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4日
那个夏天是天安门广场示威十周年。从五月下半月开始，国外报纸刊载了一系列纪念文章。我在局里把文章剪下来，将它们归类在T字母下：
茶叶
智库
天安门广场
贸易展
运输
周年纪念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中国人无法公开谈论的这个事件，很难给它命名。剪报时，我把外国媒体使用的名称做了一个非正式的列表：
天安门广场镇压
天安门广场屠杀
天安门广场取缔行动
对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的血腥镇压
六四镇压
对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血腥镇压
1989年6月4日军队对示威的镇压
天安门广场附近对学生抗议者的镇压
北京的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从1989年开始，政府控制的媒体很少承认这个事件。中国普通老百姓管它叫“六四”：6月4日。在外地，对事件的印象尤其模糊；我在涪陵生活时，我的几个好朋友认真地问我是否真有学生在镇压中死亡。在当年有很多市民走上街头的北京，对事件是否发生的问题没有任何错觉。人们清晰地记得具体的情景，但事件的全景仍是个谜。没人准确知道镇压是怎样进行的，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大部分外国媒体估计至少有数百人丧生。
已有充分信息证明，事件最广为使用的几个名字都是不太准确的。大部分伤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环绕城市的街道，特别是城西。镇压实际开始于6月3日晚上，而非4日。1989年，暴力在城市发生后，一位勇敢的中国记者通过国家媒体官方英文广播发布了一条消息：“这是北京国际广播。请牢记1989年6月3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了最悲剧的事件。几千人，其中大部分是无辜平民，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枪杀…”
十年后，大部分追悼仪式的时间都稍稍做了调整，地点也集中到广场上。尽管细节已经模糊，但基本的回忆与当年那名记者所希望做到的大致相仿。据说，他受到处罚，在外地接受了几年的再教育。
6月4日那天，我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轮流出发去天安门，看是否有纪念活动发生。我们错过了两起最显眼的示威——每起有一名参与者，各持续了几秒钟。一位中年男子打开了手写着标语的白伞：
记住学生运动
将国家财产分给人民
便衣警察迅速围过去将他带走，不过美联社的一位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刻。过了一会儿，一位男大学生向空中撒传单，并立即被捕。传单上写着反政府标语和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
我值下午晚些时候的班。广场本身已经被隔离起来——给某些目的提供了方便。为了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广场正在进行整修。不过，天安门——“上天平安之门”前面，仍有一块开放区域。那天阳光灿烂，外地游客们聊着天，与背景中的毛主席画像合影留念。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注意到人群中的一些人不像游客。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男子，许多人理着平头。他们穿的不怎么样：旧裤子，便宜夹克。他们看上去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看上去不像是玩得很高兴的样子——不笑、不拍照、不买纪念品。他们东走西逛，东张西望，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有时，一名男子会站在一群正在谈话的游客背后，似乎试图偷听对话。每隔一段时间，一名平头男子会溜达到另一名平头男子跟前，说了句什么，然后溜达着离开。有几个人手里拿着卷着的报纸。我看见一名男子举起报纸，拿到脸旁边，对着报纸说话。我处于好奇，走过他身边，偷看了一眼。在卷着的报纸里，我瞥见了黑色塑料——对讲机。
我看着便衣警察们忙活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是唯一可见的周年纪念了。然后，我骑车去雅宝路的穆斯林饺子馆，准备早点吃晚饭。我吃饭时，一个蹬三轮的师傅停下车子，问我是否可以和我共用在街边的餐桌，这样他吃饭时可以盯着三轮车。他点了一瓶白酒和一碗花生。他用醋泡着花生，边喝酒边吃。他喝酒很快，不过从脸上看不出来。他露着的双腿粗糙多节，好像是从陈年硬木板上雕刻出来似的。
