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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回忆录》一、我幼年的时代背景与献身革命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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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清光绪九年,1883年),那时中国与世界交通已达百年,因一切不图进步,故事事相形见绌。在我的幼年时期,中国正处于政治窳腐,军事失利,经济落后,外交无能的极度黑暗时代中。清廷黯于时势,当维新而不维新,有志之士咸认清廷即亡国之前导,救国之障碍,无不义愤填膺,期以改造清廷挽救国家为己任。但因主张不同,遂有保皇党(又称立宪党,维新党)与革命党(初称兴中会,继改组为同盟会)之分立门户。前者以康有为〔1〕先生为首,主张君主立宪〔2〕。后者以孙中山先生〔3〕为首,主张民主共和。

〔1〕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清光绪年间进士。中进士前,即屡次上书,聚徒讲学,希冀国家变法图强。中进士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设立学堂、报馆,鼓吹变法。1898年(即戊戌年),在清廷改革派翁同龢、徐致靖等人支持下,受到光绪皇帝召见,并由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促成百日维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史称“戊戌变法”,杀谭嗣同等六人,罢陈宝箴等职,康有为逃亡日本避难。此后即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主张帝制复辟。著作有《新学伪经考》、《戊戌奏稿》、《大同书》等。

〔2〕君主立宪:君主权力受宪法制约的政权组织形式。有二元制和议会制两种形式。二元制指君主与议会分掌政权;议会制指国家权力归议会,君主权力受限制,只承担礼仪形式的职责。

〔3〕孙中山(1866—1925):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在广东及港澳行医。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政治革新主张,被拒绝,乃赴太平洋岛屿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其间,在国内多次发动起义,均未成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回国,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不久,袁世凯窃取政权,孙中山又长期从事反袁活动,曾发动二次革命。北洋军伐执政时期,他以广州为根据地,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大元帅,誓师北伐。1912年,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会组成中国国民党,1921年,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3年,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改为新三民主义。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

康有为、梁启超〔4〕戊戌变法立宪,受慈禧太后〔5〕之阻挠而一蹶不振。慈禧之所以一意阻挠立宪,乃受中国四千年传统的家天下思想所驱使,为了维护子孙帝业,即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殆至我革命党之力量屡仆屡起,澎湃全国,清廷方图于癸丑(辛亥后二年)立宪,已不及措。后人每有谓“戊戌立宪,万世帝王;癸丑立宪〔6〕,国破家亡”,这实在是对领导失时者之真实写照。

〔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变法,号称“康梁”。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从事著述。辛亥革命后,一度在北洋政府任财政总长等职。“五四”前后,倡导文体改良。其著述涉及面极广,编为《饮冰室合集》。

〔5〕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清代咸丰皇帝妃。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其子载淳即位,年号同治,她被尊为太后,徽号慈禧,与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1875年,同治皇帝死,立其侄载湉为帝,年号光绪,她仍然听政。在经济上采用洋务求富政策,在政治上反对维新派。光绪帝重用康有为等人实行“百日维新”时,她即发动政变,重新干政,幽禁光绪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派。1900年,一度利用义和团反帝爱国热情,对英美等宣战。八国联军入京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之后又迫于联军压力,惨杀义和团,并签订《辛亥条约》。1901年后,实行新政,且以“预备立宪”延缓国内政治矛盾。1908年病死,清王朝亦随其亡而走向覆灭的边缘。

〔6〕癸丑立宪:时称“预备立宪”。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兴起,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也随之影响清王朝政体的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其宪政;次年七月,颁谕实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先采取措施,预备立宪。宣统二年(1910),以各省督抚要求各省之谘议局人民代表请愿速开国会推动,诏原定宣统八年(1916)召开国会,宣布宪法,改为宣统五年(1913)立宪。然辛亥革命已于宣统三年(1911)爆发,清廷覆亡。

