗得多：“我恐怕不能再写信给你了，最近我的睡眠很差，常常头痛。”
她埋怨工作每天都是例行公事，让人麻木。她也担心自己的不快乐会让朱云峰伤心。她在信里写道：“坦白说，我的男朋友很聪明，对我也很好。他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从这种莫名的消沉情绪中恢复过来。我正在努力。”
艾米莉总是对自己很苛刻。我写了一些涪陵教书时候的事，其中有些是关于艾米莉她们班的，我把那些文章发给了艾米莉。她回信说：
要谈到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个最难以说清楚的话题。你似乎比我的大多数朋友要更为了解我。在那些朋友眼中，我只是一个温柔可亲的女孩。不过，对于自己是不是你笔下的那个品格高尚的人，我尚没有什么自信。是的，我喜欢独来独往。不过我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不擅于和别人交往；我不会分享他们的欢乐、悲伤，也不会彼此关怀。
我做老师的时候，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些最优秀的女生常常会被一种孤独感所困扰，而男生中基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数情况下，男生都没有女生那么成熟，即使是最为出色的男学生，也喜欢和别人一起胡闹和开一些粗俗的玩笑。像威利这样的学生毕业之后会迅速成长，然而很多女学生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很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了。
在我当初教书的地方，英语系大一最优秀的学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她和同龄人格格不入。亚当教过她一些课，她常常在课后去找亚当交谈，锻炼她的英语能力。那一年暑假，她回到了家乡，从一栋桥上跳了下去。亚当和我对她的死所知不多；她班上也没有一个和她亲近一些的同学。在中国，女性比男性自杀的数量更多，而自杀女性占女性人口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这个数据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都要高。很多这样的自杀案例发生在农村地区一些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女性身上。她们并不属于贫穷的人；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原因，大概是她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瞥见了更美好的生活，那种无法实现的梦想让她们绝望。
艾米莉读书的时候，她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她。尽管她自己常常有一种孤独感，但她却是受人欢迎的。不过，她去了深圳以后，我就有些为她担心。2000年初，她已经变得满腹怨言了。有一阵子，她跟我说想和朱云峰一起做生意，卖车床车削，不过由于要很多的投资，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她觉得自己被工厂和宿舍之间的生活困住了。她在一封信里告诉我说，她如今每个月挣230美元，是刚工作时工资的一倍。不过，收入的增长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我不喜欢我的工作。我有时候会头疼，工作时常常犯错误。虽然我的工资一直在涨，但我对这份工作已经失去兴趣了……
你知道有哪些工作既有趣、又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的吗？我想找一份这样的工作。
我每次到深圳去，都尽量在关内和关外都呆一段时间。围墙的建立是一种政治上的分界，不过它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分野：一旦你跨过关卡，就会发现人们谈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关外的世界里，艾米莉和其他工厂的工人们常常说起胡晓梅，不过深圳市区内的那些中产阶级和上流人士却极少会提起那个电台节目。他们中的好些人跟我说，有个叫缪永的小说家更为精妙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她引起了政府审查官员的注意，最近出版的书大多都被禁了。