离晚饭时间还有点早，我们是仅有的顾客。饭馆老板——一位北京本地人——在旁边打盹，两条胳膊搭在脏桌面上。三轮车师傅告诉我，他夏天一天能挣10美元以上。他是满族，他为此骄傲。他告诉我满族是怎样建立清朝、统治中国将近300年的。满族是尚武的民族，汉族没法相比；清朝皇帝都得练武。当满族人可真是牛极了。
吃完花生后，三轮车师傅叫醒老板，要了一大碗饺子。和花生一样，他把饺子也浸到醋里。很长时间里，我从没见过这么能吃的人。出于好奇，我问他那天的日期。他不知道，于是他去问饭馆老板。
“六四，”老板立刻回答。他两个手指交叉在一起，形成汉字“十”。他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十周年。”
在雅宝路，我学会了从波拉特那里获取消息。他似乎认得这一区的每一个人，他的人脉交际可真厉害。7月初的时候，喜力啤酒在这儿的公园赞助了一场外国音乐节，波拉特拿了一堆工人的通行证。在表演爵士乐的舞台前，我们六个人站在舞台周围，整个北京都找不到这样一群更不像样的维修工了：一个美国剪报员、两个维族中间商，一个中国服装商，还有两个中国人是在工人体育馆做保安的。通过带保安们来听爵士乐，波拉特以后可以免费观看任何一场工人体育馆的足球比赛。
通常，波拉特和我会呆在那家维族餐馆外面的平台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喝着从下水道里拿出来的啤酒，观察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如果有个商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就会问波拉特这个人是谁，而他通常都知道这个人的事情：他来自哪个遥远的国度，他在买卖哪些匪夷所思的商品。如果出现了他不认识的人，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事。那个留胡子的阿富汗人是个谜，有流言说他贩卖珠宝和鸦片，但波拉特不能确定流言的真假。那群北朝鲜人是另外一个谜。他们的大使馆就在街道那边，是一座巨型的复合建筑，大门上贴满宣传照片：兴高采烈的朝鲜小朋友们在唱歌，金正日在接见快乐的民众。
偶尔，那几个北朝鲜的外交官员会从维族餐馆外面经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单独行动；他们总是几个人一起，穿着黑色西装，身体僵直，走在街上川流不息的小贩、批发商和妓女之间，显得格格不入。波拉特总是指着他们衣服上别的徽章给我看，那刻有金日成头像的徽章泄露了他们的身份；波拉特还能靠着他们的外交车辆牌照的编号，辨认出北朝鲜大使馆的专车（编号为133）。北朝鲜人开的是一辆中国制造的黑色奥迪，车窗都是黑漆漆的，根本看不见车里的样子。大使馆就更为神秘了——在那些宣传照片的后面，没有任何声息。那座大门永远是关闭的。
6月的一个晚上，我和波拉特在维族餐馆见面，兑换了几百美金。他叫了三瓶啤酒，这意味着他要在那儿消磨一段时间。晚上他一般会到餐馆里和人谈生意，那些现金交易商可以直接把车停到餐馆外面的人行道上。只要波拉特身上没有带超过4万美金，他都可以到车里做好一笔现金交易；不过如果是要谈更大的生意，他就会去附近一个朋友的办公室。他一次交易的最高金额是20万美金。
维族餐厅老板掀开下水道的井盖，拿出几瓶啤酒。我等到喝到第二瓶啤酒时，才把钱拿出来，放到桌子上。波拉特告诉我说，那天早上雅宝路上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8.86,但到下午的时候汇率就掉到了1：8.84。他出于客气，为我开出了1：8.85的汇率。如果去银行用美金换人民币，最高不会超过8.26——这是官方的汇率。中国的货币是不许兑换的，并且和美元挂钩；汇率从来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变，除非是在黑市交易上。一周以前，雅宝路上的现金交易商用9元人民币换1美金。
“这个星期汇率掉下来了，这是因为一个北京的大老板，他有一艘船的美金还没运到香港去，”波拉特解释道：“那些钱现在仍然在深圳，在它们运到香港之前，汇率是不会再往上涨的了。”
现金的黑市交易由一个奇异的体系操控着，那里面满是流言和传闻。我觉得那简直是不可理喻，但对于波拉特来说那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他常常为此向我做出长篇大论的解释，比如一个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地方如何开始打击一些跨境的贪污行为，让北京汇率的小数点受到了一点波及。我喜欢听这些故事，尤其是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站剪了一天的报纸以后。迈特·福尼是其中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他正在报道高通公司的事，这家公司尝试在中国建一个新的手机系统。有时候，完全是因为迈特的新闻，高通公司的股票一天之内就上下3到4点。那些传闻总是围绕着一些微妙的信号——公司合同透露的一点内容，或是政府发出的一份没有直接关系的声明。那些信号没有持续性可言，高通公司的股票整年都在发疯似地上上下下。如果自由撰稿的计划行不通，我觉得我可以靠这做一些交易：“一个剪报员和雅宝路现金交易谣言系统之间的内部通道”。