中国四千年来君位传子专制的家天下思想,不只铸成了政治的保守,抑且阻碍了物质的发达,中国的贫穷,实以此为根因。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并且十分相信我这个看法。有人说中国文化不注重发达物质,反对奇技营巧,即妨碍了发达物质,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批评。因为中国文化提倡“正德利用厚生〔7〕”,“正德”是以德显能,“利用”是以物养人,“厚生”是美善人生,最注重发达物质。“孝悌力田〔8〕”,即是重农。“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9〕”,即是重工。至排斥奇技营巧,不是指发达物质说,是指在不适于人生处耗费精神说。中国由古以来教民生活,不贵异物贱用物,不作无益害有益,这话反面是打击奇技营巧,正面即是提倡发达物质。惟实现“正德利用厚生”,必须是“天下为公〔10〕”的政治,不幸中国君位传贤只历两代,为时一百六十馀年,即变为传子,一私一切皆私〔11〕。在此君位传子的专制政体下,很难父贤子贤孙孙皆贤,为保持不贤子孙的君位就要忌妒民间的贤能。此所以中国历代民间发明虽多,不只得不到政府鼓励推广,反遭到政府的打击。此等行为,尤其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秦始皇〔12〕统一了中国以后为最。继秦二千年来的政权,做法虽变,但均师其意。盖中国当时无敌国外患,所虑为其子孙君位之害者,就是中国人民,因而一味施行愚民弱民的政策,不只是物质学问不发达,即精神学问亦成了民间的产物,而不是政治的产物。

〔7〕正德利用厚生:出自《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唐孔颖达疏:“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绌嫚,谓之幅利。”

〔8〕孝悌力田:古代乡官名。《后汉书·明帝纪》:“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唐李贤注:“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

〔9〕“日省月试”三句:出自《礼·中庸》。汉郑玄注:“日省月试,考校其成功也。”唐孔颖达疏:“言在上每日省视百工功程,每月试其所作之事。”清郑观应《盛世危言·技艺》:“夫别器尚象,古圣王之所由利用而厚民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劝工之典,并列九经。”

〔10〕天下为公:语出《礼·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希旦集解:“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孙中山先生据此号召实行其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11〕“不幸中国君位传贤只两代”四句:指上古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皆为传贤不传子。而禹传位于其子,遂开启中国政权传子制度。

〔12〕秦始皇(前259—前210):即嬴政,一称赵政。他在位时,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自称始皇帝,以图子子孙孙,以至万世,永传其帝位。由于实行专制暴政,严刑苛法,赋役繁重,且连年用兵,导致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秦王朝在他去世后不久即迅速灭亡。

中国儒家的学问,“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3〕”,是发达物质的最高动力,亦是道德能力精神物质合一的圆满道理。中国由古以来,说人民的幸福,一为寿,二为富,三为康宁,四为修好德,五为考终命〔14〕。富必须加大生产力,正为发达物质的动力,其馀寿、康宁、修好德、考终命,亦均须发达物质来完成。所以说中国物质科学不发达,不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是被君位传子专制政体的政治力量所枷锁。明末李自成〔15〕造反,就是因政府忌妒他富而好施迫成的。

〔13〕“货恶其弃于地也”四句,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篇》。意为人们珍惜劳动产品,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不会将它据为己有;人们在共同劳动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为耻,都能尽全力地工作,却没有“多得”的念头。只有树公心、去私心,才能达到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的境界。

〔14〕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出自《书·洪范》。考终命,指享尽天年。唐孔颖达传:“各成其长短之命以自终,不横夭。”

〔15〕李自成(1606—1645):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陕西米脂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加入起义军,号闯将。崇祯十七年(1644),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旋攻克北京,推翻明朝统治。然不能约束部下,被明将吴三桂引清兵入京后击败。

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16〕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脑力之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16〕八股文:亦称时文、制艺。明清时科举考试所定的文体。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因名八股文。其题目一般摘自儒家经典《四书》,所论内容也应根据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许自由发挥。

我十九岁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17〕。越三年,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个人,其中我和姚以价〔18〕、张维清〔19〕三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公费,其馀十七人是省给以公费。当出国之前,山西巡抚(俗称抚台)张曾〔20〕等所谓五大宪〔21〕(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极尽诋毁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22〕,益念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17〕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属晚清山西巡抚胡聘之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奏请设置,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停办。光绪二十八年(1902),山西巡抚岑春煊在成立山西大学堂时,奏请恢复了山西武备学堂,四年后改为山西陆军小学堂。学堂以培养下级军官为主,学制三年。阎锡山在十九岁这年,与结拜兄弟黄国梁、张瑜以及温寿泉、乔煦、姚以价、荣福桐等人一起考入该学堂。

〔18〕姚以价(1882—1947):字维藩,号龙门。山西河津人。1900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后赴日本,入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山西督练公所任职。1911年10月太原起义时,为第八十五第三营管带,被推为起义司令官,指挥攻打抚署。随即转赴江西、云南等地任军职。1947年授陆军上将衔。