我给那个作家打了电话，她说我们可以在市中心一栋高层建筑的西式咖啡厅里见面，那家咖啡馆很流行，而且离她家很近。她今年29岁，还没有结婚。她总是不停地抽着卡普尔薄荷烟。她个子娇小，留一头中长的黑发，眼睛和嘴唇化了浓妆。她告诉我，她喜欢看亨利·米勒小说的中文译本（“他的书也被禁了呢。”）。
缪永在中国的西面——甘肃省长大。她的父母是医生，1960年代中共进行开发西部的运动，她的父母就从东部沿海地区发配到了甘肃。缪永在甘肃上了一所教育学院，毕业以后就搬到了深圳，找了一份当秘书的工作，业余写些小说。199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名字叫做《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本书很快上了畅销书榜。书中故事以深圳为背景，主角是一个移民到深圳的女人，书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从一个普通女秘书逐渐变成有钱港商的情人，一度过着极为奢华的生活，最后却和港商分道扬镳。这本书卖出7万本以后，就被当局禁售，主要是因为里面出现了关于毒品、赌博和性滥交的描写。如同许多在中国国内被禁的书一样，这本书的被禁反而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书的销量也直线上升——不过此时所有的售书都是盗版货。在深圳市中心的街头和人行天桥上，小贩们出售这些书籍的黑市版。在证券交易所门口的人行道上，我看到一个街头小贩正在卖《我的生活与你无关》，这本书就放在《我的奋斗》（希特勒）的翻译版旁边。
“我所说的‘你’，指的是这个社会。”当我问起缪永这本书的标题时，她这么告诉我。“我的意思是，我的生活应该由我来掌控，别人无权干涉。”她解释道，物质主义是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关键力量。“每件事情都和钱有关；每个人想的第一件事都是钱。在深圳，这总是变成一个交换的问题：你可以用爱换钱，用性换钱，用各种感情来换钱。”
虽然这本书被禁了，但作者缪永却因为它而致富。这本书的版税付清了以后，缪永就把她的小说删去了敏感的内容，然后改编成一个电视连续剧，这个连续剧很快就流行起来。为了让连续剧更好地通过审查，她把书名“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改了，改成看起来更积极一点的标题：“这里没有冬季”。最近，她正在写其他的电影和电视剧剧本。她打算写下一本小说，这次小说的背景设置会更加小心，她不会再指出故事是发生在深圳或其他什么具体的地方。她认为，自己的第一本书之所以被禁，是因为官员们担心小说给这座试验城市带来了不好的名声。
这本书的腰封上有作者的个人简介，上面的第一句话写的就是缪永的血型。缪永和中国许多时髦的年轻人一样，相信血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缪永告诉我，深圳这座城市让她最感兴趣的一点是个人主义：“过去，中国的集体主义观念很强。所有事情都是群体思维的。但现在，在深圳这样的地方，你完全可以自主决定你到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缪永的血型是O。当我问起她深圳那些臭名昭著的舞女酒吧时，她向我介绍了她最近的男友。这个男人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非常勇敢地陪我去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机构；在那些地方，男人们只要花上几百块钱，就可以租一间包间唱卡拉OK，叫来穿着迷你裙的年轻小姐们陪着聊天、喝酒，并把水果放进小姐们的嘴里。
艾米莉不喜欢这本小说。我给了她一本《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后来她告诉我说，这本书是为那些生活在关内市中心的“白领”阶层所写的。对于艾米莉而言，书中的世界和她的深圳根本不是一回事。艾米莉说，小说的女主人公没有灵魂，她关心的只是钱，从一个男人的床上跑到另一个男人的床上。“太混乱了。”艾米莉说：“你必须能掌控自己这方面的生活。”
艾米莉的评价与胡晓梅如出一辙。胡晓梅很坦率地对我说，她不喜欢缪永写的书，她觉得书中的故事是不道德的。而小说家缪永同样很不喜欢女主播胡晓梅。在这位小说家看来，只有那些住在工厂宿舍、只受过一点教育的女人，才会对胡晓梅的电台节目感兴趣。虽然这两个女人有很多相似点，至少她们都是年轻而独立的女性，也都抓住了这个新兴城市的灵魂；不过显而易见，她们俩之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座一夜之城里，她们各自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艾米莉认为自己是属于工厂领域的人。她生活在关外，住在宿舍里，工厂的日程控制着她的生活。深圳的自由让她反感，但同时也吸引着她。虽然她不能清晰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但她还是常常谈论道德的话题。有一次，她告诉我说，她看了一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的情节让她非常困扰，因为女主角和很多男的上了床。但当我问她，如何看待深圳的开放和她家乡的闭塞，她说这个新城是一个进步的表现。“这儿的一切都比过去要好，”她说：“不过，我们不应该越过一些界限。”