我们很快地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一个白种男人和一个亚洲女人在平台的另一边坐下了。那个女的看起来不像中国人，我问波拉特她是谁。
“她其实是个北朝鲜人，”他说：“她父母在朝鲜战争中成了孤儿。”他小心地选用了描述那场战争的名称——“朝鲜战争”，而非标准的中国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反抗美国、支持朝鲜的战争）。
“在那场战争以后，斯大林接收了好些那样的朝鲜孤儿。”波拉特解释道。“他把很多孤儿送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由当地人收养。这个女的父母也是那样，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长大，然后结合。这女人在那里出生的，现在来北京做生意。”
我问他这女人会不会说朝鲜语。
“他们全都不会说自己的语言了。”波拉克说：“他们现在和乌兹别克人没什么两样。”
我们又叫了两瓶啤酒。一辆黑色的奥迪从东面缓缓驶来，在路边停下。波拉特让我稍等片刻，然后拿起那个皮的钱夹子，钻进车里。车窗一片漆黑，而汽车的引擎一直还开着。当他回到我们的桌子旁坐下时，我感觉到了他衣服里渗出了空调的凉气。
“刚才那个人是雅宝路上最大的现金交易商之一。”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中国国航的飞机师，有时候会帮他把美金运到国外去。”
天色渐黑，我们叫了面条和烤羊肉吃。那个朝鲜族的乌兹别克女人和她的伙伴已经吃完了，他们付了账，一起离开。我心想，她的父母被送到乌兹别克去，不知道算不算一件好事。也许对她来说真是一件好事吧；不过雅宝路上的事情，谁又能肯定呢。
那个夏天，我决定去一个叫丹东的中国城市，做些调查。丹东和北朝鲜之间只相隔了一条鸭绿江。我想我可以在那个完全隔离的国家边界，找到一些写作的材料。当我告诉波拉特我的计划时，他笑了。他说，北朝鲜这个地方，让中国看起来很美好。
我在丹东的第三个晚上，凌晨两点在旅馆房间惊醒——房间里站着个小偷。这是一家属于中等水平的旅馆，10美元住1个晚上；而丹东则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国城市，如果不是刚好与北朝鲜一江之隔，这个地方是毫不起眼的。丹东宣称它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而鸭绿江江边全都是一排排租给游客用的望远镜。游客大多是中国人，他们希望透过望远镜，第一次看看外国的模样。望远镜旁边的标志承诺：“只需1元，就可出国！”而花上10块钱，就可以坐一会快艇，更近地看看对岸的北朝鲜人——在炎热的下午，他们常常在江边游泳。在适合结婚的良辰吉日，丹东的新人会依照传统租来一艘船，在结婚礼服外面套上救生衣，坐着船到北朝鲜人那边晃一圈。
在丹东会产生很多联想，这可能是我那天晚上忘了关窗户睡觉的原因。我的房间在二楼，我以为没人能闯进来；但我没有注意到有个一尺来宽的屋檐就在我的窗户下面。我也没有像以往旅行时那样，把我的腰包和护照放到枕头底下。我把它们和我的相机、钱包、采访本和两条短裤一起，就丢在梳妆台上。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小偷正在把所有东西揽到怀里。有那么一刻，我们俩谁也没动。
当你的生活穿行在两种语言之间，有那么一些时候，它们之间的界限会突然消失。在中国，我曾在半夜里被电话铃声惊醒，拿起听筒以后，我需要好一会儿才听懂对方说的话——那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旧友。偶尔我在用中文和别人交谈时，不知何故，一个无甚关系的英文单词会忽然跳到我脑海里。梦中穿插着中文和英文对我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我做过的最奇怪的梦，是梦见密苏里那些我认识的人，全都说着中文。当我从那些梦中醒来，我会躺在床上，漫想着我的潜意识是如何透过层层的语言和记忆浮现。我想如果发生一件突如其来的危急事情，我就知道在我潜意识的最深处到底是什么了。