〔19〕张维清:生卒年不详,山西阳曲县人。1904年由山西武备学堂被选为赴日留学军事的学生,入振武学校及东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山西新军测绘队队官。

〔20〕张曾(1852—1920):字小帆,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七年(1968)进士。曾在湖南、福建、广西等地任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山西巡抚。三十三年,遣兵捕杀女革命党秋瑾,为舆论谴责。后调任山西巡抚,曾派五十馀名学生到日本留学,旋称病归家。

〔21〕五大宪:省一级五种官制。指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抚台指巡抚,是最高长官,负责军事、刑狱、吏治等。藩台,也作“藩司”,为布政使的别称,清代为总督、巡抚的属官,专管一省财赋与人事。臬台,按察使的别称,负责考核官吏。学台,学政的别称,负责一省教育的官吏。道台,一省道员的别称,负责行政的官员。辛亥年太原起义前山西巡抚为陆锺琦,布政使为王庆平,提法使为李盛铎,提学使为骆成骧,劝业道为王在贞。

〔22〕中国魂:1898年9月2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看到中日两国之差距,即寻找强国之路,著文办报。尤其注重以“大和魂”的功效,因而探寻塑造“中国魂”,呼吁国人重视历史教育,力倡尚武精神。1899~1902年,梁启超通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中国魂”进行启蒙宣传,于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如,1899年的《中国魂安在乎》、《东籍月旦》、《论教育当定宗旨》等等,都是苦寻“中国魂”的有名文章。其中最有名,也是最早提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文章当属《中国魂安在乎》:“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欲将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1902年,梁启超在历史学新著作《新史学》中更认为,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是“帝王将相之家谱”,少数人的“墓志铭”。1902年,梁启超将有关塑造“中国魂”的文章,结集为《中国魂》,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斯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导革命,我闻其说奋然兴起,即由结识而参加其所领导之革命运动。翌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我们参加革命运动之同志,均为同盟会会员〔23〕。我开始参加革命运动,距我到日之初仅仅三月,而我个人对革命事业之背向,则自觉判若两人。我由此深深感到为政不可落后了时代,如落后了时代,则所培植之人才,皆为崩溃自己之力量。清政府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批之留学生二百六十馀人,超过前五批的总和,不能说不注重留学生了,但参加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的,也多是我们这第六批留学生,这完全是清政府领导失时所致。

〔23〕均为同盟会会员:指阎锡山等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阎锡山1904年赴日留学,属清政府第六批派遣赴日留学生。他们先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该校专门训练中国陆军留日学生。1906年秋,阎锡山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1909年毕业返国。在日本留学期间,阎锡山听过孙中山几次演讲,并在1905年10月经山西最早的同盟会员神池县谷思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当时主盟者为同盟会领袖黄兴。

我们在日本时,清廷曾要求日本驱逐中山先生并禁止革命书刊,日本政府未予接受。当时留学返国的革命同志,被清廷残杀者屡有所闻,我们即从日本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凯〔24〕与南洋大臣端方〔25〕,要求他们停止残杀,如不接受,即不惜以一万革命同志的生命来换他们两人的生命。我们返国之后,一则因清廷建立新军〔26〕,须以留学生为主干,一则因我们对袁世凯、端方的神经战,使他们有了戒心,于是这一批留学生很快的都在清军中取得职位。

〔24〕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早年投在淮军吴长庆手下从军。1895年参加维新团体强学会。戊戌政变时,出卖维新派,获慈禧太后宠幸。1901年,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扩张其势力,形成北洋军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凭借其势力及帝国主义支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并以武力威胁孙中山让位,又挟制清廷宣统皇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解散议会,篡改宪法,并在1915年12月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即皇帝位。因此国内反袁称帝,蜂起云涌。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6月6日,忧惧而亡。

〔25〕端方(1861—1911):清末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曾在陕西、湖北、湖广、江苏等地任巡抚,署两江总督。1905年出国考察政治,次年回国,建议预备立宪。1911年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州(今四川资中)被起义军杀死。谥忠敏。有文采,善收藏,著有《端忠敏公奏移》、《匋斋吉金录》。南洋大臣,为南洋通商大臣的简称,与北洋大臣相对,负责江南通商外交甚至海防事务。然端方履历不见有任南洋大臣之记述。或南洋大臣应由两江总督兼任,故阎锡山有端方任南洋大臣之说。