“什么样的界限？”
“和道德有关的。”
我问艾米莉，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一手托着腮，专注地思索了好一会儿。“就是那些传统的道德观，”她说：“好比两个人结婚了，就应该对彼此忠诚。”
我们说起了那本畅销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我问艾米莉，她觉得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观源自哪里。“很多人说，这种观念是改革开放以后从西方传过来的。”她说：“我觉得这话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的。很多深圳人觉得，西方国家更加先进，而中国的传统观念很落后。”不过，在艾米莉看来，这本书的叙事逻辑太灰暗了。“这本书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深圳这所新城根本没有灵魂。书中的每一个角色生活都是一团糟，他们无法找到内心的平静。”
过完了农历新年，2月份的时候艾米莉和朱云峰开始了同居生活。他们在离深圳关口20里左右的地方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那地方离朱云峰上班的工厂很近。由于他们住的那栋楼房造的时候太匆忙，水泥建的楼梯到处都是裂缝，不过他们住的房子还过得去，厨房里也有一些基本设备。从艾米莉来到深圳后，这地方成为了她第一个不称之为“宿舍”的家。
还有另外一对四川籍的情侣住在他们那一套居室里。两对情侣各住一间房间，客厅则共用。客厅里有一台彩电，一架VCD机，一张小茶几，还有一张做沙发用的床。有一间房间里挂着张海报，上面是一对没穿上衣的外国男女亲热的画面。海报是上一个租客留下的，大家都懒得把它撕下来。在中国，这种照片很常见；只要拍摄的对象是外国人，人们似乎就没有觉得受到冒犯，反而会感到一种浪漫的情怀。
艾米莉没告诉父母租房子的事情。平时上班的时候，她仍然住在宿舍里；到了周末，她就和朱云峰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有一天，艾米莉的妈妈和她打电话的时候，直截了当地问她，是不是和男朋友住在一起。“我什么话也没说。她从我的沉默里知道，我们是同居了。”从那以后，妈妈和女儿再也没有说过这个话题。
朱云峰又获得了一次升职，如今他每个月赚360美元。加上艾米莉的工资，他们两个人一个月可以赚600美元，而每个月他们都能节省下来一半的钱。
4月里一个工作日的晚上，艾米莉第一次违反了工厂的宵禁。她下班以后就离开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才回到工厂。工厂老板把她叫到了办公室。
“他问我昨晚几点回来的。”艾米莉后来告诉我。“他这人就是这样，说话总是拐弯抹角的。他不是问我昨晚回来了没有，他只是问我几点回来的。”我对他说：“我今天早上回来的。”我没有找借口骗他，也没有做任何解释。他不知道该跟我说什么；我觉得他听了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是表现得很生气呢还是大笑两声。他直直地瞪着我，最后他终于走开了。
几周后，工厂里的另一个年轻女人开始违反宵禁的规定。
不久以后，工厂老板把生产线上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工叫到自己身边，任命她为“私人秘书”。那个女工来自湖南，只有18岁。艾米莉告诉那个女工要小心她的老板，还把老板那些风流逸事都告诉了她。最后，工厂老板把艾米莉找来，为此事和她对质。起初，他还是拐弯抹角地说话，问艾米莉说其他人都怎么评论他。这一招并不管用，于是他进入了正题。
“你是不是跟其他工人说，我很好色？”老板问道。
艾米莉回答：“对啊。”
老板干笑两声，假装在开玩笑；不过事实已经很明显，他不想再让艾米莉留在自己身边了。艾米莉利用空余的时间开始找工作，不久，她在一家托儿所找到了一份老师的工作。那家托儿所还是在关外，不过那儿没有台湾老板，没有工厂宿舍，也不用上夜班。艾米莉会在托儿所里教英文。
6月，她辞了职。工厂老板批评了她。“你变了。”老板说：“你曾经是个温顺的女孩。自从你找了个男朋友以后，你就变了个人。”