在丹东，我从床上弹簧般地弹起，怒吼道：“草泥马！”小偷转身，向门口跑去，抱着我所有的东西。在第二次骂完这句脏话之前，我已经下了床。到第三句“草泥马”说出口时，我已经以最快速度奋力奔跑在旅店的走廊里。走廊里没有灯，只有一个个房间门口透出了幽暗的光。那个小偷也拼命跑着，但我渐渐和他拉近了距离；我们转了个弯，滑过廉价的瓦砖地板。我光着脚，除了一条四角短裤以外什么也没穿。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出口和一条楼梯，我就在那儿抓住了他。
我举起拳头，拼命往那人身上打。他并没有还手；他手里全是我的东西。每打他一下（“草泥马！”），就有些东西从他怀里掉出来。我打他一拳，我的相机掉出来了（“草泥马！”），再打他一下，我的腰包出来了（“草泥马！”）；再来一下，我的两条短裤飞到了半空（“草泥马！”）。钱包，采访本，护照——我让它们通通躺在地上。愤怒完全冲昏了我的头脑，我不停地打他，直到他怀里的全部东西都掉了出来。现在，他只想逃跑了；他跑回走廊，绝望地拉着每个门的把手：锁了，锁了，还是锁了。我追着他：怒吼，抓住了，用力打一顿。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房间，从那个房间洞开的窗户里，他在两层楼上跳了下去。
我差点就跟着他往下跳了。我一直跑到窗前，我的情绪拖着我的身体探到半空，一下子，我就清醒过来了。我往下看，那个小偷碰上了好运——在我们这层下面有个宽阔的平台。我住了嘴，这个夜晚立马就安静了下来。我听着那个小偷的脚步声拐过旅馆。他仍然拼命跑着。
当盛怒过去了以后，我感到了疼痛。在打斗之中，我把左手中指弄骨折了——肯定是在我一把拉过那个男人时弄断的。旅店里值夜班的经理陪我去了当地的医院，叫醒了那儿值班的医生。他打了个哈欠，砰一声把我的手指接回原位，然后给手指照了X光。指关节看起来还是弯曲的，于是那医生猛拉了一下我的手指，再次把它接回去。这回那个照X光的机器出了问题，医生叫我明天早上再过来，说到时就会有操作X光机的技术人员。旅店经理和我一起去了派出所报案。我昏头昏脑地回答了警察的问题，又填了一些表格；我的中文对话能力好像一下子退步了很多。清晨五点，我终于回到了床上。我睡得很不踏实。
几个小时以后，旅馆的老板来了，陪我回医院去。老板是个帅气的男人，他的头发打了很多啫喱，油光滑亮地贴在前额上。他穿着一件全新的白衬衣，一条烫得笔直的男裤。他再三为昨晚的盗窃案向我道歉，并向我介绍了他自己。
“我的名字叫李鹏。”他说。
我以为我听错了：“李什么？”
“李鹏。”
“跟前总理的名字一样？”
“是的。”他说。那个男人无奈地笑笑，我想我并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1989年的夏天，是李鹏正式宣布了官方的戒严令，很多一般的中国人会把他和那次镇压事件联系起来。后来，据香港的报纸报道，愤怒的北京市民纷纷打电话并恐吓了二十个叫李鹏的北京居民。
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改了名字。十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流行讲关于李鹏的笑话。
“你喜欢李鹏吗？”我问那个旅馆老板。
“NO。”他说，故意用英语加重语气。他显然不想说这个话题。他问我关于昨晚盗窃案的事。
我已经把我记得的所有关于那个小偷的东西，都告诉了警察：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他在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比我矮。如果他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不会认得他。
这种含糊不清的描述让警察感到困惑：你怎么可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弄断了手指，然后对他毫无印象？我自己也感到困惑。我记得追他的种种细节：不知为什么，那条黑暗的走廊、那一扇扇透着光的门，留给我的印象最为鲜明。我也可以回忆起那条楼梯口，我的相机弹到空中，还有那扇洞开的窗户。我还能听见我大叫着的那个词在旅馆里回响。我最难以忘怀的是那种盛怒的感觉，一想起来还是感到不安。然而那个小偷本身我却记不起来了。李鹏皱起了眉头。
“那是个小孩吗？”他问我。
“不是。”我说：“不是个小孩。”
“那你怎么轻易就抓住了他？”
“我不知道。”
“你们美国有小偷吗？”
我告诉李鹏美国也有小偷，但他们带着枪，你不会去追赶他们。
“在中国，大多数小偷随身带着刀，”他沉思着，说道：“不带刀的算哪门子小偷呢？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小孩。”
“他不是个小孩。这点我可以确定。”
“那他怎么不还手呢？你怎么那么轻易就抓住了他？”李鹏的声音听起来简直像是失望了。
“我不知道。”我说。