〔26〕新军:清末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建立的新式陆军。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袁世凯以胡燏棻在天津小站训练的“定武军”为基础,扩编为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其任两江总督时练新军。之后,新军逐渐扩展成清军的主要部队,并以北洋新军为中央军,由袁世凯掌控。而各省新军则多有被同盟会等反清势力控制者,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重要军事力量。如阎锡山回国后不久即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故他说:“于是这一批留学生很快的都在清军中取得职位。”

曾记得加入同盟会的誓言中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我对平均地权这一句话的意义不甚了解,有一天向中山先生请教。他告诉我说:“平均地权的‘权’字,不是量也不是质,这也就是说,不是说地亩多少,也不是说地质好坏,是说他的一种时效价值。”我听了说:“我还是不明白。”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可以说不值一个钱,现在因繁盛起来,一方尺地即值银子七百两。”当时我未问一方尺的尺是英尺,还是公尺,但我曾问:“美国也是花银子,说两数么?”他说:“不是,美国的货币,名叫套如。一套如约等于我们中国一两银子。我说一方尺值七百套如,你一定不晓得是什么价值,所以我和你说是值七百两银子。”我说:“那么,你说的平均地权,就是平均这一文不值涨到七百两的地价么?”他笑了笑说:“你说对了。”他继续说:“原来一文不值,今天值到七百两银子,不是人力为的,也不是造化予的,这纯乎是因国家经营所提高,不应当让地主享有,应该由国家享有。”我说:“我明白了。”他又说:“如纽约的这一种事实,世界上太多了。就我们中国说,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都是这样,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我接着问:“商埠码头可以如此,普通都市也可以如此吗?”他说:“凡有此种事实者,均应如此。”我又问:“耕作地是否可以如此?”他说:“耕作地因国家经营提高价值的事很少。”我复问:“因人力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可否归国家享有?”他说:“不可,人力改良的应归出人力者享有。”这一席话历时三十分钟。在此短短三十分钟的谈话中,中山先生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思之尤觉敬服不置。

我加入同盟会之后,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学军事的同志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但应在内部建立一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起革命实施之责。此组织定名为“铁血丈夫团〔27〕”,盖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8〕”之义。参加此组织的二十八人中,山西即有温寿泉〔29〕、张瑜〔30〕、乔煦〔31〕与我四人,其它如浙江黄郛〔32〕,江西李烈钧〔33〕,陕西张风翙〔34〕,云南罗佩金〔35〕,湖北孔庚〔36〕等,都是辛亥前后之革命中坚人物。

〔27〕铁血丈夫团: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内部建立的纯军事干部组织。其中成员以留日学员为主。据说其团员共28人,计为山西何澄、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湖南程潛、仇亮,湖北孔庚、朱绶光、何成浚、李书城,云南唐继尧、罗佩全,江西李烈钧,陕西张凤翙、张益谦,四川尹昌衡,浙江黄郛,河南杨增蔚,直隶(今河北)何子奇。他们后来都成为运动新军,发动辛亥革命的干将。

〔28〕“富贵不能淫”三句:出自《孟子·滕文公下》,三句之下云:“此之谓大丈夫。”

〔29〕温寿泉(1880—1955):字静庵,山西洪洞人。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1年任山西督练公所会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副都督。1936年1月授予陆军中将。1949年建国后,任北京文史馆馆员。

〔30〕张瑜(1883—1914):字玉堂,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后,任山西军政府第四标标统兼北路军总司令、山西督军府参谋长、山西混成旅旅长等职。

〔31〕乔煦:字子和,山西太原人。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本入振武学校,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加入铁血丈夫团。1909年回国,任职山西督练公所。该年入京会试,授陆军步兵举人,后任山西新军第八十六标一营管带,秘密策划太原起义。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后,任前敌司令,增援娘子关,阻击清军进攻,并密会清军吴禄贞,商定一起进攻北京。吴被刺身亡,乔煦曾赴京与段祺瑞接头,试图缓和局势。后遭阎锡山排挤,调任河东军政检阅使,不久病亡。

〔32〕黄郛(1880—1936):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1924年,一度代行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后任外交部部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33〕李烈钧(1882—1946):江西武宁人,原名烈训,字协和。1904年赴日本学习军事,1907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回国,先后在江西、云南从事军事活动。辛亥革命后,被举为安徽都督,次年任江西都督。宋教仁被刺杀后,在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掀起“二次革命”。后历任国民军总参议、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等职。