“我没有变。”艾米莉说：“我只是认清了你这个人。”
那一年夏天，深圳就要20岁了。这座城市在1980年8月被指定为“经济特区”，如今它的发展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中国正在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这意味着，对深圳工厂的一些税收减免政策要结束了。而中央政府里总是不缺反对经济特区的声音，有好些手握大权的官员认为，特区的特殊优惠带来了贪污行贿的现象。2000年，深圳副市长由于涉及一宗房产诈骗案而被捕。
深圳当地的经济仍然蓬勃发展，不过近年来发展速度有些放缓。过去，一些亚洲国家如南韩、台湾，都曾经发展过类似的“特区”或“特别城市”，一般以出口加工业闻名。这些地方自有一套发展的规律：起初，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兴起，随后大量的工厂迁至内陆，因为内陆的工资水平更低。最终，这些地方转变为高科技工业区，昔日“国家经济引擎”的地位不再。从规划之初，这些城市就注定是兴旺一时、随后衰落，就如同只盛开一回就凋谢的鲜花。
不过，深圳的试验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影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在深圳20周年生日之前，我去了当地，针对这座一夜之城的历史和文化，访问了一些市民。他们是这么回答的：
“深圳人很勇敢。中国人通常会对新事物怀有疑惧，但深圳人可不是这样。他们愿意去尝试新事物，也愿意冒险。”
“深圳是个没文化的地方。这儿的人只关心钱。”
“这儿的年轻人都很乐观积极，不过中年人就显得有些消极的样子。这是座属于年轻人的城市。”
“深圳和美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美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遇，深圳也是这样。在深圳，你会有拥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人们不会对你的私生活指指点点。我来到这儿以后，就觉得整个人像被解放了一样，过得很开心。如果我还留在内地，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婚。”
“人们说深圳像美国的西部，不过这话并不是很准确。美国的西部原来只是缺乏人力去开发，后来它发展兴旺起来的原因是由于铁路的缘故。深圳的成功则是因为政治上的因素，全是邓小平的关系。如果当时邓小平是希望云南做”经济特区“，那么云南也会一下子发达起来的。”
“我跟深圳一样，也是个试验对象。你看我年纪这么小，就自己挣钱生活了！”
“在深圳，没人在意你的过往和你的背景。人们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的能力如何。你能做到吗？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我去过好些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一个像深圳一样，给我如此分裂的感觉。围墙分割了工厂的世界，而社会阶层的划分甚至更为鲜明。不同年代的人几乎没有交集，这儿大部分人的父母都留在了内陆。艾米莉和其他居民一样，常常说起“白领”和“蓝领”阶层的区别（她认为自己属于“蓝领”）。胡晓梅是“蓝领”女性中的佼佼者，缪永则属于“白领”。这是个由一个政党所控制的国家，在深圳这个城市，却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族群；在短短20年内社会能变得如此隔阂，是个令人惊叹的现象。
不过，好些隔阂之处就如同深圳的围墙一样，是人为造成的，实质却不乏共通之处。改革开放带来了整个社会阶层的改变，社会呈现一种上升的流动趋势，然而整个制度仍然让人感觉是未完备的。甚至在美国这样以“平等主义”著称的地方，仍然会有老式的家庭和学校，也会有人选择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如今的新环境下，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很难去定义个人的教育程度、经验和决断力如何与成功挂钩；“成功”目前仍然是一个含糊的概念。骗子们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最是如鱼得水，甚至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城市，也有相当数量专门卖假身份证的人。在深圳，这种特殊的交易成了产业链的一部分。艾米莉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负责处理工人入职登记的事宜；她告诉我说很多工人用的身份证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在当地的一家沃尔玛门前，小贩们叫卖着假的大学文凭，价格不到100美元。一个在深圳卖假身份证的商贩告诉我，他在过去5年用过5个不同的名字。