警察对我的问话也是大同小异，我开始感到厌烦了。当我们重新回顾昨晚的事件时，局促不安的感觉层层传了出来：首先，他们对一个外国人在这座城市里遭遇偷窃事件感到羞愧。接着，在承认了这个不幸的事实以后，这个外国人抓住了小偷的事实，让他们感到更为羞愧。除非是一个特别蠢的小偷，才会在凌晨两点被一个外国人追打；所以这个小偷必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警察们提出了种种可能。他肯定是喝醉了；或者是个残疾人；或者是个特别穷的外来移民。警察们强调，丹东是个现代化的、有秩序的都市，旅游业正在蓬勃发展。外国人半夜醒来发现有个小偷在他的房间里——丹东可不是这样的地方。
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另一个可能：这个男人是北朝鲜的难民。警察向我保证，这个边境地区没什么难民，因为河对岸的城市新义州，并不像北朝鲜的其他地方那么穷困。据在新义州有亲戚的一些丹东居民说，新义州的人一天吃两顿饭。然而在更远的东边，在饥荒和愚昧的经济政策双重打击下，据估计每年有7万北朝鲜人逃亡到中国来。很可能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来了丹东。这种可能性困扰着我：如果说当地人希望那个小偷是残疾人，我却希望他强壮得不得了。我希望他是个经验老道的小偷，聪明狡猾，跑得很快——总之是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我希望他是个中国人，而不是一个北朝鲜人。当我想到我可能狠狠地揍了一个挨饿的人一顿，我就感到非常不安。
李鹏和我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想到了一个另外的可能性。
“可能他是个吃白粉的——所以他体质虚弱。这样就说得通了。”
“这儿有很多吸毒的人吗？”我问道。
“啊，没有。”李鹏马上回答：“我想丹东没有什么吸毒的人。”
市里最主要的风景胜地是鸭绿江上的断桥，这座桥曾经连接着丹东和新义州。1950年11月，朝鲜内战的第一年，当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向中国边境紧逼过来时，美军的炮弹炸毁了大半座桥。1993年，在修复了一半的桥身以后，中国把它向游人开放。游客们可以沿着桥走，看看爆炸以后留下来的遗迹——那在河水中间消失不见的桥身，并花上一块钱，透过望远镜看看遥远的对岸。北朝鲜人没有修复属于他们的那半座桥。那一半空荡荡的桥架子横在鸭绿江上，一直延伸到对岸。
有一天早上，我站在属于中国的那半座桥上，问那个出租望远镜的人，对面的北朝鲜人在干什么。
“他们在游泳。”他说。
我给了他一块钱，透过窥视孔望过去。在遥远的对岸，站着一个漂亮的北朝鲜女孩，她穿着旧式的有裙摆的游泳衣，上面布满红白的条纹。当她走到河里时，身体不由得冷得颤抖起来。在她身后，一群小孩子围在一个大人周围，那个大人也许是个老师。我选了个淘气的小男孩，透过望远镜跟着他。他打了另一个男孩一拳，离开了人群乱跑，又向一个女孩扔沙子。老师在斥骂他。不远处站了个士兵，他背着一支步枪。望远镜的圆形镜头里装下了所有这些人，有那么一刻我迷失在这小小的世界里。这时出租望远镜的人问我我的国籍。我后退了一步，离开了镜头，然后回答了他的问题。
“如果美国和中国现在打仗，你觉得谁会赢？”
“我想美国和中国现在不会打仗了。”
“假设他们真的打起仗来，”他说：“你觉得谁会赢？”
“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看起来是时候问他生意怎样了。他说“还可以”；在出租望远镜的地方旁边，他还摆了个摄影摊，游客可以在那儿好好打扮一番，然后以身后的断桥为背景照张相。他们可以穿传统的朝鲜族服装或是全套的中国军装，那套军装还配有头盔和塑料做的步枪。
另一个小贩在桥上弄了个冷饮店，游客们可以在那儿买到“泰坦尼克号雪糕”吃，那个雪糕的包装上有李奥纳多和温斯莱特的照片。冷饮店的主人说，这座桥是国有的，私人商贩可以租一些地方，做望远镜或是小吃的生意。在那座桥旁边，我停下来和另一个为游客照相的摄影师聊天。“你觉得中国能加入世贸吗？”他问我。“四月的时候，朱镕基出访美国，所有报纸都说中国很快就会加入世贸了。但是在南斯拉夫轰炸事件后，形势好象不太妙。”
我们聊了一会儿。摄影师老是提起世贸。我问他为什么对此事这么感兴趣。“报纸上说，如果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就会有更多的外国游客到中国来。”他解释道：“当然，如果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也会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这儿来。这事会对我有影响的。”