〔34〕张凤翙(1881—1958):字翔初,河南沁阳人。1902年入陕西陆军武备学堂。1904年日本振武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1909年回陕西,在新军中任职。1911年10月西安起义后,被推为秦陇复汉大都督。次年任陕西都督。之后在国民政府西任参议员等职。新中国建立后,曾任陕西省副省长等职。

〔35〕罗佩金(1878—1922):字熔轩,云南澄江人。1904年入日本振武学校,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云南新军任职。1911年参加云南起义。1912年授中将,参加护法运动。曾任云南、四川军政要职。1921年,参加驱逐唐继尧。次年唐返回昆明,罗佩金在双金坡被杀。

〔36〕孔庚(1971—1950):字雯掀,湖北蕲水(今浠水)人。阎锡山留日同学。回国后,在吴禄贞部任职。吴被刺后,投阎锡山。1912年授陆军中将。曾任大同镇守使等职务。1921年后离开山西,在湖北等地参政。1948年寓居武昌。1950年11月病逝。

我在日本留学,于东京振武学校〔37〕肄业二年半,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东京士官学校〔38〕肄业一年半。振武学校是从第六批中国留学生起,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的。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亦不与日本学生同住,且上课亦不在一起,因为日本有若干秘密,是不愿让中国学生知道的。在此五年中,我的时间多用于联系革命同志,开展革命工作。暇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39〕、李根源〔40〕、朱绶光〔41〕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曾编著革命军操典与革命军战法。革命军操典注重编制之改善,革命军战法则注重夜战,均为适应回国革命而作。实际用于功课的时间不及其半,故每逢考试,辄以意为之;尤其算术一课,多不按公式计算,虽得数能对,老师亦仅给以及格分数。

〔37〕东京振武学校:原名成城中学,自1903年起专门训练中国陆军学生,故改名振武学校。中国学生在此学习三年(其中一年为实习)后,方能经过考试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38〕东京士官学校: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专门培养陆军基层干部。山西籍的何澄、阎锡山、黄国梁、乔煦、张瑜、姚以价、温寿泉等,都曾在这所军校学习军事。

〔39〕唐继尧(1883—1927):字口赓,云南会泽人。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于1911年任云南新军管带,率军在昆明起义,任云南军政府军政部次长;1913年继蔡锷任云南都督。之后,与蔡锷通电讨袁,又参加护法运动,逐渐成为云南地方军阀。1927年被云龙等威逼去职,不久病死。

〔40〕李根源: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秀才,二十九年(1903)入昆明高等学堂。次年留日学军事,先后毕业于振武学堂与东京士官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长,《云南杂志》社经理。宣统元年(1909)回国,任云南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总办。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发动新军响应,成立大汉军政府,任军政总长兼参议院院长,继任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后参加“二次革命”。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退出政坛,隐居吴中。“吴淞战事”起,与张仲仁等抚伤救民,收殓大批阵亡将士遗骸,葬于五峰山与马岗山。1926年春夏时,游遍横山、尧峰、皋峰、穹窿、邓尉、天池、渔洋、支硎、天平、灵岩、阳山诸山,访古探幽,历时三月,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次年葬母亲阙氏于藏书小王山,建阙茔精舍,经营“松海”十景。1931年,担任《吴县志》总纂,并撰冢墓、金石卷。同时,担任吴中保墓会会长,还创办“善人桥农村改进会”、阙茔小学、成人学校,凿井筑路,绿化山岭,深为乡民称颂。1936年,为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入抗救亡运动,与张仲仁等倡议组织老子军。不久离苏去内地。

〔41〕朱绶光(1886—1948):湖北襄阳人,1886年生于福建。1904年,被选送官费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嗣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绶光入盟,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五年后返国。1925年2月,出任山西都督公署顾问,同时负责创建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阎锡山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后,朱绶光改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和第三集团军参谋长。1929年2月,代表晋系集团任国民政府编遣委员会经理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权。8月24日,兼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10月11日,代理军政部长。1932年出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1936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中将。1937年8月,任长官部参谋长。1939年6月,重庆政府决定成立“绥远省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署”,阎锡山兼任指导长官,以朱绶光为副指导长官。1944年元月,任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官,1945年10月,任湖北省第一届监察委员。1948年2月14日,突患脑溢血不治,于武汉寓所去世。

我留日期间,正值明治维新〔42〕,不论政治上与社会上都是一片振兴气象。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一定有人想尽办法给你送还。