这个城市看上去有着极强的计划性，一切都井井有条的样子：千篇一律的宿舍和流水线，隔开关内关外的城墙，社会阶层的分裂……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来到这儿的人觉得自己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这座一夜之城意味着很多的机遇，然而很多外来的人离开家乡还有别的原因——他们都是不安分的人。（就像艾米莉说的那样：“心里有些什么东西在召唤。”）
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到深圳，可能先到工厂打工，做一些廉价的珠宝；几个月以后再换一份工作。另外一个外来的女工顶替了她原来的工作，表面上看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工厂仍然不断地生产着廉价首饰。不过，你完全没有办法凭此想象，一个人的思想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是如何改变的。
同样，你也很难判断，究竟20年的历史对这座城市有何意义。20周年那一天越来越近了，当局几乎没有任何庆祝或纪念的意思，领导们没有要审阅部队，工人们也没有假期。中央政治局里没有一个官员出来为此发表讲话。据报道，来自中共内部的指令是，官员们要尽量淡化深圳20周年的事情。
到了20周年那一天，《深圳特区报》推出了报纸的珍藏版。头版头条的标题用粗大的字体写着：
“无尽关怀，伟大实验”
珍藏版的第一页有邓小平题写的毛笔字，还有江泽民一篇很长的公告。江泽民形容深圳是“过去20年来中国推行历史性改革的缩影”。在街上的报纸摊上，我拿起了两本很流行的女性越月刊。杂志封面上的那些标题压根儿没有提到20周年的事：
100个深圳女企业家创业的故事
初恋的结束
为何人们要在结婚前同居？
为何她们要选择坠胎？
一个老男人的陷阱
一夜新娘
访问深圳女企业家的故事
我不是一个女人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朱云峰回家时非常沮丧，他那一天的工作很不顺心。那天下午，他手下的一个工人出了事故。为了一件新产品的订单，工厂的工人们正在超时工作，这时候最容易出事故了。那件新产品是铝合金热水瓶。工人的伤势不是很严重，不过朱云峰还是跟艾米莉说，他想一个人呆一会儿。
我在深圳的时候，朱云峰有时会跟我说说他工厂的事情，也会问问北京的生活，不过多数的时间他都不会加入我和艾米莉的谈话。在中国，一个年轻女人要是有男友之外的男性友人，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但朱云峰对我的出现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是个冷静沉稳的男人；很多中国男人对女友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会表现得很霸道，但朱云峰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个外国人，也是艾米莉以前的老师，大概这两点也和我们得以保持友谊有关。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是特殊的，以后应该会越来越少地听到艾米莉的消息了。我和女学生们的交往都有这样的规律：她们一旦结了婚，就会有一段时期，不怎么和我联络了。一旦她们的生活安定下来——通常都是有了小孩以后，她们会再和我联系上。
我在深圳的最后一天晚上，艾米莉和我把朱云峰留在了家里。我们爬上了一座山，山上有个公园，可以看到下面的整个镇子。这就是个工厂区的定居点，规模不大，这种地方在深圳关外很常见：一栋栋商铺和住房，挤在群山之间尘土飞扬的路上；而在两条主干道旁边，工厂和宿舍林立。好些当地的企业生产的是鞋子和衣服；还有一家做电脑配件的工厂近期起了一场大火，烧掉了整个顶层。工厂的白色外墙留下了被烟熏黑的痕迹。艾米莉说那场大火中没有人受伤，不过路那边的另一家工厂几年前有一场大火，就烧死了几个工人。那家工厂生产的产品是塑料做的圣诞装饰和草地上用的塑料桌椅。