我总是喜欢去丹东这样的小城市旅行，这些地方没什么外国人。当地人都急于和我说话。对他们来说，和一个美国人说会儿话，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和他们聊天，会让我联想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复杂关系。通常，人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说到曾经的战争与冲突，他们也全然相信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故意欺压中国。然而，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却友好得让人难以置信；并且他们总是热切地讨论着国际贸易关系的话题。
起初，这种矛盾的态度让我感到不解；我觉得始终有一天我会弄懂人们的真实想法的。然而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即使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截然相反的观点也可以同时存在。远方的一个爆炸事件可能引发人们的一种反应；和一个说中文的美国人交谈又可能激起另外一种想法。如同如今这片土地上的风景，是如此错综复杂。如果你来参观一座桥，它被美国人炸毁、由中国人重建，又出租给小商贩，让他们在桥上卖泰坦尼克号雪糕；那么当地人对外界的想法如此不合逻辑，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鸭绿江上的断桥座落在“丹东边境合作经济区”的尽头。当地人骄傲地称这儿为“开发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这个国家的角落以后，丹东步入了迅速发展的十年；开发区正展示了发展的成果。人们告诉我说，十年前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农民搭的棚屋和临时的小码头。现在这儿餐馆林立，有冷饮店、卡拉OK厅，还有一个叫“欧洲花园”的高级商场。
开发区东边的边界处有一个通往清代皇家猎苑的大门；还有一座新桥，桥对岸就是北朝鲜，桥上架着铁轨，能走火车和汽车。在这座桥和高级商场之间，有一间24小时营业的性病诊所，还有一个芬兰浴洗浴中心，这家按摩洗浴店外面的广告板上是一副巨型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裸着上身洗澡的外国女人。
在通往皇家猎苑的大门处，游客们可以追捕“野生的”云雀、白鸽、山鸡和兔子。这些动物都用绳子拴绑在地，游客们可以花上一块钱，用0.22口径的猎枪或一把弓箭射杀它们。花上三块钱，他们就可以任意射杀拴绑的兔子。游客们可以把杀死的动物拿去吃。
有一天下午，我看到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游客在那儿猎杀云雀。那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穿着时尚，男的喝得很醉的样子。他射得太偏，云雀们甚至都没有挣扎，拴绑的绳子一动不动。它们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这是我看过的最愁眉苦脸的云雀。
“我喝得太醉了，”这男人说：“你来射吧。”这人是在丹东长大的，现在带着女朋友回家乡来玩。
“我不想开枪，”她说：“它太响了。”
“拿着，”他说：“你来射。我太醉了，都没法看清目标。”
“我不愿意。”
“来吧。很容易的。”
这男人教他的女朋友把枪架在围栏上，这样就更容易瞄准了。猎苑老板通常是不允许这种行为的，因为这就不是打猎了；但他这次为女孩破了例。我站在旁边，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想着这与海明威的哪个故事接近。在海明威最精彩的故事里，总是有着枪、动物、女人和争吵的醉汉。和眼前的场景唯一的区别是，海明威故事里的动物从未被拴在地上。
终于，这男人说服了他的女朋友。女孩拿起那支0.22口径的步枪，猎苑的老板帮她把枪架到围栏上。她射了三发子弹，每次枪一响，她就大声尖叫，双手捂着耳朵。她全都射偏了。那些云雀看起来像睡着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此时的开发区灯火通明：餐馆、卡拉OK厅和洗浴中心外头，荧光灯和霓虹灯不停闪烁着。而在鸭绿江对面，北朝鲜的河岸一片漆黑。没有任何用电的迹象，也没有北朝鲜人晚上来游泳。
在丹东，我在鸭绿江附近呆了很久。我认识了两个开快艇的当地人，一天里好几回，他们会开船载我去看北朝鲜的河岸。我们会经过一些撞毁的游船，还有一些看起来是废弃了的工厂。在北朝鲜人下海游泳的沙滩上，有些小孩子们朝我们招手微笑。全副武装的士兵像块石头一样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盯着游泳的人们。他们看起来像拿着手枪的救生员。
中国和北朝鲜有良好的官方关系，但丹东的老百姓会说他们的邻居领导无方。每次我想深究一下这个问题，中国人就会耸耸肩。“没有意思。”他们说。即使是那个对世贸组织热情高涨的摄影师，当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去北朝鲜旅游时，他看起来也是一脸不耐烦。“我可以从他们那儿学些什么？”他问我。丹东人没有一个为他们邻居的贫穷或孤立状态感到不安，在共产主义盛行的前30年里，他们自己已经饱尝个中滋味。