〔42〕明治维新:日本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时期实行的改革强国运动,对内颁布《帝国宪法》,迁都江户,改名东京,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从而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学校时,有一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让我们穿上,然后替我们将衣服洗净熨干,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吃了晚饭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早点睡罢。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叫你们起来,为你们预备早餐,不用你们操心。”

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重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43〕,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44〕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43〕武士道:日本武士遵循的道德准则,即应具有忠勇、节义、廉耻、守信、坚韧等品格,始于镰仓时代。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的等级废除,但仍然长期宣传武士道精神。

〔44〕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1904年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权益而进行的战争,以日本战胜,签定《朴茨茅斯和约》结束。战争的结局导致日本取代沙俄获得在我国东北的支配地位,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作了准备。

日俄战争时为日本军人精神最盛时期,日俄战后即渐渐减退。因为战争一结束,社会党(社会上称之为过激党)的传单逢军人即散,传单上充满了讽刺的话,比如说,你们军人死了许多,为日本换来了什么?无非是军人的荣誉与资本家开发满洲的利益罢了。在此种煽动下,很快的就有小部分军队突营的情形。

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都很表同情与赞助。同盟会的盟友与他们过从颇密,对他们的活动亦多支持。有一次日本社会党人大衫岩,因被日政府下狱,他夫人及其同党人向我求助。我想到中国留学生患病住院,领事馆每日可给医疗费日币五元,我遂佯装患病,经过一位德国医学博士(亦社会党人)诊断,允准住院。我一直在医院住了六个月,把向领事馆领到的医疗费,除了医院费用,所馀九百日元,悉交大衫岩夫人。日本政府那时对社会党人甚为敌视,这位朋友是社会党的活跃人物,因而不幸于日本大地震时被日本政府假罪处死了。

民国纪元前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赵戴文〔45〕各携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时,因知海关检查甚严,乃将赵君所携之炸弹亦集于己身,并向赵君说:“如检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君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我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前列细密,我遂得渡此难关。其后我向赵君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行抵汉口,在一家旅馆中,很凑巧的看到墙壁上有墨笔写的两行字:“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若非革命党人,脑筋中就不会动此感想。回晋后,在家中住了五天,即到五台山周围各县与雁门关内外旅行,向各处学生、教师、商人、僧侣运动革命,历时三月,复赴日本。

〔45〕赵戴文(1866—1943):字次陇,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19岁入太原晋阳书院,27岁入令德堂学习。1904年,以山西大学堂教员身份,赴日本宏文师范深造,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与阎锡山回国,先后在晋阳中学等处任教员等职。1911年10月29日太原光复后,任都督署秘书兼将校研究所所长,旋任督署参谋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参议。1928年12月特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次年任监察院院长。曾坚决反对阎锡山发动中原大战。1936年,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次年兼任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坚决反对阎锡山与日本人勾结。1943年12月27日去世。

其后在弘前步兵三十一联队实习的阶段,看见上海报载,广东钦州被革命军占领,兴奋之馀,即向联队提出因病请求退学之条呈,因为那时我的革命军战法已经编成,急欲亲往钦州参加革命行动,对我的革命军战法实际作一试验。结果日本联队长未批准我的退学请求。当批驳之条呈发下,又见报载钦州已被清军克复。于今思之,方觉我当时的举措未免冲动。

民国前三年(清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返国,绕道朝鲜旅行,经京城(今韩国首都首尔—编者)时,适逢朝鲜大臣下朝,人人皆沿墙边小路而走,且每行数步,即掉头向我窥视,其状如鼠之畏猫然。因我穿的是西装,与日本人无大分别。一望朝鲜大臣之可怜模样,即知其在路上常受日人凌辱,以故未敢坦行,亦未敢直视。住旅馆后,朝鲜报社记者来访,最后含泪无言而别。至平壤,见有一座建筑崭新的楼房,经询问获知为妓女学校。我当时深感亡国之民,生命财产廉耻均无以自保,因而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向山西人民普遍讲述亡国之可怕,大声疾呼的提出“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口号。为进一步使省人以目睹事实自警警人,曾发动山西各界人士组织韩国参观团,由冯曦〔46〕领导,前往韩国参观。他们于回国后曾将参观报告印散山西全省人民,以是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46〕冯曦(1880—1960):字子和,山西代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历任山西省议长秘书长、六政考核处处长、村政处处长等职。1928年10月,任绥远省政府委员。1931年12月至1938年10月,任绥远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后赴重庆,以诗文自娱。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内蒙古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紫禾诗抄》。