两个星期以后，艾米莉就会开始她的教师生涯。她担心自己这两年在首饰厂里干活，英语已经有所退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管住那些孩子。不过她很喜欢那间托儿所的环境，每次谈起她的新工作时，艾米莉都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她现在把头发剪得很短，额头上的刘海用塑料发夹别了起来。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式样简单的项链，那是朱云峰送给她的，链坠是一块玉做的龙。艾米莉是龙年出生的。
那天晚上天气温暖，夜空清朗，明亮的群星闪烁。我们站在山顶，高高俯视着山下的景致：一列列低矮的宿舍，在这宵禁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每个窗户仍然透着光亮。那是11点刚过。我想知道每个房间里住了多少人，又有多少间房里的人正收听着电台的节目。那晚艾米莉带了她的老式收音机，我们就坐在山顶，听着“夜空不寂寞”。收音机的音量调控键坏了，胡晓梅的声音伴着些微的杂音，在夜空里飘荡。我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第一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边说边哭了起来，她为自己对待前男友的态度感到后悔，那个男人如今离开了她。胡晓梅告诉她，这个经历对她来说是件好事，要是下次在恋爱中再碰到同样的问题，她就知道该怎么办了。第二个打进热线电话的人说他想念他高中的女友，如今那个女孩与他相隔两地，在另外一座城市工作。“这儿没有女孩向你微笑吗？”胡晓梅问他。第三个人很伤心沮丧，她的男朋友最近跟她说，想分开一段时间；那个男人非常好，即使明知道她说得不对，也会听她的话。胡晓梅说：“如果你都错了，那个男人仍然听你的话，那么他就是有什么毛病。”
山下，工厂的灯光一排排地熄灭了。有时候，一层楼的窗户忽然全都黑了下来，或者一整栋楼的灯光一瞬间消失不见。从来没有一盏灯独自点亮。那些房间里的工人控制不了电灯开关，所有事情必须按照工厂的规定；宵禁时间一到，灯就全部熄灭。
最后一个打电话的人是个女的，她和一个男人同居了好几年，但她背着男朋友不断地有出轨行为。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她的男友经济条件优裕，有一份很好的职业，生活习惯也很好。胡晓梅逼问她为什么做出这些不忠于男友的举动，她就反问这个主播是否看过缪永的小说。
“我不喜欢那本书。”胡晓梅直截了当地回答。“你不能按照那本小说去过自己的生活。问题是，你没有自己的原则吗？”
艾米莉看看我，咧嘴笑了。“夜空不寂寞”深夜12点结束，伴着杂音，收音机里传出了一连串的广告。山下最后几间工厂的灯光也熄灭了。一切陷入了黑暗之中。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静静地坐着。我想起了艾米莉好些天前说过的话。那时候她尝试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深圳这样的城市的改变。“在原来的社会里，人们过着群居的生活。”她说：“最后，这些群体分裂成一个个家庭；如今又继续分裂，变成了许多不同的个人。最后，生活就成了一个人的事情了。”
她停了一会儿，看起来不太开心。“如果你能找到某种完美的社会主义之路，这对社会发展来说当然是最好的。”她说。“然而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只是一个美好的空想罢了。”
当时我问她，是不是想离开深圳了。她摇了摇头。在她看来，孤立的处境也有一些好处，它强迫人们做出自己的决定。“结果就是人们会有更多的能力。”她说：“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随后，就会出现更多不同的想法。到时候，就不会出现‘所有人想法都一样’的问题了。”
我问她：“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变化？”
艾米莉沉默了。尽管我愿意相信一旦人们学会自立自主，整个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改进；但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今我还看到了深圳的断裂：高墙耸立的城市，高墙耸立的工厂，远离家乡、孤独生活的人们……我不知这一切，今后将会如何发展成一个融洽的社会整体。
我看看艾米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并不重要。自从她来到深圳以后，她找了一份工作，辞了职，又找了另外一份。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宵禁。她给一家工厂老板发过死亡恐吓信，还和自己的老板据理力争。她今年24岁，一切都挺好。她微笑着，回答我的问题：“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