对我来说，北朝鲜是一个悲剧；而这个国家竟然对外封闭了近半个世纪，简直是不可思议。船沿着河岸航行，我留意着那些小小的细节：一艘空空的游船，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个游泳的孩子。在我看来，每一眼都有重大的意义，就如丹东人觉得与我的简单交谈非比寻常。
不过，虽然中国人和我一样都望向对岸，我们的原因却不尽相同：我要看到里面去，他们想看到外面去。中国游客们纷纷涌向北朝鲜的河岸，只是因为这儿是他们离出国旅游最近的地方。
如果他们有钱，就可以越过边境。我住的旅馆有组织这样的旅行团，最低的价钱大概是200美金左右，不需要护照，只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对中国公民来说，去北朝鲜比去香港容易，香港在两年之前正式回归中国。中国政府在丹东边境有如此宽松的政策，因为他们确定任何跨过鸭绿江的人都是想要回来的。
每天早上，普通团和豪华团的旅客都会在我住的旅馆门口集中，准备出发前往北朝鲜；有一天早晨，我看到一个人向他们做了个简单的旅游介绍。他所说的东西，让我想起我随和平团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所听到的话。那个导游说，中国游客参观北朝鲜的纪念碑时，应该有尊重的态度，还有就是不要给那些正在劳作的人照相。中国游客要谨记：北朝鲜是骄傲的民族。此外，当经过非军事区时，要注意不能向另一边驻守的美国士兵喊“hello”。
“你会注意到，那儿并不像中国这么发达，”导游说：“你不能跟北朝鲜人说，他们需要改革开放；或者告诉他们要以中国为榜样。请记住，很多北朝鲜导游中文说得很好，你们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唯一一次要直接开战的冲突。这场战争从1950年6月开始，当时北朝鲜向南部进犯。美国与其它联合国的国家一起，很快对南韩进行援助；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一直打到了中国的边境。那一年10月，毛泽东开始号召“志愿军”去帮助北方的邻居。这场战打了三年，有5万4000名美军丧生。外国的历史学家估计中国的伤亡人数达到了90万之高。不过准确数字肯定是不得而知的，因为中国对历次战争的描述都是不可靠的。丹东当地的纪念馆宣称战争中死去的中国人只有1万1千人。
当我在鸭绿江的码头之间闲逛时，我曾告诉其中一个开快艇的船员，说我希望能与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人会面。那船员认识这样一个老兵，是他父亲的朋友，他约了那个老兵，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当我们在餐馆门口见面时，那个老人的双眼睁圆了。“我以为你说他是个从美国来的中国少数民族！”他大声说道，猛地转身就走。船员赶紧追上了老人，试着跟他说明白，安抚他的情绪。他们说了很久，终于回来了。我向老人解释道，我只是对历史感兴趣；我向他保证不会公开他的名字。最后他终于同意跟我们一起到餐馆里的包间就餐。
老人以前参加的是中国海军，在朝鲜战争中他并没有目睹什么直接的军事行动，当时他的部队被派往台湾海峡了。后来，在1964年的时候，他在台湾沿岸的一场战役中腿部受伤。他今年6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40年了。他走路时有些跛脚。打伤他的敌人是台湾人，但所用的枪是美国制造的。老兵把这个细节告诉我，并确认我明白无误地听懂了他的话。
我们叫了菜和当地的啤酒，过了一会儿老人开始放松下来。他问我那根包扎的手指是怎么回事，听完我的回答后要了摇头。“如今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把握的了。”他说：“比如说，一些退休老人就拿不到退休金。还有一个和从前不一样的地方，现在中国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有些人太富了，有些人又太穷。不像是毛泽东时代，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时候没有人犯罪。你在旅馆里被打劫的事情，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发生。”
我问他河对岸的情况是怎样的。
“当金日成在世的时候，他就像毛泽东一样，”他说：“他是个伟大的人，每个人都崇拜他。但是金日成的儿子并不像他父亲那么好。他太年轻，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没有经过战争的锻炼；他没有受过磨难。金日成小时候就参加了战争，所以他成了个伟大的人。”
一小时后以后，采访整个儿颠倒了过来。桌对面的老人不断向我发问：美国的工资水平怎样？美国人怎样看待中国？他们对北约轰炸事件有什么想法？
这老兵告诉我，他有个儿子，拿了大学毕业的文凭，却拒绝了一份很好的政府工作。那个年轻人去了一家私人企业，那儿给的工资更高，但他的职位不是铁饭碗。他已经26岁了，却还没结婚！他怎么想的？这是他在大学里向他的美国老师学来的吗？美国人觉得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比长期稳定的职业更重要吗？
我向老人解释，某种程度而言，他儿子的想法和美国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是相似的。老人不断地回到同样的话题上：一份政府工作是再好不过了；中国还需要一个毛泽东。他喝了很多酒，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并且大声抱怨起来。他骂着他的儿子，又嚷嚷说餐馆的服务太差。他说外国人来到丹东不应该遇到抢劫的事。
带我来的那个船员礼貌地提议说，我们该走了。那个老人忽然生气了。
“我不是每天都能有机会和外国人说话，”他提高嗓门说：“我不累。我只是要去一下洗手间。”他站起来，差点被椅子绊倒了；那个船员及时扶了他一把。一个女服务员走进房间，老人大声说：“买单！”
我已经付过账了，女服务员就向老人解释了一番。“我有钱！”老人嚷嚷：“让我来付钱！”那个船员试图扶着他往外走。“我来付钱！”老人又嚷嚷起来，手里挥舞着一叠人民币。
最后，我们把他拉出了门外，夜晚清凉的空气让他稍稍平静了一些。我向老人道谢，谢谢他来和我见面；老人和我握了手，一瘸一拐地向家走去。他不肯让我们送。
那个船员看着老人远去的身影，叹了口气。这个33岁的男人说：“很多老人看不懂中国现在的事情。”
我在丹东的最后一个下午，鸭绿江里满是中国人结婚的游船。有钱的新人雇了两层的大游船；一班人要的是小摩托艇。他们的仪式都是一样的：游船飞速地开到断桥下，停下来照些照片，然后沿着北朝鲜的河岸兜一圈。在救生衣底下，新娘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粉红或橙或紫；她们站在船头，像装饰的鲜花。这天天气炎热，北朝鲜人也在河里游泳。
一个名叫倪士超（音）的船员开船载我到河上，我们穿行在一队队结婚的游船之中。倪士超告诉我，今天是农历第6个月的第6天，是很吉祥的日子。不过总的来说，结婚的人比去年少了。
“人们觉得以9结尾的年份兆头不好。”他解释道：“我自己是不信，但很多人都信的。89年的时候，北京有一场暴动；79年的时候，是‘四人帮’的审判。69年是文化大革命。59年是你们美国人来炸了这座桥。”
他停了一下，思索了片刻，说：“噢不是，那是1950年的事情。总而言之，59年也发生了些不好的事情。”
那一年是毛泽东指挥的“大跃进”运动关键时期，但历史书上抹除了那一段灾难。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倪士超对近代发生的事情印象摇摆不清；他对审判四人帮的事情也记错了，事实上那是1980年才开始的。
“那1949年如何？”我问道。
“那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船在那座断桥的阴影里开着，船下是缓缓流淌的鸭绿江。“那一年不同。”他说：“那一年是好年，肯定的。”
从丹东出发，我向着日本海，沿着国界一直走。沿路经过的地方有轻微的污染情况，一辆辆汽车从白桦林中开过。我随身带着帐篷和睡袋，到了长白山就露营。这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现在里面满是湛蓝清冽的湖水，中朝的边界把湖水从中间切断，看起来像是一块破裂的蓝宝石。晚上南边吹来凛冽的风，我在帐篷里总是以为外面有脚步声。
当地人告诉我说，这儿的国界没有围起来。湖边是一圈的山脊，上面长满了青草，白天；我就沿着那儿一直走。走了半个小时后，我看到下面一片青绿之中有一点小小的白色。在走下山谷之前，我仔细地看了看周围：没有楼房，没有人。最近的城市也在几十公里之外，那一带都是崎岖不平的山地。我在中国呆了这么久，这儿是我所见过的最空旷的地方了。
那一块石头一面写着中文，另一面写着朝鲜文。我习惯看见的都是线状的边界——河流，栅栏；现在面对这空荡荡的旷野中孤立的石头，让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边界原来只是一个概念，在这无人的旷野上毫无意义可言。
我放下我的行李，向北朝鲜走了几步，然后把相机放在一块石头上，调好了拍照时间。在那张照片上，天空湛蓝，白云低低地挂在地平线上。我跪在那儿，影子落在那块标志边界的石头上。我的左手上缠着脏脏的白色绷带。背景的那些群山可以是任何国家的山。
（注：以上蓝色文字部分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